《萨碧楠-魏恩波》一书上网的前前后后

 

读经:“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祂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以弗所书11718节)

“你们要靠作主、依赖祂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要穿戴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要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从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

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以弗所书61017节)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书1558节;另见彼得后书3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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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我将《萨碧楠-魏恩波》这本记录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残酷迫害下是如何的信靠主,用她脆弱的生命来捍卫她的信仰,为主受苦,行天路历程的书给一位大陆家庭教会的信徒看(他刚以访问学者的身分来到美国)。第二天,他流着泪说:“我们心里其实也很爱主,可谁不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被抓了同事们笑话不说,谁不担心一家人的生活无着呢?”

“萨碧楠没有亲人,她不懂感情,她的行为没能回答你的问题么?”

“她明白 神的旨意,有圣灵引导她,我不清楚 神对我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说对我个人的计划;牧师们告诉我的都有道理,可都不一样,我真的不知道圣灵的感动和引导是什么?”

“弟兄,你叫我怎么说呢?就是说‘都有道理’的结果,是使你找不着 神了。可是,神岂是在人的嘴里呢?神是活 神,就活在你敬畏的心里。天下人同读一本圣经,各人有各人的解释,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自己解的经是最符合圣经的。那么,你该听哪一派的呢?你若认为人际关系重要,得罪不起,就一条心去听他们的吧,免得既得罪了人又得罪了 神,弄得两头都不是。你若记得 神是可畏的(哥林多后书511节),且要照行为来审判我们;你自然就看到了 神对你的旨意,就是你所说的‘个人计划’圣经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你了(马太福音1624-27节)。然而, 神计划的再好,还要我们肯顺服,肯付代价。不懂圣经的还好,不会使别人也下地狱。懂的人不顺服,不愿付代价还不说,必然会从圣经里找出一万条理由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贴金。不过,他们的行为只要用神的“显微镜”,就是耶稣的行为来一比一照就现了原形。我们是信 神,不是研究 神。 神也不是要帮我们在这个世上谋求好日子,好更贪恋世界;乃是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要我们换心,彻底地改变自私、贪婪而且诡诈的本质,要我们以耶稣为榜样,走天路,就是背起十字架走舍己的路。”

“我回去会读经祷告的。”

后来这位弟兄用了几天几夜的时间居然把这本书打出来了,感谢主!他想借在美学术交流的机会找到愿意帮助家庭教会而不是三自教会的人,便在媒体和网站上查找,所幸很快就找到了;便怀着“主内弟兄”的情感把自己的事告诉了对方。后来发现对方言行不一,便进一步查找对方的来历,原来此人是党派出来读神学的(秘密力量),清清楚楚地写着竟没引起他的注意,反而起到了麻痹作用。这才使他意识到暴露了自己的身分,等于断了回大陆的路。他只好实实在在地把一家人交托给主了。这位弟兄以往的年薪是6位数的人民币,顷刻间便一文不名了,这就是实实在在为信仰付出的代价。如今他是已是我们的同工,他把自己变成了专门帮助家庭教会的基督徒。

 

我们应当懂得,基督徒的平安是住在耶稣基督里的----灵里的平安,不是建立在物质上的平安。那是心里没有 神,没有信仰的人所求的平安,因为财宝是他们唯一能依靠的东西。基督徒的依靠是 神,指望是神,平安的来源也是 神,不可掺杂任何的物质因素,更不可以物质供应来印证是不是 神的旨意和作为。 神在哪里呢? 神是个灵,祂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神把自己的独生子舍在十字架上,要感动人类离开罪恶,真心悔改!又赐无愧的良心与自由意志给人,让人在绝对自由的环境下选择走悔改的路,还是走死不悔改的路(就是进天国还是下地狱)。以整本圣经的教训和圣灵来感动我们,又用现实环境启示的方式,用慈爱、宽容和忍耐;实在是不厌其烦地来带领我们,给我们讲道理,启发,激励!以至警告祂所爱的儿女们!然而,我们的 神不勉强人,绝不强迫人; 神喜悦我们凭信心紧紧地抓住祂,宁死也不松手。

勿庸置疑,真正的基督徒是不怕苦难和死亡威胁的,连死都不怕,还在乎什么呢?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怀着神所赐的,谁也夺不走的平安在世上为主作见证。我们都有疲惫时特别想睡觉的感受,要充电,睡觉是一种极大的享受。然而抵挡 神的人把神的儿女们抓起来毒打,不许他们信主,不让他们睡觉,极其恶毒的折磨他们。我们生活在美国的基督徒是挺身而出,还是见死不救呢?我们等了将近四年,竟没有一个牧人来同情,怜悯一下被他们称为弟兄姊妹的;人若不肯站在为主受苦的一边,便只能是站在神的仇敌一边;不然站在何处?面对家庭教会所受的大逼迫,一些人的冷漠,伪善已经到了天理难容的地步!自己迷恋世界,岂可拯救他人的灵魂?他们使羊群离开通向天国的十字架,往火坑里带。耶稣及其门徒救人,都是亲自走舍己的路,以身作则,作门徒的榜样表率,不是说一套做一套。面对受当代法老虐待的弟兄姊妹,我们心里到底有没有愧呢?若是有愧,还有救;若是连愧都没有了,那里面是什么灵呢?让我们直接从圣经里寻求神的旨意吧。

 

读经“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提摩太前书412节)

“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就当将这样的心志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彼得前书122节;211节;41节,19节)

李 世 雄

2004825

 

注:《萨碧楠-魏恩波》的版权属于香港“先锋出版社”。

 

 

萨碧楠·魏恩波

 

内 容 简 介

 

萨碧楠·魏恩波为着信仰先受迫害,继而入狱,书中叙述她在狱中受苦的情况。在她丈夫被囚十四载期间,魏恩波太太更毅然肩负地下教会的艰险重任,与奋力抵抗黑暗的势力。

 

萨碧楠·魏恩波

一九四八年,苏联大事宣传铁幕之后享有宗教自由;与此同时,魏恩波及他的妻子在罗马尼亚因基督信仰而被捕。

本书乃萨碧楠多年奋斗的真人真事。为了营救夫婿,她多方奔波,最后自己也被捕入狱。最重要的,书内记述她不畏强权的恐吓,并傀儡教会的迫害。她对地下教会的工作努力不懈,作出种种感人的贡献。


 

 

     

 

《为主受苦》的作者魏恩波弟兄入狱不久,他妻子也相继入狱。遗下一名十岁的儿子,寄人篱下,受人奚落。幸得爱主的肢体援助,才免受政府迫害、无神思想的攻击并共产主义的摧残。

在狱中萨碧楠·魏恩波尝尽种种疾苦,历尽妇女所受的折磨。在苦难中,她同时经历到主的怜悯、同在,亲身体验  神恩奇妙。她本着以善胜恶的精神,先后带领多个共产党员、出卖基督徒的、虐待她们的人,一一归向基督。牢狱生涯给她许多的启发,把人生的迷难逐个打开。相信能使读者得到更丰富的体验。

获释后的萨碧楠除了肩负家庭担子,还有地下教会的重任。仇敌在事奉上的唬唬追迫,无孔不入的诡计,官方来的逼迫,只塑造出一个近代的底波拉,她为  神而活,奋勇作战,打败敌人,把荣耀归与  神。

谨以此中文译作献与每一位忠心爱主的姊妹和母亲!

 


 

 

 

第一部份

1.   前路茫茫

2. 笑里藏刀

3. 神秘失踪

4. 不明不白

5. 不见天日

6. 顽石点头

7. 满嘴承诺

第二部份

8. 惶恐初入运河营

9. 痛不欲生加撒夜

10. 龙蛇混杂公里四

11. 天阴地暗多瑙河

12. 陋恶败坏显人心

13. 烈日不饶苦干人

14. 惊心动魄火车旅

15. 谈虎色变提古讼

16. 臭气薰天猪农场

第三部份

17. 守得云开回家去

18. 以攻为守复失地

19. 温暖家庭险破碎

20. 恐怖浪潮重复至

21. 投奔自由觅援手

 


 

 

1        前路茫茫

一九四四年夏天,德国希特勒的权力开始瓦解,百万苏军进驻罗马尼亚。我们到七号电车站迎接首批到达布加勒斯特的士兵。

那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天,气温炎热,万里无云,枪声不再。我们听见的只是田园远处传来阵阵的教堂钟声。

我外子是战时牧师,他在罗马尼亚囚营中认识了很多苏联人。外子说,这些人本性虔诚,虽然经过了二十五年的无神论洗脑,民族性仍然不改。

“我们必须出去,”他说:“向苏联人传福音是一大乐事。”

我们走出郊区的岔路,见到一簇红旗,是本地共产党人拿着的。他们从隐藏的地方出来,要迎接“光荣的红军”。他们用怀疑的眼光望着我们,因当时多数人民一见这些解放勇士都避之则吉,虽然布加勒斯特预备了一个官方的欢迎会,但参加的人却寥寥可数。

理察年青英伟,肩宽高大,他坚定的信念,流溢出一股自信的气质。我站在他身旁,高度只有他一半。我边微笑边想着,战争完结,现在大家又是朋友了。

在一处阴凉的地方,有两三个罗马尼亚的长官正在等待,紧张地重复着一些俄语的对白。他们是给陌生人送古老礼物而来的——一块面包和一把盐。

各人凝视着那条空空车道,不知道期待的是什么。苏联人现在是我们的盟友,但苏军又是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并以强奸抢掠臭名昭著。

这时候,路的尽头出现一名骑自行车的男孩,拼命的冲着过来。

男孩高叫道:“他们来了,苏联人来了!”

共产党人员立刻列好队伍,举起下垂的红旗。那些在首都拟定庆典的长官,在烈日之下肃立,好像快将献上的祭牲。先到达的是声音隆隆的摩托车,然后是首批坦克。

炮塔上突出红星头盔,共产党人员用颤动的声音唱出“国际歌”。碎石路在侵略者的重量下震动,最后这巨大的脚步慢慢停下来。

带头的坦克屹立在我们面前,车身是泥灰色的疤钢,巨大的炮管向天指着。欢迎辞致毕,一名长官弯着身接过所举起的面包和食盐。他望着那块黑面包,好像会爆的炸弹,然后咧嘴而笑。

站在他旁边的年青军官望着我,笑着说:“甜心儿,你有什么送给我们?”

那天,出到街上的只有几名妇女。

我说:“我带给你们一本圣经。”我把圣经送过去。

“面包、食盐、圣经,我们想要的是喝一杯!”他哈哈大笑,把头盔向后一推,金色的头发在日光下闪耀,“无论如何,谢谢大家!”

金属履带咬着路面,引擎冒着阵阵黑烟,坦克走过的声音灌耳欲聋。我们被薰得咳嗽,眼泪直流。

从电车站回家的途中,我们看见苏军抢掠:酒一桶桶滚上人行道,鸡肉、火腿、香肠都被扔进袋里。

士兵兴奋地指着市内店铺的橱窗。那里布加勒斯特不过剩下她那凄凉的空壳,但对这些高大的苏联孩子来说,已是富不可挡。我们外出时,理察遇见人就跟他谈道,但得到的唯一反应是:“什么地方有伏特加?”因此,我们回去再从长计议。这些可怜的灵魂是 神所失掉的,他们竟用灵魂来换取地上的乐园,却不知永远得不到满足。

有一件事是人人都知道的,就是:纳粹的恐怖终于过去。人民希望苏联人会冷静下来,不久也和平地离去。很少人想到,一个新的和更长久的苛政才刚开始。我们刚走上一条引进监牢的道路,路上的标志是友人的坟墓,这些我们都必须懵然不知。结婚前,理察曾警告我:“你跟我结婚,是没有好日子过的”,当时我并不相信他的说话。

那些日子我们很少想到 神,也很少关心别人。我们不想有孩子,我们只想及时行乐。

后来,我们成为基督徒,理察替挪威、瑞典、英国的差会工作,他当了牧师,在普世基督教会协会中也有差事,他到过很多宗派教会传道,也到过酒吧、妓院和监狱传道。

苏联人来的时候我才三十一岁,那时理察正是一位远近驰名的传道人和作家。因理察是犹太人又是基督徒,在罗马尼亚由希特勒的傀儡安东尼斯古上将所领导的法西斯集团的统治下,他受了不少苦。他曾被捕三次。我们二人与其他一个犹太人曾在军事法庭上接受审讯,罪名是“举行不法的宗教活动”。当时,有一名罗马尼亚的妇人走到警察局,对警官说:“你们拘留了我的犹太弟兄姊妹,要是我能与他们一同受苦,我会感到十分荣幸。”

话未说完,她已被捕,与我们关在一起。 神赐给我们很多这样的朋友。他们好像化成人形的天使,昼夜不断为我们工作,又在我们生命的第一道弯道出现。 神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天使,使用他们来塑造我们。

在东正教里有一名具影响力的神甫,是安东尼斯古的宠信,我们受审时他却为我们辩护,说我们是他在基督里的弟兄。一名德国浸信会牧师费易查和其他人也替我们作证,说我们为基督教做过大事。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使法官丢脸,后者明知我们是无辜的,也只好把我们释放。

每次当理察有麻烦,有三位朋友会不顾一切的替他出面求情。他们是素谦牧师和师母,并他们介绍我们认识的瑞典外使利达史华先生。若不是他们多次出面调停,理察可能要在狱中渡过整个纳粹时期。外使先生最具影响力,因为安东尼斯古上将需要瑞典的中立外交关系,与莫斯科保持接触(他早料到自己的盟友希特勒最后可能打败仗)。有一次,在搜捕犹太人的行动中理察被抓,囚在劳改营中工作,利达史华提出强烈抗议,把理察救出。他帮忙我们,不止一次。

希特勒时代,布加勒斯特市算是幸运。许多省份都发生过恐怖的集体屠杀,但布城没有。在依亚司,一日内被杀的犹太人有一万一千。也许在布加勒斯特有十个圣经所说的义人,因而救了所多玛和蛾摩拉免于灾难。我们听说在达西市有七名年青犹太女子仍然生还,住在挪威传道人奥嘉姊妹那里。她曾带领这些女子信主。但我们用什么方法在屠杀前把她们偷运来布加勒斯特呢?那时候,犹太人是禁止越境旅游的。

有一名基督徒朋友是在警队工作,他借口把这些女子逮捕,递解到首都。我们到火车站与她们会面,带她们到家里安全的地方。另一名青年男子与他的女友也从这个地区来到首都与我们住在一起。在后来的日子,他们带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和安慰,尤其是那名青年男子。当我被捕之后,他便成为我的接班人。

“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当时我们决心要营救这些妇女子,使她们不致被屠杀。但许多人为了明哲保身,免受牵连,便逃避了他们基督徒的责任,容让千万可能获救的人死亡。有数以万计被放逐的犹太人,其中包括我的一家,因得不到接济而丧命。他们住在接近沙露域司的前线城镇,适逢冬天,许多俘虏因寒冷倒毙雪中,有些因饥饿而死,剩余的都被士兵杀掉。我的父母、弟兄和三位姊妹,并许多的亲戚朋友都没有回来。时至今日,回忆尤如伤患,每次接触都流出血来。犹太人的历史就是满载着这类令人痛苦难忘的事。每个犹太人内心的深处都刻着这种回忆。这种回忆能使他们忘掉自己,与其他国家同遭一样悲剧的人同哭。

纳粹主义被推翻时,我们的独子米海只有五岁。但他所经历的远远超出正常日子的孩子能忍受的。恐惧和死亡处处,他什么都见过。我们的住所是个聚会点,每晚人们都走来倾诉他们的困难。米海常在旁聆听,他早已学了许多人间疾苦。理察经常教导他,给他说故事。米海崇拜父亲,虽然父亲经常忙于差事,但每天仍然找时间跟他谈话,一起游戏。有一次,理察给米海讲施洗约翰,解释一个人如果有两件外衣,应该送一件给那没有的。米海说:“爸爸,你有两件西服啊!”理察说:“是啊。”他刚买下多年来的第一袭西服。“你可以把新西服送给昌仁斯古老先生,他常常穿着那馊臭外套。”理察答应他,米海也就满意地上床睡觉。米海对人说的话非常认真,往往经过深思熟虑才下结论。他对父亲的工作十分留心。理察带领人信主的工作有时对米海产生第二作用。米海很喜欢这些初信的人,因他们给他玩具和糖果。

战时我们搬进一所较小的住所。新楼房的邻居反犹太情绪相当高涨。这种憎恨在罗马尼亚人扩散,甚至在基督徒中;尤其基督教的高级神职人员更把憎恨热化。很少人不会向这种敌视屈服。

在我们住的院子,张贴了铁腕领袖哥利流-郭得诺的大海报,区内每件事都标记着反犹太。“犹太人”三个字印在我们的身份证上,也印在我们心上,使我们感到很不自在。可是理察却逐家逐户去打破僵局。他深信能够赢取灵魂,他的信念不轻易受到人的冷嘲热讽或野蛮的行径所摇动。他懂得对不同的人说出不同的合宜话,警告他们  神的刑罚快到,却不会开罪他们。他懂得讨人欢喜又懂得逗人开心,可是他说话十分直接,他那双蓝眼睛能探进人的灵魂深处。

理察的工作进行得很有步聚,他首先由我们的新业主开始,然后向一个一个的邻居。开始时,他先令他们笑。

住三楼的彭霍理斯古先生,火爆地骂:“你们犹太人没做过一件鬼东西是好的!”

理察站在他的客厅中回答:“那座缝纫机不错啊!什么牌子?胜家!等一等——它不是犹太人发明的吗?彭霍理斯古,要是你真的认为犹太人是如此脓胞,你最好还是把缝纫机扔掉!”

在我们的平台对面,住着一位尖酸刻薄的中年妇人佐治斯古太太,常骂“那些鬼犹太人”。但不久她也向理察倾诉自己命苦。她丈夫离开她,年轻的儿子又十分野性,她怕儿子会染上性病。理察答应她跟她的儿子谈话,给他帮助。

“要是他真的染上什么,”理察说:“这些病现在都能医好。虽然疗法是犹太人发明的。”

他解除了他们的偏见,然后向他们传福音。不久他们开始改变。我们遇见一种新的礼貌,继而是热情。郭得诺的海报被人拆去,换上了圣经金句。在那幢小楼房,当外边的仇恨有如地狱的疯狂时,里头却是另一个世界,充满友好与和睦。

有一位新朋友,是个警察,他有一辆摩托车。以前他醉酒虐妻,直至理察向他传福音,基督赐他一颗新心,他整个人便完全改变。他常用摩托车载米海兜风。摩托车在那些日子少之又少,米海真的快乐极了。

空袭的时候我们不准离城,因为犹太人是不准远游的。可是那个警察却带米海出去,住在郊外的朋友家中,直至空袭完毕。如果有人怀疑,米海会说出自己古典的罗马尼亚名字约翰·韦拿特。这种冒险的经历往往令米海兴奋不已。

米海听过很多残酷痛苦的故事,但在这所房子,他也学会了许多善良。四周环绕着他的只是朋友,从他们的爱,米海学到许多功课,给他日后带来很大帮助。

我的好友安露莎,一日到我家喝咖啡。她来自挪威,个子矮小,皮肤雪白,样子长得漂亮,个性开朗,说话滔滔不绝。

“噢!这些苏联人!你有没有听到我们跟莫斯科的新交易?他们拿走我们所有的麦子,现在又要取去我们所有的石油。昨天我看见一名红军,每双手臂戴着三双腕表,是他们向路人取的,就好像收公共车票一样。”

她笑着,但对国家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好笑的事。苏军抢掠了价值数以亿计的货物,克里姆林宫又来了命令,我们的军舰、商船队,一半的铁路机车与车厢,和所有的汽车,都要送到苏联去。商店被抢掠一空,到处都是轮候的队伍。但斯大林答应,当德国被打败后,红军自然会离去。也许事情很快就会恢复正常。

“萨碧楠!让我们转个好一点的话题吧!我听过你在妇女协会的演说,你不当律师真是世界的损失!你讲得实在太好了,你丈夫也讲得不错,这么多的历史啦、艺术啦、哲学啦,两小时不是有点太长吗?在挪威我们不习惯这么长的讲道,可是对我来说,我只希望他继续讲下去。”

安露莎喜欢说话,她来是要取一叠我们教会的刊物——《朋友》。法西斯曾禁止出版,现在弟兄姊妹希望合力把它复刊。

我们曾短暂享受宗教自由。独裁者安东尼斯古被带到莫斯科接受审讯,然后解回来枪毙。东正教的高级领袖曾向犹太人和清教徒施以暴虐,现在他们已丧失了他们的绝对统治权。

我们终于获得一个民主的政府,为要讨悦苏联人,姑且让共产党员在政府中占几个职位。根本很少人会想得通前面的道路。

他们说:“毕竟这国家有人口二千万,可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却填不满一个足球场。”

大战期间,我们一直援助被纳粹党蹂躏的受害者:包括集中营内犹太人、屠杀剩下的孤儿、并那些受安东尼斯古迫害的罗马尼亚基督徒。我们给匈牙利犹太人组织送出第一批的援助,又给另外的少数民族吉普赛人帮忙。

但现在有一个新的小数民族诞生,昔日的猎户变成今天的猎物,德军撤退时遗留下来的残兵挣扎求存,有许多已赔上性命。

我们与纳粹党绝对水火不容,他们杀人如毛,把多个国家蹂躏,使城镇变成废墟;又将我们的亲朋好友扔进熊炉。但现在他们战败,再无法逞凶。大部分士兵就像我们一样,成了战争的受害者。他们既饥饿又恐惧,我们无法拒绝伸出援手。

别人说:“你们竟为凶手冒险,真是愚不可耐。”

  神永远是站在受迫害的那边。”理察回答。被人像野兽般狩猎的不单是匡田博文集团(效忠希特勒的组织),也有那些在星期天下午穿着啡色衬衫巡游,又奉命成为士兵的 儍孩子。不是每个人都胆色过人、宁死也不参与纳粹屠杀行动的。反犹太主义在德国和罗马尼亚盛行时期,那里不是存在一小撮的人,冒着生命危险,营救犹太人吗?为什么因为一个希特勒和他许多的跟随者,而憎恨所有的德国人呢?

圣经告诉我们作犹太人的真正意义。圣经中希伯来(IVRI)一词在语言学上的意思是站于另一边。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希伯来人,他也是活出这词真实意义的第一个人,他站在另外一边。当时人人都跪拜偶像,亚伯拉罕却敬拜永生  神。当有人发誓要报仇,要给邻舍以牙还牙时, 神却赐给一些人以善报恶的能力。

有一次,三名德国军官在我们的小屋躲藏,小屋是个黑暗的车房,被雪半埋。我们给他们食物,晚上又替他们清理便桶。对他们以前的暴行,我们恨之入骨,但我们亦曾是受害人。现在我们跟他们讲话,希望能减轻他们被困的痛苦。

一天晚上,我去探访他们,他们的上尉说:“我一定要把我心里的想法告诉你。你知道窝藏德兵是死罪。可是你却明知故犯,而你又是个犹太人!我一定要给你知道,当德军卷土重来,重征布加勒斯特的时候,这只是时日的问题,到时我决不会待你们像你们待我们一样。”

上尉用奇怪的目光望着我,我认为我应该给他解释,便在一个翻转的箱子上坐下,说:“我是主人家,你们是客人。我的家人是被纳粹所杀,虽是这样,只要你们一天是在我的檐篷下,我不单要保护你,还要以客相待。你们是会受苦的,圣经说:“流人血的,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个身上。”我会尽力保护你们免被警察抓去,但我保不了你们逃离  神的忿怒。”

“废话!”他回答。

他拍拍我的肩膀,我立刻缩开,因他的手流过无辜人的血。他抱歉道:“我并非心怀不轨,我只是奇怪为什么一个犹太女人肯为德国士兵冒生命危险。我并不喜欢犹太人,我也不惧怕  神。”

“我们谈到这里为止罢。”我说:“我只记得旧约的一句话,‘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

听完后他似乎有点莫名其妙。

“那是几千年前的事。要是你的祖先在埃及受苦,又与你们何干呢?”

我回答:“在  神看来,千年就如一日。智者告诉我们,我们储藏过去的经历,尤如记事册。在不知不觉中,我们把往事重写。我们不认识它们,但它们地在操纵着我们的感觉和判断。”

“再者, 神说得很有道理,不可亏负寄居的;不竟我们都是寄居的,彼此各不认识,------甚至对自己也不认识。”

“等一等!”军官说:“犹太人向德国人和全人类犯了滔天大罪。我是诚实才当着你的面说。可是你一定看我们为杀犹太人的凶手,你会宽恕他们每一个?”

我回答得十分恳切:“甚至最坏的罪都可以藉着相信耶稣基督得赦免。我没有权柄赦免你,要是你悔改,耶稣便能够赦免你的罪。”

这时候外边传来踏在松雪上的脚步声,我透过缝隙往外望。看见只是隔壁耳聋的看门老人。上尉点着一根理察给他找来的香烟(虽然理察讨厌吸烟),他深深吸了一口,然后把香烟递给他的朋友,说:

“魏恩波太太,我不能说我了解你。但是,也许人若没有你所说的这种以善报恶的恩赐,杀戮必定会毫无止境。”

当我站起来要离开时,他们也矗立微微鞠躬。我把他们的肮脏衣服放入购物袋,便离去。

这些人最后安全地超过边界,回到德国。但数以千计像他们的人却被围捕被抓去,在苏联劳改营过了一些日子便死去,要是他们与苏联的基督徒同囚,他们可能会学多一点有关救恩的事。

那时候每个德国人都必须除掉自己的纳粹军服,明哲保身。这些裁剪一流,钉着徽章和奖章的军装,是他们曾经一度引以自豪的。现在要他们换上我们给他们的平民衣服,实在叫他们难以接受。

这时候,理察开始把苏联士兵带回家中,给他们传讲基督。其他人认为该把他们赶回祖家。

“萨碧楠,你要认真小心!”安露莎提醒说:“要是两支军队在你的家中相遇怎么办呢?”

我们尽量小心,免得这事发生。

理察开始进入红军兵营,假扮买卖黑市廉价表。廉价表引来人围观,没一会儿,理察便把话题从讨价还价转到圣经上。

“你不是为表而来的,”一名年纪较长的说:“你想告诉我们有关圣徒的事。”

理察讲的时候,突然有人会用手放在他的膝盖上,这是警告。

“快讲表,告密的来了。”

在红军军营里到处都是告密的。他们四出侦查自己的同志,把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向上级报告。年轻的士兵对于  神一无所知,他们从来没见过圣经,亦没进过教堂。现在我才明白为何理察说,给苏联人传福音有如“地上的天堂”。

我找到一些受过教育又懂得德语或法语的人,给他们讲解信条。

“信条是用‘我相信’开始。它不像党的命令,告诉你该想些什么。信条说,你必须要成为一个‘我’,有你自己的个人。你必须自己思想。”

“军队是以最缓慢货车的速度前进。人若要在人群中前进,就要以人最慢的速度行进。基督呼召你走出人群,成为一个个体。人最大的权利是,能说是与不是,有自己的选择,甚至对  神也是一样。”

看见人对真理醒悟实在是一件美妙的事。

这传福音的工作动员我们教会大多数人参加。为了误导罗马尼亚官方检察的视听,我们用俄语印了数以千计的福音。红军外出都是一群一群,很难找到机会向他们单独传福音。但我们发明了新的战略。军队乘火车由镇过镇,火车同时是用来运货的。当一辆火车开始上落货物,士兵便下车坐在月台等候,往往要等上数小时才继续上路。我们趁着机会,急忙的把福音送出去。

苏兵很多时候会在我们的客房借宿。有一次,同一个晚上来了六个,个个全副武装,事后我要花很大的工夫才把他们送来的虱子除掉。可是觉得不自在的不是我们,乃是他们。他们很久没有住房子,能够暂时离开嘈吵的军营,他们已感到很快乐。可是,离营并没有改变他们偷窃的陋习。两个穿着制服带着乡下脸的男孩,来到门前。

“你们要雨伞吗?”他们问,递上三把偷来的样本。

“但我们是基督徒啊!”理察回答:“我们不买东西,我们有东西卖。”理察邀请他们进来,我送上牛奶。之后,那较年长、头发浅淡的凝视着我,他的年纪不过二十岁。

“是你送给我那本圣经吗?”他叫了起来。

在同一时间,我认出了他。

“你是坐第一辆坦克进入布加勒斯特那位军官了!”我回答。

他仍然留着圣经,放在他的抽屉里,他也读过,解决了一个困扰他的难题。

这青年人叫艾云,吃饭时他告诉我们自己怎样在东欧打仗。在他的队中,有个犹太人,这人就像其他人一样,在没有宗教的背景下长大。

“我们部队有个年纪较大的人,常向这人瞎闹!‘你杀了基督。’犹太人以为他疯了。他从斯大林格勒开始杀人,杀到布加勒斯特。他又怎知杀过谁呢?”

基督的名字对他来说完全陌生。

艾云带那犹太人到我们家里,理察把事情详细的给他们讲解,从亚当开始到启示录。听完后,斯大林不再是他们的神了。

他们经常探望我们。当部队离去时,艾云留下一份告别礼,是一个簇新的电烤箱。

我望着理察,大家心里明白,这具电烤箱是偷来的。

“很漂亮啊!”安露莎喊到:“正是李文斯家所需要的!”这家人刚从奥斯域兹回来,家境清贫。我们把烤箱送了去。偷烤箱是为了报答理察领他们信主,一颗单纯的心灵,会用种种奇怪的途径去表达爱意。若 神真的要审尽人的罪,有谁人能得救呢?但感谢 神,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甚至这样的罪。

理察与他的路德会同工马素谦牧师,开办了一间饭堂接济战争的受害人。而我们住的单位,也颇似间宾馆,经常有朋友和陌生人熙来攘往。很多是释囚,信了主,是另一位朋友米连在狱中热心工作的成果。每星期天与我们一起用膳的人数,从来没有少过十二人。

少女们也与我们一起工作。有时她们在道德问题上寻求辅导。其中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怎样正确地回答,因为那也一直是我的问题。

我十七岁的时候住在巴黎,那是我第一次不受父母的约束。一直以来,我在正统的犹太家庭长大父母管教很严,生活受到种种的规条禁止和抑制。现在我已上大学,我一生中第一位男朋友邀请我外出。他想吻我,但给我拒绝了。我略略告知他我的家庭背景。

那男孩子只问:“如果你信 神,那么造我们双手的 神,不也同样造我们的唇吗?如果我能接触你的手,为什么接触你的嘴唇或拥抱你是错的呢?”

教师、父母没有一个警告过我关于这方面的事,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那男孩又很吸引人,于是我改变我的信念去迎合巴黎的浪漫生活。一个无神的人,可以随意的接吻,又可以喜欢怎样做就怎样做。

他的眼睛他的双手是罪恶的掮客,至于我的眼睛和心灵只成为他的奴婢。

但良心不会永远麻木。问题不停的缠绕着我,为什么女孩子要保持贞洁?这在许多年这后我才得到答案。

作为牧师的妻子通常不谈论性的问题,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不会认为她也曾经历过这类试探。但牧师和师母也是人啊。过去理察和我的生活也不是一样草率放纵吗?信主之后,我们对某些基督徒视为当然的事曾感到不安,对人的本性来说,改造人被视为十分重要。在我们的婚姻上它有时也造成压力。理察为人善良可亲,相貌英俊又能干,我惧怕别人对他的谄媚会使他变心。许多女孩子爱上他,而有一个尤其吸引理察。我必须承认,她实在是可爱,更可说是人见人爱。我眼见理察快要被撕为两半,我设法暗地里帮助他。罪往往是乘虚而入,做妻子的责任就是要在这类危机发生时,紧靠丈夫。

理察没说什么话,但有一天,当他弹唱一首圣诗时,他唱到一句“我时刻需要你”,当时他感到钢琴上的每根弦线似乎都在一起唱,他哭了起来。我用手绕道抱着他,说:“理察,人不是天使,不要太难过。你只不过是人,这些事很快会过去。”事情也真的这样过去了。当理察被捕后,留下我孤单一人,试探也曾经多次临到我。有些时候我几乎向寂寞低头。那些时候使我更了解他的经历。

 

2        笑里藏刀

 

我的家庭一夜之间由一个儿子变成四个儿子,又添了三名女儿。数以千计的犹太儿童从集中营回来,他们用新闻纸裹身取暖,身上穿的衣服都是破烂不堪。我喜欢孩子,因此我们收养了六名,他们也使屋子里增添了不少的快乐。

米海非常兴奋。他说:“妈妈,你不是说过我不会有弟妹吗?你看我现在所有的!”

他们都很可爱,但十分瘦弱。他们曾亲眼看见自己的亲人朋友被杀,最初他们的眼睛都充满着恐惧。

不久,孩子低陷的脸颊开始饱满,开始戏笑玩耍。那些苏联的士兵也喜欢他们,因自己多年没有与家人孩子见面。苏联人往往喜欢在街上跟米海和孩子说话。

“吃糖果吗?”士兵一边给他们糖果,一边用手抚摸他们的小头。孩子微笑着说谢谢。然后把福音送给他们作回报。

这种工作对成人是危险的,但孩子却完全安全。苏联人喜爱小孩,有很多士兵也因此认识 神。米海开始做传道的工作时是五岁。

我们教会的信徒几乎每晚都出外张贴海报,在墙上、大建筑物的门口、公共汽车车身、铁路候车室等地方。海报上印有圣经金句或是福音信息。虽然有朋友因在苏联人中间工作而被捕,但没有一个出卖我们。当共产党员一撕下海报,我们很快又贴回去。我们的一个同工嘉必艾娜,样子长得美丽。她向苏联士兵传福音,没有遇到过困难,她更把圣经送给几位上级军官。可是,有一天她被捕,俄国人把她交给罗马尼亚的自卫队。当好在狱中等候裁决时,有一名男子来见她,问她入狱的原因。她解释后,对方露出微笑。“我会尝试帮你”,他说。过了不久有第二个陌生人出现,打开囚室,带她从旁门出到街上。“快离去,快、快!”她步行离去,重获自由,一路上感谢 神。原来那人正是最近得救的警察局长。

我们见过很多神迹。一位朋友佐治斯古太太生了病,但她不愿意看医生。她属于一个严紧的宗派,该宗派不主张使用人的药物;他们说,医病一定要靠 神。佐治斯古太太一有空便向苏联人传道。后来她被捕,被带到司令官面前。他是个红脸、性情急躁的男人。突然,他大声向她咒骂,她也突然的大量溢血。长官见到血时脸色立刻变得苍白。“扔她出去!”,他大叫。佐治斯古太太就是这样的被推出来。藉着 神的旨意,她得以逃脱。

“我的脚啊!今早我在维多利亚街排队等了五个小时,我得到的就是这些。”安露莎的装着少许咖啡,并一些带灰色的香肠,是我数星期来第一次见的。

那天是苏军解放纪念日。商店里连续两天都有食物。现在货架又再空空如也,橱窗展示着封尘的卡纸皮肉鸡和几个空酒瓶。罗马尼亚正面临饥荒。

除了苏俄的掠夺和勒索外,还有旱灾和失败,数百万人生活在饥馑之中。人们饥不择食,很多人用树叶和树根熬汤充饥。

世界基督教教会送来食物、衣服和金钱,我们负责安排赈灾的工作,素谦牧师和理察开办的食堂,每天在教会会堂供应食物给二百人裹腹。行政工作相当沉重,共产政府又从中作梗,但我们有很多的志愿工人,以至善工能顺利进行。

在我们的计划中,受饥荒影响最大的孩童应先送到布加勒斯特,住在弟兄姊妹的家中。我们收容了一名六岁骨瘦如柴的女童,她来的时候身上穿着她仅有的衣服。我给她营养食物,开始时让她吃加粮和奶的麦片粥。女童却不肯吃,她在农村长大,要求吃她自己的食物——蚂蚂力加,一种玉蜀黍饼,这也是她唯一晓得的食物。我们要态度严厉她才肯尝尝我们的食物,后来她的体重也慢慢增加。

她愈来愈逗人欢喜,有一次她说:“你我爱到秋天。”秋天一到,农民收成新造,她便要返回父母那里。当苏联人占领布达佩斯,我们的差会需要人把金钱送到那里,帮助赈济工作。理察不能离开布加勒斯特,又没有其他人能负上这个责任,我只有去。

“你不能去!”安露莎喊着:“那些苏联士兵一见妇女就发狂,你走到街上便可见到少女被切断喉咙,没有人够胆阻止!”

在太平日子,到布达佩斯的路程并不远。但红军霸占了所有的火车和汽车自用。火车站到处挤满人群,个个人心惶惶,情况混乱得难以想像,一群群被迁徙的饥饿百姓,试图挤上剩下的几个车厢,我找了很久才找到一个角落坐下。火车隆隆的跑了几天,穿过前往布达佩斯的旷野。车内满载着士兵,我是车中唯一的女性。

抵达时,行军的战火还未全熄,偶尔还发生巷战。全城一片颓垣断壁,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计程车,或任何的交通工具。我四处走动,超过冒烟的残垣,找了很久却找不到我要找的人。行军放逐了很多人,这些人再没有回来。另外有些人则在巷战中被杀。最后我找到庄信牧师,他是挪威差会的负责人,又遇上户加牧师,他是个希伯来基督徒,带领一处有犹太人和其他国籍人士的教会。他们都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说,我就好像 神所差的天使从天而降,带给他们在极度饥饿中的及时需要。当从地窖上来的人愈来愈多,食物相对便变得愈来愈少。甚至再没有食物。有一匹在巷战被杀的马,给人分开吃掉。

很多教会的建筑物都被夷为平地,数百的弟兄姊妹无家可归。我带去的帮助受到热烈的欢迎。

我也遇见红十字会在布达佩斯的代表朗连教授,在救援的工作上他永不言倦。离开之前,我与他一同进膳。我对他说:“愿基督报答你所作的一切。”

朗连回答:“有一次我上到电车,才发现自己没有带钱包,不能付车资,当时有一个人替我付了。当我要向他说谢谢时,他说:‘不用谢我,我昨天的处境跟你一样,现在我只不过是在报答昨天替我付车资的朋友。’所以,不是基督要报答我,乃是我给他还债吧!”

从布达佩斯,我再去维也纳。正常时间只需花四小时,但现在却要六天!

一天清早,我找到一辆要出发的火车,车门通道已挤得密密麻麻,车顶也坐满人,简直不可能再容纳任何人。

忽然,我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有一班女孩子挤身在一列货车车顶上。她们都是奥斯域兹的难民,曾经在布加勒斯特我们家中住过。“没有空位了,但我们可以腾出位置给你!”她们笑着说。因此,由星期二至星期天,我们就是坐着在车顶,直到到达维也纳。这个城市也受到严重的破坏,居民陷于饥荒。我联络上一些当地的朋友和基督徒领袖也经历过很多的危险,最后工作完成了,我便回去。

几个星期我完全与家人失去联络。理察告诉我:“我为着你非常担心。我在异象中看见你,也在白天梦中见到你。”当他打开书,他看见我的脸在书上。当树枝碰着玻璃窗,他便醒来,以为我回来了。“我走入深山,”他说:“大声叫你的名字。我好像听见你的回音。”

而我也曾经听见,也曾经回答。我发现自己在那些充满垃圾的街道上边喊边找:“理察!理察!”我们是何等接近。

国家现在由莫斯科管治。但当地的共产党人仍然假扮民主。“我们需要每一份的友谊!”他们说:“信仰的自由?这一点是肯定的。与米高亲王携手成立多党内阁,邀请他作为立宪的君主?为何不可!”说话只是用来欺骗西方国家而已。

一天早晨苏联总理维新新基,阔步走进皇宫发号施令时,共产党的面具随即撕下。军队和警察必须解散。国王必须指派可靠的共产党人担当重要职位,否则------

我们知道,俄国的教会便是国家的工具,这种事情什么时候会在罗马尼亚发生呢?

我正在预备主日崇拜的事情,素谦牧师走进来,神色困扰。

他说:“消息真怪,政府传召要开一个所谓宗教大会。各种信仰和各种宗教都被要求派员出席。会议将于国会大楼举行!有谁听过这种事?他们现在不知要搞什么?”

人人都在猜测,谣言满天飞。很多教会人士相信政府曾经说过的话:“宗教完全自由”。

但理察却怀疑,“现在所发生的事,不是以前在苏联发生过吗!列宁曾大力维护受迫害的宗教派别,直至他得势之后,他的态度完全改变。以后,数以万计的信徒死于集中营内。最初,教会为了息事宁人,只有接受。但随之而来的,是更严重的一网打尽。”

我们与素谦商量,他是差会的总干事,他必须作出决定。

“我们会去,我们会发言。”他说。

照所定的日期,我们爬上国会山。各处代表都来了,他们鱼贯的穿过走廊,挤在大堂的地板上。有回教职工、有犹太教的,有新教徒、东正教徒,约有四千的主教、牧师和神甫,也有拉比和毛拉。

处处挂满红旗,斯大林被正式选为大会的荣誉主席。台上坐着的都是共产党人员;那傀儡总理柏曹高沙和那很有势力的内务大臣腓腓鲁-佐治斯古。

开会前,他们甚至行尊圣仪式。共产党领袖在胸前划十字,然后亲吻圣像,又吻主教的手。

演说开始。高沙(他只不过是莫斯科派来的奸细),解释新罗马尼亚政府是欢迎信仰的,任何信仰,并且他们会继续给圣职人员支发薪金。事实上,他们正计划提高薪酬,这消息得到热烈的掌声。

神甫和牧师回应,一个跟着一个,答谢政府对宗教的关心。既然国家器重教会,教会必定不会令国家失望。一名主教发言,说在历史上,无论什么政治都与教会挂勾。现在红色政权加入,令他十分兴奋。每个人都开心,他们高兴的说话,直接从电台转到世界各地。

真荒谬,又恐怖。共产主义专注毁灭宗教,它的真面目已在苏联败露。这些人发言奉承是担心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工作和薪酬。他们起码应该保持缄默,比用花言巧语和谎话来充满空气好得多。他们这样做,就好像向基督的面上吐唾沫。我感觉到理察开始沸腾。所以我把他的心事说了出来:

“你不能把这耻辱从基督的脸上洗去吗?”

理察知道后果,他回答:“如果我发言,你便会失掉丈夫。”

我立即回答——这并不是我的勇气,乃是 神当时赐给我的:“我不要懦夫作我的丈夫。”
   
理察举起他的名片。共产党十分高兴,因为有一名普世基督教会协会外地差会的代表要替他们宣传了。理察上台说话立刻全堂鸦雀无声,就好像主的灵靠近的一样。

理察说:“当 神的儿女聚集,天使亦聚在那里要聆听 神的智慧。因此在座的各位,我们的责任不是去歌颂地上兴衰的权势,乃是要荣耀创造主我们的 神,并救主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他说话的时候,会场气氛开始改变。当我想到这信息直播全国,我的心就充满喜乐。

忽然,宗教事务部的白杜斯跳起来。

大声喝道:“你的发言权已被取消!”他立刻向大大小小的爪牙发号施令。

理察不理会他,继续发言。听众开始鼓掌,他所说的正是他们心里的话。

“剪断麦克风!”白杜斯咆哮。

会众向他喝彩。

“牧师!牧师!”会众有节拍地喊着。

喧嚣持续了几分钟。喝彩声和掌声在麦克风被剪断及理察下台后仍延续一段长时间。大会就是这样结束,我们走出混乱吵耳的会场,回到家里。

理察的母亲已经从家中的收音机听见全部情况当广播被终断时,她以为不会再见到自己的儿子了。

“我以为他们已把你两个拘捕。现在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她面色苍白地问。

“母亲,”理察回答:“我有一位大有能力的救主。他会替我成就最好的事。”

官方没有什么动静。但不久我们的聚会来了一些共产党派来捣乱的人。最近,我们开了较大的新堂。每星期都业了一些样貌粗鲁的青年人,在后边挤来挤去,吹哨子、喝倒彩骚扰。

“我们应该高兴,”素谦说:“有一班注意你而喧嚷的听众,比一班只假扮留心的人好。”

后来我们想出一些街头布道技巧。借街头布道便可以接触到很多害羞、不敢来教会参加聚会的人。我们一班弟兄姊妹站在街角唱诗。这种情形在罗马尼亚是前所未有的,往往会招来大群听众。我们继而传讲信息,信息必须短而尖锐。

一天下午工作在马拿西大工厂外边,举行抗议共产党的活动。我走进聚集的工人中间向他们传福音,对一些人来说这是最后一次的机会。第二天,警察向聚集厂外的群众开火,枪杀了多名工人。

有一次我站在旧大学的台阶上传福音,人群愈来愈多,甚至充满整个广场我从未试过向这么多的人谈道。人们从横街中跑来,令布加勒斯特的最大公路出现塞车,没有人奚落,我只听见不断的鼓掌。

当我把所发生的事告诉理察,安露莎忍不住的插嘴。

“全城的人都在说,鲍安娜从莫斯科被调派回来,替斯大林掌管罗马尼亚,她在大学外边演说。”

鲍安娜是去了俄国的一名共产党教员。她被委任为红军的军官。她是个肤色黝黑的犹太人,当我在那公开场合开始讲道,谣言已经传开,说臭名昭著的鲍安娜回来了,她曾因与丈夫马素意见分歧,而把他枪杀。

但没有人明白,为什么鲍同志会叫他们为罪悔改。我们捧腹大笑。

一九四七年搜捕开始。选举舞弊,又用尽种种欺诈和强暴的手段,使共产党人完全控制议会。反对党的领袖,诚实与不诚实的警察首长和公民,通通在恐怖的浪潮下被杀。然后轮到所有天主教和无数的神职人员、神甫和修女。在他们被捕当晚,电台仍然如常的向西方播放宗教节目。数以万计的平民失踪、被送进狱中和劳改营,其余的人则跑在山上,参加拥护自由的游击队。犹太人在早期混乱中,仍然可以在苏联的排斥下离开罗马尼亚,现在都被卡住,边防全部封闭。在此之前,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已经逃亡,留下他们所有的财产,成为贫困的难民,投奔苏联寻找“自由”。

安露莎有理由相信逮捕的黑名单中有她的名字,兼犯上叛国的嫌疑。任何与外国人有接触的都有嫌疑,甚至那些帮他们剃胡子的理发师。

分离使我们感到十分难过,我们已成为知己。

“就好像大卫与约拿单,”安露莎哭道:“只是我才是约拿单,因为约拿单爱的多!”

我们互相拥抱流泪。安露莎说:“我会尽力,把你们俩人带出这个国家。我们会在自由中再见。”

那天理察病在床上,她知道理察被捕的危险极高。她弯下腰去吻他,许下一些什么的诺言。

安露莎真的尽心尽力,我们也真的再见。只不过是二十年后的事。

恐怖空气蔓延。秘密警察入屋搜索,将人带去录“口供”。他们说:“不用带东西,只不过几小时便可回来。”可是带走的人一去不返。

外国新闻记者在街上见到大货车来来往往,车身都是标记着鲜鱼、面包,便报道国内粮食充足,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车内载的不是食物,而是囚犯。

之后,我们接到第一次警告。理察正在差会工作,有一个穿便服的人走进来。“我是李申鲁督察,”他自我介绍:“你是魏恩波吗?那么你就是我生命中最讨厌的人了。”

理察呆望着他。

“我们素未谋面。你是什么意思?”

“你记得大约十年前你与一个名叫比蒂的女孩子来往吗?金色曲发,很爱说话的那个?”

“那又怎样?”

“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娶她?”

“我根本没有想过。”

“可是,我想过!魏恩波,如果你娶了她,你便会使我成为一个快乐的人。”他说得很认真。

“但我要让你知道我并没有因此恨你,”这位心宽量大的督察说:“我来是要给你带点规劝。在秘密警察总部,有个关于你的厚大档案。我已经看过。最近有人举报你。你跟很多苏联朋友谈过话,是吗?”

李申鲁摩擦自己沙纸似的双手。

“可是,我认为我们是可以达成一点协议。”

肯付一些贿赂,他便会把报告毁掉。

我也参加了讨论,同意了一个数目。李督察把钱塞进袋中,说:“便宜了你们,告密的人是------”。

“不!”我急忙插嘴:“我们不想知道。”

我希望自己不会对这告密的人怀恨。也许是愚蠢的表现。但在那些日子,告密所毁害的生命无数,受害的人难以估计。

李申鲁耸耸肩膀:“悉听尊便。”说完便离去。

这事不久,理察被抓去问话,庆幸还没提到“颠覆”红军的事。我们有一些具影响力的朋友,藉着他们的帮助,理察三星期后便释放了。但我们知道,这只不过是缓刑罢。

我们愈来愈多的朋友和助手被捕。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一个受过秘密警察酷刑的人。他的嘴唇又紫又肿,说话吃力。这人本性仁慈、友善,肯替人说话。现在从他的眼中你只能看见憎恨和绝望。

共产党人利用威迫利诱的手段,迫使一些教会领袖当他们的跑腿。那些拒绝作犹大的,共产党就以阴险、怀疑待之。那最固执的便最早入狱。

对苏联来说,剩下来的还有重政治障碍。我们热爱的幼王米高,坚决不战不降。只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英美承认克里姆林宫的傀儡高沙之后,米高王才被迫离去。高沙和德乔治,后者是名骗子律师又是一名前铁路工人,成为国家的统治者。他们下令国王退位。当时军队把王宫重重包围,米高王毫无选择。在那天,“罗马尼亚共和国”诞生了。

我想起一句箴言:“使地震动的有三样---就是仆人作王---

我有一点咳嗽,但很多东西还等着我去做。不到一星期我便患上气管炎,卧在床上。饥荒、用品短缺和布达佩斯的历险,终于把我拖垮。最后我躺在床上,感到筋疲力尽,整个人迷迷糊糊的。就在那个时候,有客到访,是一名苏联女医生,她的脸貌就好像戴上悲剧的面具。

耶高夫尼娜太太跟我们交情不深,她来自乌克兰的一个市镇,那里有无数的神甫和教会人士,曾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劳改营,她亦没有例外。可是被放逐的人很少会从那地方回来。

她并不是关心我的病而来,她来的目的是要传信。

“在劳改营中,我们做清理林木的工作,男女一起。我们有同等的权利,就是可以饿死或冷死。”

耶高夫尼娜太太用她结满白疤的手,触摸我的手臂,因回忆而战栗地说:“每天都有人死,因工作过劳倒毙雪中。”

有人发现她见证基督,于是罚她赤脚站在雪里。当她不能完成工作配额,便遭到守卫拳打脚踢,倒在雪中。回营时连水粥也扣除了。

有一次,她哭着走到外边,想单独一人。她迷迷茫茫的走入了禁地,接近倒勾的铁丝网。囚犯若进入这范围,一经发现必被枪杀。

一把粗鲁的声音喝道:“喂!你的母亲是个信徒吗?”

耶高太太吓了一跳,喘着气的问:“为什么这样问?”当时她正想着自己的母亲。

守卫说:“因为我望着你已经有十分钟,但我无法向你开枪。我的手臂动不得。刚才我的手还好好的,整天都在动。所以你的母亲一定是为着你祈祷。”他的声音亲切:“快跑回去,我向你这边望。”

稍后的时刻,耶高太太见到那士兵活动着手臂,笑道:“现在又再动了。”

她在营中生存了十年。其他的人大部分都死了,可是她却回来,把 神的大能传给世人。现在,她在苏联军队中当医生。

当时我的头很痛。但我能够想到的只是她的受苦。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她来把这些事告诉我呢?

她站起来要离去,我微微的挣扎,请求她留下过夜。至少也等到理察回来。可是她已经走到门前。她停下来说:“我的丈夫也是被秘密警察抓去,他已经在牢中待了十二年。我不知道我们还有机会在地上见面没有。”然后她便走了。

十二年?我不能明白。很能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是神差来的使者,是要告诉我和我外子将要受的苦楚。在二千年前,大马士革的教会领袖亚拿尼亚,亦受 神吩咐说:“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苦难。”

当时我们要出国也不太迟,虽然出国一天比一天难,但数以千计的人仍然付钱逃生。我知道理察不想走。但她说:

“在安东尼斯古的政权下,我们被囚禁不会超过两三个星期。不过在共产党,可能是很多年。他们可能亦会把你抓去。到时谁来照顾米海,还有其他的孩子呢?”

之后,有另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我们约有一年没见面的牧师到访。 神曾经使用理察领他信主。他以前是一名酒徒,终日流连酒馆。理察有一晚遇见他,与他边行边争论亦边劝导。当他第二天睡醒之后,他已成了一个新造的人。

今次他来是要提醒我们。我们谈话的时候,他重复了几次令我最受冲击的一节圣经:“逃命罢,不可回头看。”是天使对罗得所说的话。

他离开后,理察问我:“你认为这是从 神来的信息吗?为什么这么久没见面了,他突然到访呢?又两次重复:‘逃命罢’?这不是向我发出的警告吗?我必须逃跑才能活命?”

我说:“逃什么命?”然后我走入睡房,打开圣经,找到一处地方,耶稣说:“爱惜自己生命的,不失掉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我向理察说:“若你现在离开,你以后能够再传这节圣经吗?”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再谈离开的事。

但几天之后,理察说:“我们若到西方,我们岂不是能够替罗马尼亚的教会做更多的事吗?如果我们留下来,我会跟着其他的人入狱。我们再不能在一起。我会受到酷刑,或者被杀。如果你也入狱,差会岂不完蛋。素谦一家是外国人,他们是不准留下的。米海将会在街头长大,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到时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我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留下。”
后来,来了一个最后的指示。在布加勒斯特,我们开始

需要在家庭里举行聚会,这类聚会比较在教会安全。一天晚上我们的聚会十分蒙福,是我们从未试过的。当晚有很多人信主。好像 神知道我们前头的道路,在最严峻的困难来临之前,赐下最大的安慰。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富翁的屋子里聚会。共产党把他的财产通通取去,只留下这间大屋,不久屋子也被没收。我们轮流放哨,确保大家安全。因为参加像这样的秘密聚会,一经发现都要入狱。

这次参加通宵祷告会约有五十人。接近午夜,一个女人与其余的人跪下大声说:“你就是那想要离开的人!记着,好牧人不会丢下他的羊群,他会留至最后。”

她并不晓得理察的问题,大家都望着她,莫名其妙,但后来她没有再说话。

当黎明来到,我们走过冰冷的街道回到家中。当时是一月,细雪纷飞,我向理察说:“我们现在不能离开。”

理察同意。我们把决定告诉各人:“我们决定留下。”他们都非常高兴。

得着那警告预言的女人,十四年后当理察出狱时,她拿着鲜花到车站接他。理察还记得她,对她说:

“我没有后悔接受你的规劝。为此我十分感恩。”

 

3.           神秘失踪

 

“理察,你认为地狱是怎样的?”

有一个晚上我们与朋友相聚,话题无法避免的转到共产党身上。我们都认识的一个政治家,他为善良、正直。警察把他逮捕,数星期后,他在狱中自缢。他究竟受了什么苦,迫使他自杀呢?有人说:“监狱必定有如地狱。”

“地狱是孤单的坐在黑暗中,回想你生前所做的事。”理察回答。

几天之内,理察自己也进那地狱去。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星期天的早上,理察独个儿回教会。我也随后到了,发现素谦牧师坐在他的小办公室内,神情忧戚。

“理察还未到,”他说:“但他满脑子都是工作。他必定是想想某些紧急的约会,而忘了要来这里。”

“可是,他约我半小时后见面。”

“他也许遇见一个需要帮助的朋友,”素谦说:“他会来的。”

于是,素谦牧师领会,我打电话到朋友家中,但没有找到理察。我心中愈是害怕。

“现在请不要担心,”素谦说:“理察有时很难捉摸。记得那次我们举行夏令营,他早上出营买报纸,午膳时间才打电话回来说,他赶不上回来吃早餐。”

我会心微笑,当时理察记起一些紧急事务,搭了顺风车返布加勒斯特。他一定是故态复萌。在我们房子星期天的午餐,常是个闹哄哄的快乐时刻。吃的不是好东西,但我们畅谈、唱诗,对很多人来说,那是他们一周内的大事。

但现在我们静静的坐着,等理察回来,可是他没有回来。记得上星期六晚上我们亦有许多客人,理察跟他们谈得很投机,忽然他停下来。有人说:“理察,你看似很难过,为什么呢?”他的回答很奇怪,节录传道书的一句话:“我指嬉笑说,这是狂妄”。说话颇离题,却是来自他内心深处,现在我明白嬉笑实在是狂妄。当时没有人说话。

素谦牧师需要主持下午的婚礼,我们打电话给所有的医院,我跑到每一间急症室,想着他可能遇上了交通意外。可是却没有任何发现。

我最后向自己承认我所必须做的。我必须去内政部查询他是否被捕。

然后,我开始了多年多星期多小时的寻索,从一处办公厅跑到另一处办公厅,推开任何可能推得开的门。

我知道重要囚犯通常是在内政部的地牢。很多女人都在那儿找寻她们被捕有丈夫、儿子和父亲,那儿设了一个“询问办事处”,是用来处理查询的。梯间挤满了母亲和孩子,他们站在那儿,无望地等待着不会来到的消息。在一幅空墙上装饰着一句标语:

“我们对阶级敌人绝不留情。”

妇女一个一个的轮着问,官员假装查看名单,到档案柜东瞥西瞥。可是,所有失踪人士都石沉大海。

有谣言传出,理察被带到莫斯科(同样事情发生在安东尼斯古和其他人的身上)。但我不能相信他已离开我。每晚,我都预备晚饭,坐在窗旁,希望他会回来。他没有犯什么法,他不久便可重获自由。共产党不会比法西斯坏,以前的法西斯也不过是一两星期便放人。

他没有回来。我把头挨着窗台饮泣。我很晚才睡,但在床上却睡不着。早上,素谦牧师与我一起向瑞典大使求助,他是我们过往的盟友。利达史华先生说,他会立刻向外交部鲍安娜查问。

鲍太太的回答早有准备:“据情报所知,魏牧师已经潜逃离国,带着一箱赈灾的款项,他们说现在已到了丹麦。”

外交大使利达史华将案子带到高沙首相面前,高沙又重复了鲍安娜的说话,还高兴地答应:“假如你能证实,魏恩波真的在我们的监牢,我便释放他!”

共产党人信心十足,只要被捕进入秘密警察的囚室,人便立刻停止存在。

现在再没有人能干涉。剩下唯一的希望是,也是千万人所尝试的——行贿。

“你认识内阁大臣费奥哈利佐治斯古吗?”麦姬妮问,她是我学生时代的朋友。“他的兄弟住在我们附近,我曾打听过,如果肯付点钱,他能够打开监狱的门。我替你跟他的太太说说吧。”

佐治斯古愿意帮忙,只要事情绝对保密,可是他所要求的回报不菲。

依照他的意思,我们在城郊一间肮脏茅屋会面。他个子矮小,身裁肥胖,穿着一袭笔挺西装。

“我是佐治斯古,”他说:“我会安排事情,只要我跟兄弟说一句,万无一失。保证?我的说话就是保证。”

虽然是千辛万苦,我们总算筹足他要求的数额,交到他手里。

事后,音讯全无,又是石沉大海。我们这样受骗不只一次,可是实在没有其他办法。我遇过无数的强盗和罪犯,他们与职业骗子都是一丘之貉。有些是高级官吏,有几个是挂名的共产党员。

“谁晓得将会发生何事?”一个在夜里来到我家的高级党员说:“下一次统治罗马尼亚的也许是英国人或美国人。”

他一则顾虑着将来,二则为了现金的报酬,他答应尝试,也答应尽力而为,只要不危害他的工作。

第三个共产党官员是一个女人介绍来的,后者认识他时他还是个学生。他们假扮情侣秘密会面谈判,藉此掩人耳目。

每次都没有回音,每个答应帮助的都去如黄鹤。

经过数月的白费力气,一晚有一个陌生人,来到我家门前。那人满脸胡须,周身酒气。他坚持要我跟他单独谈话。

“我见过你的丈夫”,他说。我的心几乎跳了出来。“我是一名守卫,不要问我是哪个监狱。我给他送食物,他说你会因一点消息给我打赏。”

“我在乎---多少?”我说。我们经历过许多次的失败。

“你知道,我是冒着生命危险而来的。”

他提出的数目相当庞大,又不愿讨价还价。

素谦牧师和我都同样怀疑。他告诉守卫:“叫魏恩波给我们写几个字来。”

素谦牧师从救济包中给他一排巧克力。

“带这个给魏恩波,叫他写个便条,还要签名。”

两天后,那人回来。他除下无边帽,摸索里面藏着的巧克力包装纸。纸上写着:

“我最亲爱的妻子——谢谢你的美食。我很好——理察。”

是他的字迹,粗豪、清秀、刚毅,但却带着困扰。我不可能认不出那些字迹。

“他安然无恙,”守卫说:“有些人受不了单独囚禁,又不喜欢与其他人同囚,可是他还可以。”他满口酒味:“他问候你。”

      我们同意付钱,如果他会继续传信。最后他说:“好吧!若被发现我至少要被关十二年。你知道,我并不是单为钱而来。”

他冒险的原因有二:他爱金钱,又爱用它买醉;他亦爱理察。有时他给理察偷偷多送点面包。他也继续给我们传口信。

“你怎样用我们给你的钱?”我问。

“喝醉!”他笑道。但我知道除了买醉之外,主已经感动了他的心。

素谦和他的妻子丝芝雅,实在是患难知己,他们推却了所有事务,一心一意地鼓励我,与我一起营救理察。素谦牧师与我再去瑞士大使馆,拜访以前的外交官。当他看见理察所写的便条,他立刻写信给首相:

“阁下曾经承诺,我们如能证实魏恩波牧师尚在罗马尼亚狱中,必立刻将他释放。现在证据已在我手中。”

高沙把信交到外事部鲍安娜,可是他的玩笑并不凑效。鲍安娜把利达史华先生召去,给他一轮炮轰。如果她说魏恩波已逃往丹麦,他便是逃往丹麦。她不会容忍一个小国使节的侮辱,更不会容让他多管闲事,干扰一件纯内政的事务。她并没有撒谎!

瑞士大使被指责为不受欢迎的人物。他的上司也怀疑他的干涉是事明智。理察的国籍是罗马尼亚,他亦曾经替外国差会工作利达史华向上级报告,良心迫使他营救魏恩波,因为他知道他是无辜的。因他被国家的首相欺骗,所以他有责任提出抗议。大使是一个敬畏 神的人,而政府对这样的人往往不太仁慈。最后,他被调回斯德哥尔摩,从此退出外交事务。

此事发生后不久,高沙被提升到更虚有其名的职位,成为国家大会主席。有一次,他与罗马尼亚著名的讽刺作家见面,那作家用恶毒的笑话来毁谤他。

“我是国家主席——我应该受到尊重。”

柏斯林韦回答:“这是一个我从未开过的玩笑。”

从这些苦味的笑话中,内心得到报复。犹太人以悲剧笑话闻名于世,也是这个原因,现在你可能因说笑话而被囚;柏斯林韦就是因此被囚了六年。

下一位是素谦——他视理察如同亲生兄弟,又视罗马尼亚为自己的第二故乡——现在他要被迫离国。素谦尽忠职守,是个好传道人,他一直与我们在他的差传站上合力奋斗,现在他再无能为力。不过,我们仍然还有忠心的朋友,虽然跟我们友好就等于把自己处于险地,但他们没有把我们撇下。

政治犯的妻子得不到配给证。配给证只发给“工人”。政治犯的妻子不能工作,为什么?因为她没有配给证,所以被视为不存在。

我没有因当地最高领导层否定理察在狱中而争论。我只说:“我如何生活呢?我的儿子又怎样?”

“这是阁下的事。”他们回答。

米海又再次成为我唯一的孩子。在理察被捕之前,我们已失掉那些来自东罗马尼亚纳粹屠杀所剩下的孤儿。

听说俄国人决定把难民移往东边的省份,就是那些俄人吞并的省份。我们知道最终他们会把孩子取去。数以百计的犹太孤儿都面临同样的命运。要是我们能把他们送到巴勒斯坦不是更好吗,因为在那里新的以色列国将快诞生!离别虽然令我们心伤,我们得让我们的儿女去。这样比坐以待毙,等待落入俄军手中的不明命运好得多。

他们搭乘一艘土耳其难民船布布号往巴勒斯坦。几星期后,我们还没接获他们抵达的消息。每天理察的样貌愈见憔悴。国际救援开始搜索,从黑海至东地中海,却一无所获。希望渐成泡影。有人推测布布号遇上战时鱼雷,全船罹难。时至今日,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船出发,但没有到达目的,也没有生还者。

我们感到十分痛苦难过,我们疼爱这些孩子,视他们如同己出。最后,我们不得不接受事实,他们已经不在,当时我不想见任何人,也不愿跟任何人说话。能够安慰人的人少之又少。我所有的信念,什么复活,什么永生,都受到极大的考验。我最后明白,你不能在死人中找寻你失去的儿女,你要在活人中找。我多次以为无法得胜这场痛苦,但主赐我力量继续活下去。有一天, 神的道静静地溜进我的心灵,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对忍耐一词有了新的认识,这词在新约中经常出现。在希腊文,这词的意思是“留在下面”——去接受,去忍受痛苦,如同痛苦是来自 神的,最终会结出很多的果子。 神收回他所赐下的,后来他又把许多新的年青人放在我们四周。剩下来叫我不能忘记的是,我学了这一切以后,我便于生出一颗怜悯的心。

在忧伤中,我还得安慰米海。他哭得十分哀恸,我把他搂在怀中,给他说了一个故事,是我经常从理察口中听到的。故事来自一本名为他勒穆的智慧拾穗。

话说有一位远近驰名的拉比,有一天他家中的两个儿子都死了。儿子本是容貌俊美,对律法的悟性又极高的青年人。拉比的妻子把儿子抱入自己卧室,用白布将遗体盖上。晚上拉比回家。

“我们儿子哪里去了?”他问道:“我在学校四处找,却找不到。”妻子送上一杯酒,拉比称颂主以后就喝了,又再问:“我的儿子在哪里?”

“他们不会离得很远,”她说,把食物放在他的面前,请他用膳。

拉比吃过饭后再次献上祷告感谢,他妻子对他说:“能否容许我问一个问题?”

“请问。”他回答。

“数日前,有人把一些珠宝托我保管,现在他要求我还他,我应该还吗?”

“什么?”拉比说:“你竟犹疑把东西物归原主?”

“不是的,”她回答:“我认为最好是先征询你才还。”

接着,她领他进入寝室,揭开白布。“儿啊!儿啊!”父亲哀伤哭道:“我的儿啊!我眼中的亮光!”母亲亦转脸伤心地哭着。

最后,她拉着丈夫的手,说:“你不是教我,受人托管,归还不应犹疑吗?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这时,无数的悲剧重压在我身上,但我却从一件世界大事得到很大的喜乐。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复国,应验了圣经的预言,犹太人返回故土。

“我要把他们从我所在怒气中分散的万国召聚回来。”这是 神向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犹太人回归是 神所定的计划的一部分,当他为犹太人的先祖亚伯拉罕祝福时,也论到全世界要分享他的福气。现在我看见 神的计划成就,并且要存到万代。当先知们起誓说, 神将从天涯招聚他们归回,他们还不晓得犹太将被分散到多少国和多少洲去。人现在渴望解释他们眼见的大事。多年不读圣经的人,开始狂热地查考起来,好像圣经是刚出版面世的。他们熟读以西结、耶利米和阿摩司,希望从中找到新的世界动态。

罗马尼亚开始了一个新的逃亡潮。纳粹党已屠杀了五十万的罗马尼亚犹太人,剩下来的对共产党来说仍嫌太多。俄国人在东部的省份从街上抓去犹太人,然后把他们送到苏联矿场当苦工。今次有点不同,除了犹太人外罗马尼亚人也被抓去。他们用货车把这些人运走,没有给他们机会与家人道别。多年后,能够活着回来的,也是寥寥可数。

从我的家出去的一个青年人,在布高维拿告诉我,“我兄弟为了躲避放逐,在衣橱后的洞里躲了四个月。我逃出来的时候只有背上的包袱。我对一名苏联官员说,他可以得着我的房子和房子内的一切,只要他给我弄来一个护照。我得到护照便离去。共产主义就是这个样子——盗取任何财物,洗掠每一个人。”

事情就是这样:人要舍弃一切来换取自由。

以色列立国后不久,鲍安娜与新国签定条约。只要犹太人肯付现金,即可离开共产党的天堂。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当时正急需外汇,国家把犹太人按头出卖,价格视乎脑袋内有多少。科学家、医生和教授价值最高。

每晚都有人群在护照办事处外等候。老人、青年、祖父母与裹着毛毯的婴孩,一起睡在行人道上。有个故事说,一个陌生人看见从警察局到国会广场排队的人龙,就问:“这些人在轮什么?”

“桔子。”

“但对面街卖桔子的店铺为什么没有人排队?”

“呀!我们想要吃树上熟的。”

政府要把这“以色列行动”保密,特别班次的火车在离城很远的车站开出,没有一辆是从布加勒斯特市中心开出的。那些特别班次也只有入夜之后启程,但每辆火车都是挤得满满的。

夜复夜,我们带着泪水到车站与朋友道别。

“明年在耶路撒冷再见!”类似的犹太区和会堂已回应了很多个世纪,这时候得知梦景成真,实在使我内心快慰。

在《出埃及记》,说到有“闲杂人等”与犹太人一起离开埃及,这话现在又证实了。很多人假扮犹太人,使用伪护照离开共产主义。一群外地人搀在离境的群众当中,借助犹太人作掩护,安全离境。一名高级警官告诉我:“要是你给我送钱,又替我弄来犹太人护照,我可以帮助你的丈夫出狱。”一名我领带的朋友对我说,这名警察说的话可靠。这个请求给我带来新的希望,我便把事情告诉米海。

当时米海十岁。个子高高,颧骨颇突,带着好奇的眼神。在学校他学到自己是“被社会遗弃”的孩子,这功课叫他很难接受。米海仰慕父亲,父亲却被抓去锁在牢里,这件事不易向他解释。有时我为米海的信心感到担心。当我告诉他新希望时,他十分兴奋。但第二天早上,他的兴高采烈已消失。他说:

“妈妈,我昨晚作了一个梦,梦见邻居伸出帽子,恳求两只鸟飞进帽内。鸟儿只在帽的四周振翅一番,然后就飞走了。”

他说,梦告诉我们,计划是不会成功的。几天之后,我们听说,那建议帮忙我们的警察,自己也被捕了。米海曾在梦景中得到很多预感。

每天,失踪的人愈来愈多。有一次,一班著名的囚犯获释。囚犯被救护车送回家中,他们把伤疤指给家人看,又讲述他们如何受虐待。当官方把所预期的印象留下之后,第二天他们又再次被捕。

当我想到理察也许就在这个时间受尽折磨,便黯然下泪。我害怕他熬不过,出卖他的朋友。他许下诺言,宁死不屈,但谁能保证一个人的耐力呢?彼得何尝不是矢口承诺,永不否认基督吗?

如果理察去世,我知道我们会在来生再见。我们曾约定在天上十二门的其中一门见面。我们曾议定,在便雅悯门再见。耶稣与他门徒曾作过相似的约会,他复活以后约定门徒在加利利再见。他并没有食言。

 

4. 不明不白

   
八月的一个晚上,我回家很晚。米海与朋友到郊外过夜,给我有时间做我的事。我们这些为教会做牧养工作的女人,夜间穿上护士或女佣的装束,外出家访。家访的时间很长,有一次,当我替一个弟兄打扫完屋子和料理完六名孩子时(他妻子进了医院),已差不多十一点。这人曾经有钱有地,但都被共产党充公了。

我回家途中,看见街道上布置了红旗的装饰,预备庆祝红军光临的周年纪念。我太累,不想吃东西,打算直接上床睡觉。

回到家里,我发现我的表亲神色慌张。他与我们住在一起,等候前往以色列。他告诉我有一名可疑的访客曾经来过。

“他说是房屋办事处派来的,”我亲戚告诉我:“说什么房子需要加人口。但我肯定,他真正的来意不是这些,是要知道除了前门以外,还有多少个出口。”

我知道将有什么事会发生,警方快要展开搜捕行动,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但我实在太倦了,无心去理会。米海在 神眷顾的手中,这是最重要的。我去睡,交托我的丈夫、儿子和所有我所爱的人给 神。

早上五时,他们来捶门。我表弟开门,我听到有人大嚷。皮靴踏上楼梯的响声。

“你叫什么名字?”

“希特勒。”我表弟结巴地回答。他真的叫这个令人烦恼的名字。

“什么?把他拘捕!”

我那可怜的表弟试图解释。他母亲嫁给了一个正宗犹太人,丈夫长着卷曲的胡子,叫夏司高-希特勒,他不理会名字惹来的复杂问题,问题不肯改姓。但闹剧很快上演完毕。他们搞清楚他的名字与政治无关,便把他推在一边,继续向卧室推进。

我正在与一位女客人分享,她是一位有信心的亲爱姊妹。我们坐在床上,用衣服包着自己。

“萨碧楠·魏恩波?”一个颈粗声大的人嚷道,他自走入房子后一直叫嚷没有停止:“我们知道你们藏有军火。立刻给我交出来!”

我还未来得及分辩,他们已翻箱倒柜,把东西从衣柜抽屉散在地板上。有一书架的书塌了下来,我朋友从床上跳起来舒伸手去扶。

“不要紧!快穿上衣服!”

我们要在六个男人面前穿衣。他们践踏家里的东西,不停地大叫大闹,好像要鼓励自己进行这场毫无单方的搜索。

“你不告诉我们军火藏在何处吗?”

“我们会把这地方夷为平地。”

我说:“这房间唯一的武器就在这里。”我拾起我脚下的圣经。

那粗颈的咆哮道:“你跟我们回去,说清楚军火的下落!”

我把圣经放在桌子上,说:“请让我们先祈祷,然后我跟你们去。”

他们站在那儿虎视眈眈,望着我和我的朋友祷告。我与表弟和姨母拥抱道别。

“明年在耶路撒冷再见!”

他们满眶泪水。

回答:“尼沙拿克巴别耶路撒冷!”

他们带我走的时候,我最后从餐具架拿走一个小包裹,里面是一对长袜和一条内裤。这是前两天我们教会中的一名女孩送给我的礼物。我把它放在一边,没有打开,没有想到它是我带到狱中最重要的东西。

我被推进一辆旧车的后座,给带上不透视的摩托车挡尘镜,使我不能分辨方向。车走了很短的路程,数分钟后,我被抬出车,拖过行人道。我双脚难以着地,他们把我像上绑的羊羔般抬上楼梯。把我推向一触时,伤了我的颈骨。我的眼罩被除掉,他们把我轻轻一推,然后我听见在后面的门砰地一声关上。

我处身在一个长形的房间,里面挤满女人。她们有些坐在长凳上,有些坐在地板上。门不停地开关,更多人被送进来。我看见一名政客的妻子,一名我在报章见过的社会名流,一名穿着低胸裙的女演员和一位宫廷女侍。

我们被列为危险人物,是罗马尼亚的社会渣滓。

到了晚上,房间已挤满了数百人。逮捕是全国性的,替八月二十三日自由纪念日作好准备。这是共产党定的,是与苏联签定盟约的日子。

我们在一盏天花灯泡下缩瑟在一起。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

房间内每个女子都充满恐惧。

还有多久呢?我们孩子的情形怎样呢?米海已失去他亲爱的父亲,现在母亲又被人带走。我们的家并家中所有的都会被充公。有些好心肠的朋友会愿意帮助他的,但这些人也自身难保。我为米海祷告。有一个女人跳起来,冲过门前,挥拳猛打。尖叫道: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其他的人有的为丈夫哭,有的为爱人,有的为儿子我旁边的一个女人当场发了疯,另一个病倒,房内唯一的厕所已满泻。门每次打开只是接收更多的人,她们愤怒地向守卫大声大声哀求:“我没有做过错事!”

女演员静静地对我说:“我会被释放的,你等着瞧!”

她们以为自己无辜便会免于受难!以为当时不是一九五零年,不是共产政权。

拘捕她们的人都是对她们说:“警方需要你去录口供。”有些人足足录了十年的口供。

翌日早晨,我们听到银乐队演奏,自由日庆典正在进行(观众都是被迫的)。玻璃窗都上了漆。但如果巡行在我们下边经过,我们必定是在布加勒斯特大街的警察拘留所,这街道叫胜利街。

数千的皮靴声踏过,人们有节拍地喊着口号:

“八月二十三,带给我们自由与新生。”

有一首歌谣还配上汀当声:

“狱中强盗、卖国贼,该死该死!”

“可耻!”社会渣滓在房内低声骂道。

步操时,播放了一首新的祝贺歌:

“锁链已被粉碎,丢在我们后头------

而在罗马尼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多人受到捆锁。

时间蜗牛般地走过,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只有等待。我在那房间度过的昼夜像是永远似的,尝到永不完尽的地狱滋味。

最后,守卫送来了黑面包,和用重金属盛来的稀汤。

第二天,一名警官开始点名。他们要放我们出去吗?

我的名字排在第一轮。两次戴上黑眼罩,我被送上一辆小型货车,押往一处我后来才晓得的秘密警察总部,在华可福街。

还没有把我推入囚室之前,女守卫问囚室里面的人:“你们有没有人认识这个女人?”

没有人认识,我可以跟她们一起。政策是朋友不许同囚。囚犯不可有任何舒适,你必须单独。在审讯期间你不会在同一囚室久留,以免你交了可信的朋友。每名新丁都可能是线人,是来打探消息的。

除了一名年青的医科学生外,囚室中还有几名农村妇女,是随便抓回来的。当局为了土地集中化,不异采用恐怖手段。官方派人抢农田,发生了不少激烈的争斗。农民经草率的审讯便被处决的,不知其数,更有接近十万人被判入狱。

几天后,我被移到一个单人囚室。室内只有一张铁床。没有桶——这是囚犯寻找的第一件东西。没有桶令我感到极度不安,对我来说它的意义比食物、温暖、灯光还重要。食物引起的腹泻,“审讯所带来的惊惶”,听到有人叫你的名字所引起的恐慌,这些都需要桶。守卫只在上午五时、下午三时及晚上十时,一日三次,让你外出上厕。

墙壁高处有一个小窗,外面用铁闩封上。室内冰冷潮湿,甚至八月的天气,也是一样。我庆幸自己穿着一件轻便的夏天外衣,又有毛长袜保暖。

他们会什么时候再叫我?他们会问我什么?我记起过去与警察有关的麻烦事:在警察局对面的咖啡店等候理察,心里惧怕与他从此永别。理察说过:“地狱是坐在黑暗中想起昔日的罪。”我有太多的罪,现在它们都活活的在我眼前。

送食物的守卫是一个年纪较大的人,他比那些年青的好,偶尔会有一两句同情话。食物是水煮的麦片。

“今日稠一点!”他喃喃道,向糊状物体眨眨眼。他显然是那些仍然以为美国人会来颠覆祖国的人。

有些守卫建议帮助我偷运信件外出。但我怀疑是圈套,引我的朋友跌入陷阱。

那守卫用嘶哑的声音低声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问过一名长官,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坐牢?长官回答:“不要多管闲事,否则你也要进去。”

说到这儿,守卫高兴地咧嘴:“你知道后来怎样?第二天,警察把他拘捕了!没有人猜到原因。也没有人再见过他!啊,今天审人的明天将要受审!”

晚上,我躺在床上,设法塞上耳朵,避免受钢门声、皮靴声和守卫的猥亵说话声骚扰。

有人打开我邻室的门,每次我都以为是来召我。可是几天幽暗恐怖的日子过去,他们才出现。

囚室的门终于打开。

“转身面向墙!”

他们迅速的给我戴上眼罩,我感到一片漆黑,他们把我推推拉拉的押向通道。左、右、左右,拐角又转弯。他们要把我枪毙吗?没有任何预先警告便叫我死在黑暗中!

不久,我们停步,他们脱去我的眼罩,我站在一间大房中,阳光照射使我一时看不见东西。守卫指示我坐下,坐在一张真椅子上,我也把手放在一张真桌子上来平定自己。那是张橡木桌子,染着墨水痕迹。桌子后面坐着两个穿蓝色制服的秘密警察,一个是蓄着小胡子的中年胖子少校,另一个是浅发年青的少尉,搜捕时他也在场。少尉带着好奇的目光凝视,他的眼睛蔚蓝明亮,他的金发秀美叫我想起某人。但他的微笑使我莫明其妙。

我感到战栗,那里我才想起:他的相貌酷似我许多年前在巴黎爱上的一个男孩子,相似得几乎完全一样。

我期待着他们的指控。但少校,带着无可奈何的样子说:“魏太太,你要知道你是冒犯国家。现在,你要详细把所犯的清楚记下。”

“但我应该写什么呢?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

“你应该心知肚明,”他说。桌子旁边放着纸笔,我写了几行,说我不明白为何被捕。他看了一眼,点点头,然后叫第二个囚犯。

走回囚室的路上,守卫又蒙上我的眼睛,边喝边推使我撞到墙上。当门在我后边头上,我看见他的眼睛从小门孔偷看。

“你好好的考虑,直至你愿意写长官吩咐你写的!否则会给你好看!”

虐待、欺负、嘲笑、凌辱。先用精神虐待把你软化,然后盘问。录音机播出尖叫的人声,走廊的扩音器传来行刑的枪声,或孩子被抢走时的哀哭声。

肉身的受苦,从这些囚室,我见尽不少,还有精神上的折磨。

要向盘问的人回答什么,我并不陌生。我们在纳粹时代也面对过。有些人相信无论如何不可说谎——甚至是救人一命。他们以信念行事。但爱心比诚实更高尚。我不会告诉贼人钱放在何处。医生为了解除疯子的武器,会不惜施以欺骗手段。共产党的憎恨和疯狂是无法理喻,我们有责任去误导他们,免至他们的滥杀无辜。

第二天,少校和他的助手又等着我。他手上的笔记本有一连串的问题,每问一题便用笔画上记号。他们的目的是要抛售资料,用来对付理察。

我记得少校说的一句话:“人人都有他的弱点。”少尉听了便转过头去微笑,把头猛点。

他们会设法找出理察的弱点。他所接受的盘问必定是毫不留情的。少校兜了一个大圈子才转入正题。对共产党带来的福气,他没有多说,只向我保证他们是我的朋友,亦是魏牧师的朋友。他们希望释放他,但等待需要点资料。他问理察在某些场合上向同工说了些什么。

我告诉他们,说的都是宗教,没有政治。

少校微笑,样子十分诚恳,说:“魏太太,圣经充满政治。先知埋怨又背叛埃及的政府。耶稣亦扬言攻击当时的统治阶层。你丈夫若是一个基督徒,他必定有自己对政治的看法。”

“我丈夫对政治毫无兴趣。”

“可是,在米高王离开本国之前,他曾与你丈夫会见群众。原因何在?”

“那并不是秘密。米高王曾多次与百姓会面。”

“那次有多长时间?”

“大约两个小时。”

“整整的两小时没有谈过半点政治?”

“正如我所说的,我丈夫对政治不感兴趣。”

“那么,他讲了些什么?”

“有关福音。”

“米高王说了些什么?”

“他很喜欢听到福音。”

少尉忍不住笑了出声,但立刻用手掩嘴。从少校的眼神,我看出稍后必有好戏上演。

现在少校的笑容比先前变得更加诚恳。

“魏太太,你是一个聪明人,但你的态度实在令我莫明其妙。你和令夫婿都是犹太人。我们共产党从纳粹党手中救了你们,你们应该感激我们,你们应该与我们站在同一阵线上才对。”

他眯着眼睛,把话说得更慢。

“你丈夫被控从事反革命活动,他可能被枪毙。他的同工已经招认,极力的指证他。”

我的心一度感到要翻出来,他当然是在撒谎,要观察我的反应。我极力保持镇定,表现得若无其事。他继续说:

“那些人可能只是想救自己或者,他们都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很难断定,除非你把在差会里工作的人所说的一切话告诉我们。一切的话!说吧,揭发那些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你丈夫明天就可以自由。”

少校转过头去向助手微笑,邀请分分享这快乐的异象。他的学生也鼓励着说:“你可以回家与家人团聚啊!”

这思念何等甜美。但我把它放弃,说:“我什么也不知道。”

晚上我回到囚室,治疗从守卫赚回来的瘀伤。我双脚触到床端,便想:“可怜的理察,他的脚必定悬在床外。”因为他的个子比我高得多。

他们现在会怎样对他呢?霎时间,我宁愿供出一切,希望能与他安全重聚;随后,我感到战粟。我要他活着,我要他熬下去。这两个意念在我里面争战。

少校的样子看来有点疲倦,他的眼睛也有点模糊,但里面闪现着得意的神情。他不耐烦地用手指敲着桌面。今次盘问主要集中在纳粹党。我认识什么德国人?我们与他们有什么关系?我是否知道家中窝藏纳粹党会遭枪毙?我为什么窝藏德国长官在家中?

我能够诚诚实实的说,我没有窝藏过纳粹党。对我来说,他们只不过是人。他们有需要,无论他们的信念如何,我们只是伸出援手罢了。前阵子,我们也帮助过受迫害的犹太人和吉普赛人。

“那么你是否认控罪。好!我们要给你一个惊喜。”

他按动桌子下的蜂鸣器,守卫带进一个男人,我立刻认出他来,他是一九四五年与我们一起同工的史特芬尼斯古,他知道我们替德国人所做的一切。

史特芬慢吞吞的走到前面。紧张的眼睛从上校向上闪到他的助手,再闪到我的身上。他吞咽,闭上眼睛,把外边的世界推了出去。“史特芬,”上校说,点着方头雪茄。“告诉我们魏恩波怎样收藏纳粹党人。你当然认识这个女人!”

“不认识。”

“什么?”

“我未见过她。”

“你撒谎!”

“长官,我没有撒谎。”

史特芬尼斯古再次合上眼睛。

少校哆嗦怒骂。

他把脸迫近史特芬的脸只有一寸之隔,用尽力气的大骂。

双目眩眯的克特芬,继续重复着,他不认识我。

可是他对我是认识得一清二楚。因为他想对我不利,在那时刻, 神就把他的眼睛暂时弄瞎了。

最后,少校不耐烦,吩咐守卫把他押去,用推论的目光向我上下打量,然后开熄雪茄。毕竟,他好像在想,简直是荒谬!一个犹太女人,在纳粹的集体屠杀中丧失了她的家人,竟然冒着丈夫和自己性命的危险把纳粹党人藏在自己的地牢。后来,他改变话题,问我关于在红军中的工作。
     
我把危险的问题都避开了。

稍后,我躲在囚室内,睡不着,记起那些身裁瘦削的红军男孩子,他们曾经使我的房子座无虚席。这些孩子怀着单纯的心,聆听接受 神的说话。当理察告诉其中一人,基督在第三天复活时,他竟然高兴得跳起舞来。

当天所发生的事激励了我。在这孤独的囚室中,我深深感受到 神的同在。 神赐给我力量和智慧,挡开有关印制苏联福音册子和接受外国支援的问题。可能,最坏的事已经过去了。

墙上一块石灰泥松脱,我拾起它,在深色的毛毯上画了一个大十字,感谢 神。

新的盘问员是个秃头的大块头。我在桌前站上很久,他坐在那里读那啡色档案中的文件。

那金发少尉站在旁边记录,手上拿着一本厚厚的薄册。他偶尔抬头用狡猾的目光望我。他好像知道一些我不晓得的事情。在他英俊的面孔上带着既好玩又兴奋的样子好像电影里的男孩,知道不久将会有妙绝坏心眼的事情发生。

秃头盘问员的手臂上,长满密毛。最后他开始盘问。问题都是个人的,有关我的家人、朋友、出国,和在巴黎当学生的日子。他表现得热情、友善,又圆滑。

“现在,”他用一种平凡的声音下令我:“我们希望你写下你的性历史。”

最初我不明白,他耐心地解释。

“你的性事历史。我想每个人都有。你的第一次经验。你第一个邂逅的男子。他怎样的爱抚你,你又怎样与他接吻。后来又发生过什么事。他是否就地得着你,在哪地方?抑或第二个你才跟他发生关系,说说他的拥抱,比较两者或三者之间的分别。继续写下你其他的情人,我们要一个完整的记录,换言之,一个详尽的叙述。”

他斯文平静的声调就好像一记耳光。

少尉望着我,他的舌头舔着嘴唇,直到他舔到口边的红痛处才停下。

“通通写下,我们要所有的细节。我肯定你会有很多的。”

我设法保持冷静。

“你无权过问我这种事情。你可以控告我是反革命或什么随你喜欢,但这儿不是个道德法庭。”
     
那些毛茸茸的手指在桌面轻敲。

“这一点就是我们要证实的。外头传你是什么的圣人,但我们不以为然,据我们所知,你与所传的不是一样。现在我们要你现形,显出你真正的面目。”

他盯着我,眼没有眨。

“就是个娼妓,”少尉说。

“我们等着瞧!”

秃头盘问的发火了,用污秽的问题向我扫射,一串串的粗言秽语从他口冲出,又用长满肥肉的手掌拍在桌上,以强调语气。

我汗流浃背,头昏脑胀,我以为我可能倒下。但我坚决拒供。

一小时后,他停止炮轰,少尉也继续他的记录。他们以前亦使用过这手段,竭力用恐吓来达到目的。

“我们有的是时间,”秃头盘问员说。

他留下最后的一招。

“你丈夫已承认自己叛国和从事间谍活动的罪,你也将完蛋了。”他兜过桌子走到我面前,向我的脸上喷气,“不说出你的性生活,你休想离开这里。”

他怒视我一段长时间。

我痉挛地战抖。

返回囚室途中,经过那些馊臭的通道。在除下眼罩未被推入室内的一刻,我第一次看见门上号数。

七号。

我是在七号囚室,神圣的数目, 神用七日创造,灯台也有七个枝子。

我躺在床上饮泣。过了一阵子,我平静下来。我的身子躺在黑暗中,但我的灵却上升,超越监牢的围墙。

我记得那些说话,“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要是时候到了,我必定要说“成了”,我愿意用耶稣所说的话,向父母朋友道别。 神与我共度困苦。

“起来!”

红脸守卫长米尔路在门外。我立即起来面向墙。

“这里不是酒店。如果每人都躺在床上增肥,外边的人都会抢着进来。你赶快学会监狱的规矩。”

米尔路在罗马尼亚语的意思是“羊羔”,可是他不是羊羔。除了早上的例行检查外,他还偷偷地在通道外徘徊,作突击检查。“看着我。有没有什么报告?”

“我可否有匙羹喝汤?”

“如果你想跟我说话,闭上你的嘴巴。”

他为自己说的笑话捧腹大笑,他这种表现特别令他在罗马尼亚的监狱出名。人们说战前他是在咖啡室卖鞋带的,他得到现时的职位,是因他报信有功。他有一种习惯,就是无论对任何人或无论在任何情况,他都要证明自己的重要性。

中午送来的是一碟油腻汤,你必须喝光,这是规矩。绝食抗议只招来强喂。两名守卫会把你按下,第三名把汤灌进你的喉咙。当这件事情发生,你所得的汤比平常的丰富:加上蛋黄和粮,以增强“病者”的体力。他们说,里面的营养相当于三天的正常饭食。所以,有人选择拒绝进食,希望品尝美味!

我微笑,想起刚结婚时,理察对食物的吹毛求疵。现在他一定会高兴回家吃饭!

我们二人都很熟悉摩西二经《出埃及记》,圣经告诉我们, 神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的奴役。

每晚在七号囚室我都背诵这些经文。我知道理察在某处亦做着同样的事。 神会拯救我们。

“现在准备好回答我的问题没有?”毛茸手指盘问员走过来喷出烟酒气味。“我们会不会从圣人性生活中得到造就?”

金发少尉望一望他的年长同事,有点惊奇他用这样粗鲁的开场白。

他又是带着他的课本和笔记本,我想他是一名新“无产阶级领袖”,工厂挑选出来的出色小子。因为希望考试合格得以晋升,所以利用时间温习。但同时他又要做盘问记录的工作。

秃头花了二十分钟,使出他的例行卑污盘问伎俩,我再三重复他无权过问。后来,他停了下来,点着香烟,我想少尉会过来接班。但当那年纪大的走了出去,年青的长官继续温习他的功课。

我凝视他,有点颤惊。我的眼睛感到疲倦,双膝快要弯下去。但我没有睡着。

他叫我想起很久以前在巴黎的一个男孩子。他现在在何处?他们两人都一样英俊。但美丽的面孔可以隐藏许多的东西。他偶然抬起头,发出那熟悉的微笑。好像他知道他那粗暴同事所问的一切答案。

我站了三小时。这是个极平常的练习。为了避免浪费他们的空档时间,他们召来一名囚犯,让他站在那里,自己继续学习。有囚犯到来,他们便签收,离去也要签退。这些事都要他们花时间。

那年长的回来,又逼迫了一小时。我与谁睡觉,与他们作过什么事。

我十分疲倦,筋疲力尽使我几乎让步。但我找着气力说:“我不会告诉你想要的。”我可以给他一些资料,虽是最坏的“性历史”,亦不会妨碍一个人成为大圣人。抹大拉的马利亚也曾经是一名妓女。但她永远都会受到尊重。

盘问员咆哮一句秽语,然后说:“带走她。”

当我被带走时,年青的金发少尉已经不断地打哈欠、伸懒腰。

数天之后,我返回集体囚室,那里冷得像个冰箱。冬天快到,我的夏日外衣和羊毛长袜变成众人羡慕的物品。在她们眼中,我是富有的。我尽量分享我的财富,他们用我的外衣作毛毯、晨褛或审讯时的盛装。我把长袜送给一个只穿薄棉裙的女子,她感激得热泪盈眶。

室内的另外四位女子使我惊奇,她们都是穿着晚礼服盛装只是裁剪得不太合适,低胸没袖白缎子,裙碎子拖在肮脏的英泥地上,用作囚服不太理想。

“我们去美国领事馆看电影,”其中一个女子告诉我:“是一部关于北极熊的片子。回家途中,我们被截停,被拖到街上。他们把我们押到秘密警察总部。“我们知道你们是美国间谍!”他们说。

女子们连续被盘问数天,挨饿、缺睡,但她们否认控罪,现在等候审讯。优雅的裙子已变成滥布,部分已撕下用作手帕、毛巾和其他用途。

各人轮流用我的外衣,高兴不已。好像得到一件皮草披肩。

“下次审讯,你要穿它吧吗?”

“啊!你真是好心肠。站在那些畜生面前,赤着肩膀使我感到赤裸,穿起它能增加我的勇气。”

囚室的门突然打开,各人的心几乎跳了出来。

“你,”守卫说。他们总是无法清楚读出我的名字,就像许多犹太人的名字,魏恩波WURMBRANDW的发音把他们难倒。

“戴上眼罩。”

馊臭通道的黑暗行程又再次开始。

我进入一个充满男人声音的房间。突然声音静了下来,我感觉到他们在凝视我。听不见、看不见、又知道被人望着,令我感到畏怯。“现在又是什么?”我心里忖测着。

“除下眼罩!”

眩目的灯光使我感到眼花,是一间新的审讯房间,长形的,没有窗子,似乎是在地牢。长柜后面坐着十名身穿制服的长官,包括三名我已经见过的。他们都瞪眼看着我。

“你知道你丈夫的事吗?”

“你不知道吗?”我说:“你应该告诉我才对!”

“坐下,”蓄小胡的少校说:“如果你肯合作,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我们可能让你见他。”

我真的相信他们的话。我们没有犯法。或者,理察已经经过审讯,获无罪释放。我当时也真的太天真。

他们把一叠一叠的相片放在桌子上,有男有女。警官一幅一幅的举起。

“这是谁?”

“这是何人?”

“你认识这个人吗?”

在所有相片中,我认识一个人。但我设法装作若无其是,继续不断地说不。

他是一名好友,一名苏联士兵,在我家里受浸。照片是警方拍的,有正面和侧面,拍得不太好。但他的样子改变了很多!

现在他在哪里?我继续的说:不,不,不,摇着头。

长官又喝又唬,问题又问题,有些我答不到,有些我不肯答。盘问的时间相当长,我被声音和眩目的强光搞得混乱。我又感到头昏脑胀。

“我们有办法令你说话,但你不会喜欢的。不要自作聪明,浪费我们的时间,也浪费你的生命。”
     
重复的问题,咄咄逼人,快使人发疯。我的神经快要崩溃。

过了很多小时我才能返回囚室,我躺在草席上大声哭泣。

“不准哭。”

守卫站在通道上骂。

但我不能自制,我的眼泪也影响其他人,她们亦开始饮泣。

木口木脸的守卫,转身把门关上。

我哭的两小时,后来我的情绪平静下来,设法思想。盘问由一个问题带到另一个问题,由一个人问到第二个人。要是我说出任何人的名字,那个将会被捕入狱。我万万不能说出名字,但我也不认为自己再能忍受下去。

可是第二轮的检查却改用的新手法。只有秃头一个人,他带着微笑道:

“魏太太,你只有三十六岁,可谓日正方中。为什么如此固执呢?为什么不与我们合作?你只要把叛国贼的名字供出,明天你便可以自由了。”

我没有回答。

“让我们理性点。每个男人都有自己的身价,每个女人也一样。你有没有听过那夜总会的故事,有个男人问侍应:”酒吧那金发女朗多少钱?”“一百块。”“那褐色皮肤呢?”“非常特别,五百块。”“这么那个与男人坐在角落的女子呢?”“先生,行不得,她已经嫁人,若少于一千块,你休想得到她。”

他为自己的笑话哈哈大笑,拿出手帕擦泪水。

“你是个诚实人。你大可以抬高价格。犹大用三十块出卖老板,他大可以卖三百块。告诉我们你要什么?你的自由和你丈夫的自由?给他一个好的教区?我们会照顾你的全家。你对我们实在太重要。怎么样?”

他说完之后,房内一片宁静。最后却给我打破。

“谢谢!但我已经卖了自己。 神的儿子受苦为我舍命,藉着他我能够上天堂。你能付出比这更高的代价吗?”

秃头男子突然变得十分疲倦,声音也变得嘶哑、无奈。他抓紧拳头,我以为他准备打我。他把手收回,抚抚自己的脑袋,然后长叹。

十月二十三日是我和理察的结婚周年,但缠住新婚的快乐只令我更觉凄酸。

冬天来了,米海很容易着凉。他就像一般的孩子一样,睡着的进修有许多小动作,时常翻来覆去,把被盖推到地上。现在有准给他盖被呢?

米海有时候很固执。有一次我们去旅行,虽然我告诉他不要喝溪里的水,他却不听劝。最后开得喉咙坏了数星期。又有一次他爬树摔了下来,那一次险些儿送了命,现在有谁会制止他冒险呢?他的阿姨苏珊很疼他,但她也有自己的烦恼。我每天就是这样的被千百种的忧虑刺透。

十一月,狱长亲自巡视囚室。有一小撮的女人接到通知,十分钟准备离去。不许发出任何问题,我们惶惶恐恐,不知是吉是凶,各人收拾自己的零碎。

事实上,我们是被判往劳改营。一批官员在我不在场的时候,作出此判决,刑期是二十四个月。刑期将届,又会加上新的刑罚。我是数千个被列为“行政罪犯”之一。我们未经正式审讯已送到劳改营去。我们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已被定罪。

劳改营现在成为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在每处地方都有成立。无法完成正常工作的、“从事破坏活动的分子”、吉普赛人、罪犯、神职人员、妓女、富有的资产阶级,就是所有与共产世界格格不入的人,都被送到那儿接受再教育。劳改营面积很大,可容纳二十万长期犯人,有男有女有孩子。年龄从十二岁到七十岁以上。藉着这些方法,“社会主义的再造”能成功地带到所有的卫星国家。

国家喜欢怎样做便怎样做,喜欢怎样说便怎样说。报章没有只字提到审讯和判刑的事,刊登的都是褒奖政府的说话说替所有的人制造了就业机会。成就惊人,一点不像西方,失业的人数以百万。

西方的显要指出,罗马尼亚是一个模范国家,真正解决了失业的问题。

在未能参与这个完满的行列之前,我被迁到一个过渡的监狱饥辣乏,它是全国最令人谈虎变色的监狱。

 

5.不见天日

 

卡车突然俯冲,开下一道斜坡。所有的妇女都发出尖叫。车内灯光熄灭,随着是匆匆的叮当声。车停下来,车内鸦雀无声,各人不自在地等候命令。

“把眼罩除下!”

这里是一处没有窗的地下密室。墙壁因潮湿而发亮,滑溜溜的石地板,穿制服的女守卫在四周巡逻。一名矮胖强壮的人物指手画脚地警告说:

“我是亚斯柏拿(在罗马尼亚语为“粗鲁”)警长,人如其名,你们好好记住。”

她和另一名同事,与她一样具有吸引力的,在支架桌子后面坐下。一名文书在登记姓名。

亚斯柏拿用她刺耳的声音演说:“所有多余的衣服用品,进入这营房都得另外存放。把衣服拿过来。”

她们除去我的夏天外衣。只留给我一条薄裙和满布疮孔的长袜。我接到一张寄存单。数小时后,我们蹒跚地走过黑暗的通道,弧拱形的天花走廊。潮湿的空气中挂着腐臭的气味,格子钢窗外面,站着戴土黄色无边帽的守卫。

我对饥辣乏并非完全陌生,它是一座上一世纪建筑的堡垒,囚室深入地下。当集体搜捕开始时我来过这里,是与一名女子来的,她以为她的朋友被抓进这里。我们查询时,守卫用手指在档案中一扫,便说没有他的记录。

理察失踪后,我也从布加勒斯特跑过同样的八里路程,也真过繁琐的表格,也等待了很长的时间,最后他们告诉我没有他的资料。

有一次,两名十五岁的女学生在审讯中心曾与我同住一个囚室,她们是因为参加地下爱国组织而被捕有。年纪较大的低声说:“要是你被关进饥辣乏的四号囚室,只有 神才能帮助你。”

亚斯柏拿警官打开装上铁枝的闸门。

“这是四号囚室。”

当时接近正午时分,但囚室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一颗电灯泡从天花垂下,弧顶房间的两旁排列着粗木造的双层床铺,夹在中间是一条狭窄通道。远处尽头是个小窗,是洒脱过的,又是加上铁枝的。数十双眼睛凝视着我。

“我是域奥妮嘉,你的组长,”有声音说话。一只手一挥,“给她那末端的位置。”

囚室最暗的角落,放了一个厕桶,旁边是道明渠,分配给我的床铺就在它上面。厕桶由五十个女人共用,她们大部分都因恶劣的食物而患有腹泻。

上层床铺既缺空气又热得叫人窒息。满身大汗的女人半裸的躺着,无论你往哪里望,都可以看见瘦骨如柴的手臂、歪曲不直的腿、塌落的胸脯和伤患处处的身体,仿佛像一间中世纪的停尸房。

那些身体还带着被虐待的印记和疤痕。

有些女人躺近门旁三合土地面,希望能多吸一些空气。

“她们真蠢!”我旁边的一个女子说:“地上的湿气更要命。”

饥辣乏来自一个罗马尼亚字,意思是“潮湿”,堡垒四周围着壕沟,那里吊着一段火车轨,样子像个小绞刑台。早上五时,车轨被一段铁棒撞击,声音一响囚犯便要起床。各人纷纷排队上厕桶,囚室充满说话声和争执声。当她们盛水洗刷时,饭堂内更噼啪声四起。

我到饥辣乏的第一个早上,听见有人唱圣诗。

“那些修女又来了!”

我的心情兴奋起来。“修女?在饥辣乏?”我问。

“是啊!要是亚斯柏拿听见,她便会把她们的手反绑在背后。有一次,才绑了三小时呢!”

一名约十八岁脸色苍白的少女,放下她手上的面包皮说:

“那算什么!在我上次的监狱米斯里,他们把信宗教的女人吊起,给她们戴上防毒面具,样子真是恐怖。”

其他修女被除数囚在邻室。虽隔着十二尺厚的巨墙,女人仍然能够沟通,但却要冒险。她们把铁罐放在石墙上,偷听讯号。声音藉空罐扩大,可以清楚听见隔壁的讯号。但必须有人放哨,否则被守卫从门孔发现便大难难逃。

信息是用监狱密码传达。我们知道我们翼座的四个囚室住了二百名女犯人而在另一地方又住了三千名男犯,但这堡垒原本只可容纳六百人!

人们进入监狱后便知道什么叫无所事事。不用洗、不用煮、也不用工作。妇女聚在一起谈论她们如何渴望煮饭和清洁的工作,他们真希望能给儿女烤个蛋糕,然后拿着鸡毛扫清理窗户、洗擦柜椅。我们甚至连看的东西也没有,时间没有过,而是静止不动。

“我想起那时候我常埋怨工作过劳,”我的邻床说:“我当时一定是疯了!”

身为母亲的明白孩子离家别去,她才发现替他们效劳的心情是何等愉快。没有做真叫人闷得发慌。

上午十一时,我们排队轮汤,每人分得一片黑面包。到快有食物,大家便冷静下来,安静地等候。

当那沸腾的汤桶一出囚室,争吵就爆发。为着小片面包的大小,彼此你争我夺。每次几乎是同样的原因开始,“你这狗娘,你明知今天是先轮到我。”辱骂破口而出,囚室响起骇人的猫斗。

室门突然打开,守卫冲入,手拿木棍出击。亚斯柏拿吼道:“我们对你们太好了,你们要是再继续胡闹,明天总得挨饿!”

汤泻满地上,暗处的床铺传来阵阵泣声。当守卫把大门关上,争吵又再爆发。五十个女人,你说我是,我说你非,吵作一团。直到亚斯柏拿再次出现,吼狮地宣布:“今天没有,明天也没有!”

她们走了以后,互相责骂还咕哝着。

我邻床的女子触触我的手臂。

“你真可怜,你没有吃呢!”

“不要紧,反正不太美味。”

“那是烂甘笋。国家蔬菜统营处丢了三百吨在这里。没有人买,连猪也不吃。我们已经吞了好几个星期。看,我的皮肤黄了很多。我们叫这种病为‘甘笋敏感症’”。

她叫艾莲娜,她说:

“有个大块头专制的女人恨透我,把我出卖。”

“你是谁?你为何在这里?”她追问:“你进来以后,一直没有说过半句话。”

我告诉她们我的名字,是一位牧师的妻子。

“宗教?知道一些圣经故事吗?”一名白发农妇问。

“是啊!说些给我们听,”其他声音随之而来:“在这里真闷。”

但那男婆娘显得愈是敌视。

“你要把这儿变成教区---

“不要介意艾沙,嘉尼莱,”艾莲娜说:“她是个旧党员。她非常感激党给她机会来到饥辣乏这再教育的机构,学习改变她的思想错误。”

其他的女人大笑,大家也得了短暂的慰藉,直至他们记起,还有三十六小时才有吃的,她们又再发愁。

为了鼓励她们,我把约瑟的故事说给她们听。让她们看见虽然万事看似无望,但生命的轮子仍然在转。我见她们听得津津有味,便又把其他的故事告诉她们。

“你记得约瑟的父亲送给约瑟一件彩衣吗?彩衣有些线着色深沉有些鲜艳,但两者都属于生命。虽然他的兄弟因嫉妒把他卖到埃及作奴隶,约瑟后来却当了埃及大户的管家。”
   
“轮子又再次转动,约瑟被扔进监牢。然而他后来又升为埃及全地的宰相,救了埃及全国脱离饥荒。当他的兄弟(不认得约瑟)来到埃及买粮时,他们惧怕这位埃及的主会抢夺他们的驴骡。我们也常是这样。我们只为小事担忧,却把意义重大的事走了眼。有些愁苦大,只因我们用人狭窄的眼光去看它们吧。我们看不见事情的结局。约瑟最后不是成为埃及的宰相,成为他兄弟的拯救者吗?”

当一小撮的妇女留心听的时候,室内其余的人有些哼歌有些吱喳地叫,就像禽屋似的。

我瞥见红发域奥尼嘉在偷看我们。

“小心,”农妇低声说:“要是亚斯柏拿听见你在这里传道,就会有麻烦。”

第二天早晨,域奥尼嘉在通道上出现。

“我知道你是谁!”她用手指着我:“我一直在想。现在我知道了。”

我以为她偷听了我的小讲道,现在想要伸张正义。

“我认识你,你的名字很熟。我问自己我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呢?”

其他人望过来,我坐在上床好像块布景板,不敢动。

“是了,”域奥尼嘉得意地说:“她是传道人魏恩波牧师的妻子!”

那位室长骄傲地解释,她的叔叔在布加勒斯特负责一所东正教的教会,曾听过理察在宗教大会上的演说。

“他是四千人中唯一站起来替 神说话的人。其他三千多人都拍共产党马屁,”域奥尼嘉说。

“你知道他们后来把那宗教部长撤了职吗?”

她转过来问我。

“我去过你的教会,觉得你们的聚会十分好。”

因此一时之间我成了女英雄,我从厕桶上的炼狱窝下来,域奥尼嘉替我在十尺外找到更好的床铺,那张床一直是空置的。在那里她给我作出一次尊贵的拜访。

“做室长不是开玩笑的,”她说:“再来一次像昨天的,我便疯了。”

域奥尼嘉的权力也真大。她可以向亚斯柏拿警官推荐,谁该做那人人羡慕的洗衣工作。乞求洗守卫的内衣裤,对女人来说,可真是羞辱。虽然辛苦,但总比坐在那黑暗、恶臭的四号囚室无所事事好出千百倍。

我收到我第一碟美味——水煮玉米,我四周看看有没有餐具。

“她想要匙羹!”加尼莱太太揶揄理道:“舔吧!”

我设法从碟子的浅边吃那既稀且湿的香味糊状物,却流到我的下巴去。舔又似乎太兽性,最后我还是把我早晨的美味转送别人。

但活命的思念突然萌生,为何不愿意卑微呢?我们的主也曾经卑微自己至极点。我记起基甸,那位出战以色列仇敌的圣经英雄。 神吩咐他只率领那些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士兵出战,就是说,那些愿意接受最羞辱试验的人。

当下一顿饭来到,我把它完全舔光。

后来,艾莲娜教我拿一块木片,利用玻璃片刻成类似匙羹的形状。

从米斯里来的女人告诉我,监狱给那些育婴女人和怀孕妇女额外的配给。“但后来停止了。”

“为什么?”

“有一半的女囚犯立刻自认怀孕,其他人嫉妒起来便上演好戏。”

我们每个都骨瘦如柴,岂能冒充孕妇,虽然有些人因饥饿而变得肿胀。后来我们才发现,饥饿是官方的政策。饥饿使人倦怠,不会制造麻烦。又后来他们因为劳改营缺乏人力,才用较佳的食物招徕,我们有不少的人志愿参加。

在平常的日子,我们都聚到修女的床铺。

“不要再吵嘴,将你们的经验与女性协会的理论付诸实施吧。”司徒宾尼鲁太太说,她是艾莲娜最好的朋友。

她个子高大,颇有威严,以前是个家底丰厚的寡妇,共产党来的时间她什么也没有了,以后,她以卖蜡烛打扫教堂为生,这所教堂以前曾经接受过她多番的慷慨赞助。她告诉我们一个故事。

一天早上在教堂,她站在摆卖蜡烛柜子的旁边,看见一名陌生男子,那人在胸口上画十字,但不像东正教的信徒从右至左,仍从左至右,是天主教的方式。他买了一枝蜡烛,他似乎只懂得很少罗马尼亚语,陌生人说自己是从法国来的 神学生正在欧洲旅行。看见教会所受的逼迫,内心感到十分难过。

司徒太太运用她的法语,告诉他更多有关逼迫的事。就在那间教会,那个讲坛前面,警察暴徒如何猥亵地折磨神甫!第二天,司徒太太被捕,原来那名法国人是共产党的特务。当局让她有两个选择,作秘密警察的线人,报告信众的情况——举报他们和供出他们所说的话;要不就是坐牢。

“我在饥辣乏已有一年了,”她说。今年四十六岁的她,已经满头白发。

室内有两名天主教修女,她们心地赤热、和平良善,从没有怨言。她们照料较年长的妇人,又帮人洗擦伤口,她们常唱诗歌,把安慰带给没有人关心的人。

“可是她们准你们唱诗吗?”我在第一次见面时问。

“我们是准许歌唱的,她们也准许我们挨揍。”维娜尼嘉回答。

年纪较少的苏菲亚修女,掷起衣服让我们看那些在手臂上和脖子上的瘀伤。

“我们唱得很轻声,”她说:“但有人告发我们。守卫冲入,拳打脚踢,连番掌掴。事发之后,亚斯柏拿警官禁止一切谈话。但你怎能令女人保持静默呢!”

苏菲亚曾经在教堂弹过风琴,她教我们唱圣诗。其他的妇女晓得“耶和华的军队”所唱的诗歌,“耶和华的军队”是深入农村类似救世军的布道活动。

大部分妇女的信仰是东正教。无知的乡村妇女害怕去世时得不到神甫的最后祝福。她们相信自己会变为野鬼,进不了天堂。修女们给她们吟诵葬礼的经文,妇女不肯定这样是否行得通,但总比什么没有的好。

“主啊,求你赐下安息给你已睡的仆人,”修女吟着:“给她们在青草地上躺下安息。”青草地?我们位于地下,在我们囚室上面有草生长,年只得以饲养。它们一定很快乐,可以晒阳光,吃的也充足。

在饥辣乏的修女包括有修道院院长、初入教的与平信徒修女,她们是做社会工作的,有年华十八的,有年老六十的。当政府要取缔希腊天主教时,僧侣、神甫和修女如果拒绝参加东正教(那是受共产党控制的),便会受到监禁。在监里他们与他们的罗马天主教弟兄姊妹会合。

佐治斯古下士是亚斯柏拿警官的助手,她是一名迟钝的女子,嘴脸平坦,声音更是平淡。她的责任是如今囚犯做运动。

“当我说:出去。我不许有人走在最后。所有的人要一起出去!”

五十个女人不能同时用一个门口出去,但你也不能跟佐治斯古争辩。

“当我发出命令,你们必须服从,”她用单调的低音咕哝着。后面的女人格格地笑,模仿她的鼻音,直至有人无法抑制的大笑起来。当下士一喝,笑声立刻止住。挨揍的问题那些又老又弱的人,因为她们走得最后。

“你不知道什么叫怜悯吗?”我喊道:“圣经写着,那些对人没有怜悯,最后也要接受 神无怜悯的审判。”

“我不知道,”她啼叫道:“我也不想知道。”

但佐治斯古也有弱点。我在四号囚室的日子她一直不准我看医生。但对那些患牙痛的室友,她却必定批准。

因为她自己也试过牙痛,知道是什么的滋味。

这些女守卫真是愚钝!

我习惯别人敢爱敢恨,有自己的性格。但这些穿制服的女孩子却变成了木偶。如果上头命令是揍,她们便揍你。我们可能会变成地毯,任由践踏。又如果命令是慢下来她们便会不理会我们。他们经过警察护卫学校的训练,学会了盲从命令。她们大多数是农民,从未穿过这样威风的制服,更没有拥有过像手枪这般贵重的玩具。她们统治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就是她们的世界。

她们为了显示无产阶级的独裁政治,行动的矛头主要指向教授的妻子和其他文化界人士。行动不单表明没有受过教育的怨恨,更清楚看见她们已被洗脑,深信“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就是危害世界共产进程的坏分子。她们对党和党的诺言笃信不疑。

辛坦是囚室里心智较健全的人,年青、相貌清秀,个子高,披着黑长发。她告诉我,在她被捕前的一个月,她刚得了科学学士。她的声音微弱急快,说话像流水般掠过,你猜不到它会在哪儿停下。她是因自己的哥哥而被捕,她哥哥参加了亚森尼斯古上校在山上的自由战士队伍。她在大学里说话时被人偷听,向警方告发。

有些时候当我们谈话,她的眼睛会突然出现一种莫名的恐惧,声音说到一半便终止了。从前我在囚犯身上也见过同样现象,使我感到震惊。

一天晚上,辛坦床铺附近的人都跑光了。

有个女人爬上我的上层床。

“请你让我跟你坐,”她乞求:“辛坦的行为怪异,我想她快要再发作。”

我去看那女孩,她不停地淌着眼泪,她的长手扭着一缕头发,神经过敏地扭着。

突然她大叫:“我不知,我不记得,我以前从未见过他------

域奥尼嘉走过通道。

“糟透了!”她发牢骚:“为什么他们不把她带走?我还不够忙吗?”

妇女恐慌地画十字。

辛坦呼吸沉重,脸色变红。随后,她尖锐的叫喊,像只跌进陷阱里的动物,她从床上跳了下来。双臂胡乱抽打,黑发飞扬,把阻着她去路的人通通打倒。她从窗台抓到一堆旧罐,便向域奥妮嘉的头扔过去。罐打不中域奥妮嘉,只撞在门上。

各人把头藏进毛毯,尖叫声、嘈吵的哭泣声充满了空气。

两名强壮的女子与辛坦角力,在狭窄的通道上,一时向前一时向后的争持着。域奥尼嘉在旁边喊着一些中用的提议。

“抓住她,绊跌她,我的天,我的天啊!”

看不见的魔鬼好像数以万计的冲了进来。

最后还是维娜尼嘉修女想得到,用等待从辛坦的后头把她蒙住。她们一起跌倒在地上,两个女子把辛坦搂住,她也不再扭动,静了下来。她们把她抬上床,辛坦已不省人事,衣服撕破,全身湿透汗水。
   
这时候,我的肌肉才开始蠕动,恢复正常。

囚室的远处传来男子的声音。

是一把冰冷、抑制的声音,是其中的一个审讯员的。声音在问问题,同样的问题,重复又重复。

我战战兢兢,走到囚室的远处。看见一名面色苍白的年青女子在床上颤抖,曲膝缩作一团,害怕得快要僵直。

她开始用自己声音,回答刚才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不在那里------

然后尖叫:“求你不要打我!求求你!求求你,求------

她的眼睛是张开的,她正在再度体验秘密警察囚室中的盘问,恐惧令她神智不清。她用那令人毛骨悚然、模仿那审讯员的低沉嗓子,不断气喘喘地哀求,“不知道,我不知道。”并发出嘶哑、咳嗽的声音,好像受着某种虐待。

这不过是个开始。

大约一小时,囚室内充满着骇人的噪音,哭啼声和饮泣声。妇女一个跟着一个哭起来。有一股邪恶的势力似乎在作崇,在这恶臭的黑暗中包围着我们。室内唯一的灯泡在圆拱的天花上,映出一些疯狂的影子。

最初,我因战惊而感到麻木。

随后,我好像在火中烧红的热铁一样,感到胸口有些东西在膨胀。我发觉自己再次接受盘问。在这个恐怖之夜里,我更渴望知道理察的情况怎样,米海又怎样。

我用祷告打退疯狂愚昧的幻觉,修女也是同样的这样做。

我们的床铺就好像地狱唯一的安全地方,妇女们都挤了过来把我的手握得紧紧的,他们似乎在逃避恶梦中的集体屠杀。

守卫见过这种情况,所以他们留在外面,避免卷入漩涡。

触发这次恶梦的辛坦,躺在床上睡着了,什么也听不见。

抽泣声音开始隐退,没到一小时,我只听见从黑暗传来疲惫的鼾声。恐怖渐渐消失。

过了一段颇长的时间,我躺着没睡,静静的默祷:“主啊!你既赐我在这些女人中有点影响力,也求你赐我智慧的心,为你赢取她们的灵魂。”

外面的长走廊传来一名守卫撤退的脚步声,声音愈来愈弱。在监狱的某深处,一道大门砰的一声关上。我想我可以听见在另一囚室内一个女人的咳嗽声。

细小微弱的森林响声,在这个挤迫的饥辣乏回荡着,其中有三千灵魂设法用睡眠把恶运忘掉 。

第二天早上,我特意去找艾莎嘉尼莱,从前的共产党员。有谣传说,她以前是秘密警察长官,可是从恩宠中坠落,成为阶下囚。许多党员受到清算,现在都坐牢了。

艾莎向我张开她的大颚。

“如果你再在这里传道,我就去拍门,把守卫召来。”

我说:“艾莎,你仍然相信党?”

“当然。我没有改变我的信念。我的被捕是出于错误。”

“你会令全个囚室的人受罚。我没打算为你或为你的 神受苦。不管怎样,他不见得帮了你很大的忙。”

“你真的这样不喜欢这位 神!”我惊讶道:“他是怎样的一位呢?如果你说‘我不喜欢杰克’,你知道杰克是怎样的人物。你对 神的概念是怎样的呢?”

“哈!”她高兴找到这机会,让她把学到的得到发挥。“ 神是个狂人,他不会让科学说实话。他是剥削无产

阶级的守护神,剥削的人利用榨取得来的金钱替他建造教堂。他又祝福毁灭人的武器。”

我说:“你所称的 神实在太没有爱心。但我所爱的 神却是另一位。他与劳动群众同甘共苦,他是在受欺压的人中长大。饥饿的,他喂饱;患病的,他医治。他教人彼此相爱,更替我们舍命------

“爱!”她的声音几乎破裂:“爱有什么用?对我有什么用。我告诉你,我全是憎恨人!如果你知道我对那些把我交在这里,那些阴险恶毒的同志是如何的讨厌,你可能会明白。我希望他们通通死掉!我一生奉献给党,竟换来如此的下场。”她低下头来,眼里好像带点泪。当时我亦不知所措。

“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她叱责道:“我不接受赦免的说法,这只是谎话。”她开始哭。

“反正都是一样的,”她饮泣道:“如果美国鬼来,我会被问吊。如果共产党留下来,我只有坐牢。说什么宽恕!”

泪珠滚下来,过了一阵子,她坐起来用裙边抹她那灰白的脸。之后她开始用一种深思熟虑的眼光望着我。

“萨碧楠·魏恩波,你真狡猾。我叫你停止传道,你却一连向我传了五分钟。”

但嘉尼莱太太没有威胁要叫守卫。

现在四号室的人个个都认识我,妇女们还跟我学法文和德文。

“魏太太每教第一课都是以‘DIEU’或‘GOTT’开始,”我最优秀的学生芬尼-马尼勒斯古太太取笑道。

有些人到我那里只是想打发时间。但有些人认为学懂了,出狱后准会有用。布加勒斯特到处都是联军军队,传译员必须需求。

芬尼的丈夫和母亲都在狱中,她年纪二十五岁,性格文静羞怯,短发大圆眼。

我们第一次谈话是在院子,在早晨点名之后。亚斯柏拿警官和她的助手,当时正像赌马的人向囚犯叫骂。

“你看,一根草,”芬尼低声说:“想不到它能在这儿生长。”

“生命的力量可真大!”她把草放到唇边。

我们成了知已。法语功课是写在胶了肥皂的鞋底上。饥辣乏什么都没有供应,纸张、衣服、布料,甚至从家中寄来的包裹也收不到。

但他们定期喷杀虫药水,要是药水喷在硷性鞋底上,你可以用木条在上面清楚的书写。

有时我们要停课,因为芬尼患的痛症痛得很厉害。

“我不知是什么,”她喘息道:“痛的时候是一阵一阵的。”

看医生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很久才会有一名医护人员出现,患病的妇女会峰涌而上,又叫又乞,求她施医赠药。医护人员只接受三至四宗“急诊”,就是那些制造最多麻烦的人,把她们带去医疗所检查医治。

治疗方法有两种:琉璜丸医痢疾肚泻;阿司匹林医其他的痛症。

最后,芬尼-马连勒斯古不支倒下,她被人用毛毯抬了出去。几日后,她又再回来,经医生诊断,证实她患了肠痨病。

“他们答应会给我做手术,”她低声说,无力地露出笑容。

几星期后,芬尼被送进监狱医院,在那里病逝。

她的病显然不是肺痨,而是癌。

稍后,我在劳改营遇上芬尼的母亲,迫不得已把恶耗转告她,老人家听到消息悲哀不已。

通道对面,与我相对的床铺,住的是卢烈太太,她的儿子参加了山区战士,与亚森尼斯古上校一起作战。卢太太的两个女儿都入了狱,一个在米斯里,另一个跟我们在饥辣乏,要相邻的囚室。

母亲看见自己的女儿在操场走路运动。她在漆封的窗子用指甲抓了个窥孔。任何人被发现走近窗子的都会立即受罚。可是,六十岁的卢烈太太为了看看自己的小女儿,她愿意冒任何危险。她望见女儿,忍不住掉下眼泪。

有时她吃力地攀上我的床铺,跟聊自己丈夫和儿女的事。她问及理察,每个囚犯都认识他的名字。我们怎样相遇?他是否一直都做牧师?一个信奉基督教的犹太人?这不是很不寻常的吗?

“说来话长,”我回答说:“我们有忧伤的时候,但也有快乐的时刻。”

直到现在,我没有容许自己回忆过去。但卢烈太太留心地听,坐在黯淡的光线中,她的皱纹面孔隐藏在阴暗处,我好像是在跟自己说话。

她不断地回应:“是吗?”或作出惊奇的赞叹,我也得承认,故事真的有点奇怪。我们初次见面时,理察当时二十七岁,我比他年轻四年。

 

6.顽石点头

 

我转入魏恩波在布加勒斯特居住的一条街。我的叔父是那儿的常客,这是我第一次陪他到访。我往楼上望,看见一名怒气冲冲的青年男子站在露台,吓得我几乎折回。青年人看见叔父,便向他招手并走下来迎接。经过一番问候和介绍,他率直地告诉我他发怒的原因。

“我妈妈常发牢骚,要我娶太太,她心目中已有人选,是一名世袭生意的继承人,有两间大屋,一百万元嫁妆。”

“听来不错啊!”

“对,生意和产业我并不介意,”他笑道:“我不喜欢的是那女孩子!但是妈说,这是我们发达的最好机会。当时我一怒之下,走出露台,在那里便看见你们。”

他俏皮地加上一句:“我突然想起,要是我能得到像你一样的女孩子,什么一悲我都不要。”

我没有回巴黎,就在布加勒斯特工作自此我俩每晚见面。理察和我发现彼此的背景相似。大家儿时都在贫困中长大,又同是犹太人,大家又是摒弃的宗教。

理察是个会做生意的人,他第一次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赚钱,成绩骄人。除了喜欢赚钱外,他还喜欢花钱,我们经常一起到夜总会、电影院去享受人生,很少为明天打算。一天晚上有些事使他突然说:“我是个不易侍候的人,你跟我一起是会受苦的。”

但我们已心深相爱,没有去理会日后的艰苦疾苦。

我们的婚礼采用宗教仪式。按照传统,我们把酒杯摔碎在地上。意义是毋忘耶路撒冷仍被外邦践踏。

快乐的日子过了不到一年。理察突然染上一种令人烦厌的咳嗽。他从诊所出来时脸色苍白,医生告诉他患的是肺病,爱克斯光在其中一个肺照到黑块。他必须立刻入院疗养。那时候肺病的手尾很长,往往会致命。我觉得理察就像被定了死罪。这件事似乎是我生命里的最大悲剧,我觉得上天非常残酷,竟在我最快乐的时候,把我如此作弄。

理察入住山区疗养院时,我去与他母亲同住。婆婆对我十分仁慈,但很多个晚上,我哭倦了才能入睡。

两星期一次,我坐火车去探理察。他住的地方环境幽雅、宁静,疗养院的对面有山、有谷,更有苍翠绿林,景色怡人。过了一段时间,理察似乎亦悠然自得,觉得生活写意。他说:“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的休息。”

我似乎没有半点怨言,身子也渐渐康复。可是,他身上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改变。

“最近我一直在回想过去,我曾经伤害过的人,我的母亲和许多你不认识的女孩子。以前我一直只顾自己。”

“不要为此难过,”我说:“我过去的生活也是一样。这是年青嘛。”

有一天,我发现他在读一本一位女病人送给他的书。

“是关于华提斯邦尼弟兄们的,”他说:“他们成立了一个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机构。想不到我妄顾自己生命时,别人却正为我的生命祈祷。”

他谈到耶稣基督,这是他给我最大的震惊。在我长大的正宗犹太家庭,基督的名字是个禁忌,经过教堂时,我们要把头转向另一面,不许望见。我以为我已经长大,我已放弃了紧张的犹太规矩。可是,理察竟然想到这类事情,真使我头痛。

对于基督徒如何逼迫我拉同胞,我清楚认识。他们如何强迫犹太人受浸,犹太人又如何杀死自己的儿女,然后自杀,成千上万的,宁死不从别的宗教。当犹太人被强迫听天主教的弭撒,他们便用腊塞耳,令自己听不见他们认为亵渎的说话。

还有,我们从四周所看见的,亦不鼓励我们信耶稣。东正教会是强烈反犹太的,路德会也是一样。全国最大型的反犹太团体名叫“国家基督徒防卫联盟”。它的主要活动似乎是殴打犹太学生和砸碎犹太店铺。

因此,我无法理解,有什么事情,无论是过去或现在的,可以说服理察做基督徒。也从来没有人向我解释过,信念基督是怎么一回事。

理察渐渐康复。我尝试跟他谈论回去布加勒斯特后的日子,他却告诉我有关基督的发现,他从新约读到基督的生平,对他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从前,我们没有想过有儿女,但现在理察却谈到我们应该怎样把他们养育成人。

他的病在山中一个村落渐渐痊愈,在那里我们遇上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有一个老人是个木匠,他日间陪我们打发时间。当他听见理察是个犹太人,眼睛兴奋得亮起来。他把粗糙的手放在理察觉的肩上,开始发表他的小演说:“我曾求 神给我在去世之前达成一个心愿,因为基督是个犹太人,我想给他带领一个犹太人信主。但因为这里没有犹太人,我又不能离开村落,因此 神必须差个犹太人来。现在你来了, 神答允了我的祷告!”

理察深受感动,但我的心却沉了下去。我们离开之前,木匠还送给理察一本破烂的圣经,说:“我内子和我曾经为着你的得救,祷告了很久。”

理察把圣经读完又读。

我不知所措,心里惊慌外界人士很少知道犹太人内心所存的反基督情绪。我反对基督教,除历史因素外,还有个人原因。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放学步行回家,在转角处,有两个女孩等着我,一见我就扯我的头发,“因为你是个污秽小犹太。”她们是基督徒,欺侮行为被视作是一种游戏。当我长大之后,又来了纳粹党的逼迫,从德国开始,直到欧洲各国。

理察告诉我,耶稣本人亦受过不公平的待遇,可是当我听见他嘴唇说出这个禁忌的名字,我实在无法忍受了。

“我不需要他,”我说:“你亦不需要他。这种事并不自然。我们是犹太人——那是外邦人的信仰!”

当理察谈到要受浸,我更几乎疯了。“我宁死也不愿见你成为基督徒。这事一点不自然。”

我说,他若是要信宗教,大可以信奉自己的犹太教。有段时间,理察真的照做。他上会堂去,即使在那个时候,他仍然谈到基督。之后,他说服我。我虽然害怕,但也有一点好奇,于是我跟他走进教堂。

教堂里充满圣人的画像,他对我说画像中半数是犹太人,就如耶稣各他的母亲马利亚便是例子。教堂里教导小孩的教材,又是犹太人摩西五经中的诫命,诗篇又是犹太人大卫王的诗篇,旧约都充满了有关基督的预言和应许。

当理察领我走出那座圆顶怪异的建筑物时说:“基督教其实就是公诸于全世界的犹太信仰。”

谁使犹太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和智慧广传世界?谁能使这些信念在二千年内接触了千万人呢?只有基督才能办得到。因他所作的工,犹太人的圣书才得以翻译成千种语言和方言。现在读圣经的不仅有无知的农民,也有最伟大的科学家,就如巴斯德、爱因斯坦等------

经过多个晚上的耐心辩论,我终于被理察打败。我开始读新约,更开始对这位救主产生了敬爱之心。我对甘地的说话开始产生共鸣,他说:“从基督的信仰中,你只要把基督给我,其余的我都不要。”我不想与他的门徒有任何瓜葛,因他们伤害了我的同胞。

理察不同意这种看法。“你不能接受耶稣而拒绝他的门徒。他不会瞥下他们来迁就你。你不能接受门徒而又不称呼犹大为朋友,耶稣并没有这样做。”

暂时我的理性被征服,但感情上仍然抗拒。这些抗拒不但没有软化,反而愈久愈强烈:当我的心里微声说:“他没有错。”我的心,我一生所受的教育都起来反对。这内心的争战在我里面持续了好几个星期。

一天晚上,理察从祷告聚会回来,他参加的是圣公会犹太人差会的聚会。他握着我的手,向我说他已把他的心归顺基督,不久他便要受浸。

我一直以为自己性格坚忍、活泼。但这个消息实在过于我能够忍受。我把自己关在房间好几个小时,心里决定,他受浸之日,我便杀死自己。

理察受浸之日终于来临,我独个儿留在家中,锁上房门,把自己摔倒地上,干哭。我里面产生一种可怕的空虚,好像一个狂风的沙漠。我在绝望之余,大声呼喊:“耶稣,我不能到你那里,我不要理察属于你,我无法再忍了!”

我被自己的声音震醒,我在那里躺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哭着。

然后,我慢慢平静下来。

有些东西在我里面发生变化。生命开始流回来。

当理察从浸礼回来,浸礼是在另一个镇举行,我带着鲜花到车站迎接。他非常快乐,我们几乎整夜没睡,谈论所发生的事。我现在明白,我也静静地被一种我不明白的无声力量,朝着这改变的方向推动前进,纵然我以为我一直在作主。

我虽然让步,但还没准备称呼自己为基督徒。我尚年青,我要参加派对舞会,要欣赏电影,我不愿坐在教会里听讲章。

为了逗我开心,有时理察也会陪我。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们参加了一个派对,我突然体会,在派对中我一点也不感到快乐。欢笑声、喝酒、吸烟和说笑话,令我感觉难受。谈话不是乏味,便是令人反胃。我再无心留恋,对理察说:“我们可以走吗?”

出乎我意料,他竟然说,太早离开会对主人家不礼貌。他明知我的心情,但却用一个又一个的借口把我留下。直至我对整个派对感到反胃,甚至我几乎感到全身不洁。

我们回家的时候已经很晚,我冲动地说:“理察,我想立刻受浸!”

他微笑道:

“你已经等待了一段时间,现在让我们再耐心一点,等明天再说。”

第二天,他带我去见从圣公会差会来的新朋友——亚登斯牧师,又与艾理逊牧师见面,他们好像是属于另一世界的。他们二人为了事奉 神牺牲了一切,从他们身上,我学到基督信仰的意义——牺牲和否己。

我得到的快乐实在使我难以自制,我必须找人分享。受浸后第二天,我赶着上班,把事情告诉我的一位朋友,一名犹太女子,深信可以把她带领信主。(我已启动自己曾经经历的障碍!)当我愈作见证,她愈表示不想听。

“所以我现在失去你了!”她说,然后转过去哭起来我们一向感情非常好,恐怕我也从此失掉一名好友。

这只是第一课。

重生后,我生了一个孩子。以前,我一直不想有孩子,怕他们打扰我们的快乐。一九三九年我们的孩子米海出生,当时罗马尼亚的时局乌云密布,我们是在希特勒的魔爪之内,知道犹太人早晚会被连根拔起。因此在这个时候有孩子,实在太不应时。但我们生了米海,我们到现在仍感到十分高兴。

理察的母亲亦跟我们一样的感到自豪。孩子出生的第一天,她已经赶到所有的亲友家中报喜:“十足像理察的样子,还非常聪明伶俐!”

理察告诉我:“肤色跟你一样黝黑,样子十分俊美。可是,他只管哭;什么时候他才会说些聪明话?”

我们当时十分快乐。

*      *      *

当我讲完我的故事,时间已经很晚。囚室中,吵架争执如常,无法避免。手臂和手掌在天花板上绣上影子,囚室内嗡嗡的像个受干扰的蜂巢,最后夜深了,女士们也慢慢安静下来休息。

 

7.满嘴承诺

 

走廊传来男人的声音,也听见此靴踏步声,清晰整齐。大门突然打开。

“起立!”

一队武装警卫在门前单行排列,随后来的是九位长官,在囚室内围成一个半圆。饰带在清洁、笔直平滑的制服上,闪闪生辉。对着他们的,是一班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女人。没有人说话。长官用厌恶的眼光巡视一番,其中一个用手帕掩鼻。之后,他们列队离去,没说一句话。门轰声关上。

这是我们在饥辣乏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接受视察。

室内人声鼎沸!人人对视察都有自己的论调,自己的意见。因为在监狱中任何风吹草动都含有重大意义,比方汤里的豆由两粒加到三粒等。

“亲爱的,不要问我怎样知道,”域奥尼嘉告诉她的朋友:“可是美国人已向莫斯科发出最后通牒!是我昨天听见的,但我当时不相信,现在我只是说给你们听,不可传开!”

“秘密”闪电的走遍全室。每张床铺的女人都喋喋不休,用不同版本的说话,把消息传达。她们憧憬自己重获自由,成为民族女英雄,接受群众的喝彩欢呼。美国人如果还未抵达,也必定已在路上。

消息带给我们一阵快乐,直到门又再次被猛力推开。

“我的女士们!吃饭了,甘笋美汤!”

沸腾的汤桶未到,臭气先到。许多年纪较长的女人仍然无精打采。到现在她们也太软弱了。这致命的食物——虽然我们当时没想到——乃是给劳改营作的部署。食物确实试出谁是弱者。视察亦是起行的前奏。我们的命运注定,美国只是个梦想。

“当然是个奴隶营,”一个年轻教师告诉我们:“但在运河工作,你可以每日得到磅半的面包和通心粉!”

可真福气!饥辣乏谣言满天飞。每来一个新人,运河的梦想便有所加添。运河的计划庞大,花费数十亿,一直以来为人乐道。运河贯穿南罗马尼亚四十里的光秃平原,把多瑙河和黑海连接。

需要粉碎的巨大数以百万吨,成立特别的工厂用以制造士敏土,从苏联以荒唐昂贵的费用租来特别设施有一大队工程师、文员、管理人员已经开始工作。政府设立一个全新的部门主理建设事务,罗马尼亚全国的经济焦点亦集中在运河上。

劳改营是沿着运河设立,有人甚至说囚犯可以收到包裹。

“你喜欢家人寄什么都可以!”

“巧克力!”

巧克力是人人的梦想。

在运河工作的人还可以获赠寒衣,又得到医疗照顾。

最好的还有:在运河你可以与你的孩子、丈夫见面,不是几分钟,而是一整天。

我们对这消息笃信不疑。也没有想到其他的。

“但不是人人都有权利参加,”域奥尼嘉警告:“就像前几天一个政治科长对我说的,‘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工作是权利,匪徒是无份的。’”

饥辣乏的挤迫情况愈来愈严重,四号囚室本来是容纳三十人,到一九五零年的圣诞,人数是八十。通道上躺满囚犯,只要一走动,便会踩着人。空气更是恶臭无比。

一天早上,有人来带我们外出沐浴,当时大家都雀跃不已。可是,这个快乐就像所有监狱的喜悦,都是短暂的。我们赶着穿过黑暗的走廊,男守卫在旁拳打掌推。突然的运动对那些多月卧床铺的女人实在吃不消,最后有些便不支倒地。

“五分钟!五分钟!”长着吉普赛脸的年轻少尉怒吼:“脱衣,沐浴,赶快出来。不许说话!否则全体受罚。”

突然有个女人尖叫,转身对着后面的女人大骂。

“你踩着我的痛脚跟!”

后面的咕哝道歉。

“或者你不认识我是谁?”

可是,大家都知道她是谁。她是囚室中最劣的告密者。开罪她的女人年纪接近七十,虽然喘着气,却冷静地回答:

“我亲爱的,我几乎连自己是谁都忘记了。我怎能知道你是谁呢?”

一阵震耳欲聋的吼叫声画破空气,少尉急促地吹哨子。悖然大怒,喝道:

“取消洗澡!返回囚室!走!”

在黑暗的通道,尿味奇臭,守卫边行边揍,还不停破口大骂。

回到囚室,我们听见邻室的喊骂声,有些人想向那告密的报复,有些人要求刑罚那体弱的老妇,原来她是一个前国民党领袖的妻子,是国内最大民主派的人。可怜的米夏勒芝太太!她只不过是这场闹剧的意外角色。

后来真相大白——原来淋浴器坏了,水压又出了问题。然而,上级命令不能违抗:淋浴!没有水怎样给这许多的女人洗澡?守卫长便安排那个告密的女人制造混乱来解决问题。

米夏勒芝太太的沉痛答复传遍整个监狱。我们怎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的家人、财物、身份全被夺去。或许我们在这四号囚室的受苦中结茧,是要孵化出将来的圣人来。

第二天早上,佐治斯古下士带着一张纸进来。“名单上的人必须立刻起程!”

房间一片期待的静默。

“我们可以知道名单上有谁吗?”嘉尼莱太太高声问。

“不要命令我!”她揪住嘉尼莱太太的裙子,恐吓道:“就在这里!”她将名单推给她。“快些读给他们听。你们都令我作呕!”

后来,佐治斯古吃力地读着,名单是手抄的。

名字读出,一班离去,没有说明原因。有几个相信,他们可能是回家。可是,有什么地方会比饥辣乏更差呢!

我们妒忌地目送她们。离去的妇女把自己宝贵的零碎赠送给别人。

“萨碧楠,你喜欢这条手帕吗?我恐怕不太干净。”

依安力太太送过物品,这是她一直用来作毛巾、柜布和权充其他用途的手帕。

维娜妮嘉修女把一条黑色的长裙送给我。“请拿去,请收下!”她求我:“我有另外一条,外面的气温必定到达零下十度。”

我接受的裙子,可是裙边及地,然而我的脚却得以保暖。维娜妮嘉修女高兴地与我吻别,匆忙离去,可能是赴义。

而我继续的等待,日复一日,等候我的名字被读出。

我记得一九五一年一月六日,我躺在床上,满脑子往日的回忆。当天是米海的生日。他未出世之前,理察已决定说:“够了够了。如果他九点还不生下来,我就叫计程车送你入医院。”

“可是我还没有阵痛啊。”

“这个家是由我作主,你什么时候阵痛由我决定!”

他真的把我送入医院,当他第二天早上来看我,他的儿子已经出世了。

生产不太顺利,之后我被送进疗养室。“再来一个怎么样?”他说:“我喜欢一对。但今次要快些。”我微笑说:“对不起——恕难从命。”自始以后,我们仍生活得很快乐。现在米海也十一岁了。

那天我的名字出现在名单上。

早上八时我已离开四号囚室,走到走廊等候他们把我的夏天外衣发还给我。佐治斯古和守卫对排队等候的女人竟然滑稽地有礼。关于我们的命运,他们与我们一样的无知,又或者,我们可能会在另一个环境再见。美国人可能很快就到。

我们在外面流连了一整天,寒气刺骨。另外囚室的女人跟我们会合。最后大家爬进货车,向根司出发,这是布加勒斯特附近的过渡营。

我看见兵营小屋,男女坐着工作。我们被领过铁般硬的泥地,头上顶着冬天的星星。我的天啊!在饥辣乏地下这许多个月之后,我竟然能够再次看见飘过浮云的月亮,这位爱侣的朋友!从前当理察在街上亲吻我的时候,她曾多次被迫躲进云里!

根司是一处德军的旧军营,高大铁丝刺网包围整个营地,中间是一些倒塌了的木屋,厕所置在屋外。纪律宽松,你可心从一间屋行到另一间屋找人谈话,无人阻止。一段短暂的时间,我们把不愉快的事情忘掉了。从清晰寒冷的空气中,传来阵阵的招呼声。

“你以为你是释放出狱?”一名黑眼睛身裁瘦削的女子,她聆听完新丁充满盼望的说话后喊道:“你们真妙想天开!这儿是往运河的起点。几日内你们将会被打发起程。”

现在我们又听见更多有关运河的消息。劳改营和新市镇纷纷沿着河道兴建。在大扫尔刚进行建造一个新的深海港。整个加拉数谷的水必须排干。

第三天,我被带到司令官撒哈萨克尼亚-仁安上层面前,他二十岁开始便成为共产党员。衰弱的身体在堂皇制服的甲壳里,宽松地移动。我的神情必定是显得惊愕。他从那骷髅似的头颅露出微笑。

“你知道我的样子为什么变成这样?”他说:“因为我曾在中产阶级的监狱中挨饿!被像你这类人害成的!”

我说,如果他曾受到不公的对待,我感到非常抱歉。“可是我不属于中产阶级。”他深思熟虑的望着我。

“我给你一个提议。”

提议是:我可以无须到运河工作,只留在根司作一名特准的拘留犯,享受较佳的待遇。条件是:我要替他作线人,不断报告囚犯的活动。

“谢谢你,”我说:“在圣经中你可以读到两个出卖人的,一个出卖大卫王,另一个出卖耶稣。最后,他们二人都把自己吊死。我不想有如此下场,因此我不会当线人。”

“那么你便不会有自由了!”

后来在撒哈尼-仁安上层身上所发生的事,证实了他的共产党同志比“中产阶级”迫害者更无怜悯。同志们诬告他,把他逮捕,他后来便死在狱中。现在他已被正式的“平反”。这事给我心灵带来点安慰,可是上层和他的暴虐主人却不相信灵魂的存在,不知他们现在到了哪里。

最后我们在接近布加勒斯特的分界线上了火车。这辆长黑囚车挤得满满的火车,不单有政治犯,也有小偷、街头游浪者和吉普赛人。坏脾气的守卫拉开滑门,把我们推了进去。我们在半黑暗中坐下,等待出发。光线透过小窗,窗安装在高处,装上铁枝。最后火车发出叽嘎叽嘎的声音,慢慢向南前进。我瞥见一道闪烁的水源,河旁长满密密绿草。我想起普鲁特河流经过我的乡镇。我们曾在树林中采摘草莓,加上吵粮、奶油同吃。

经过许多小时之后,火车停下,我们碰碰跌跌地下车,感到疲倦、全身酸痛。月台上的牌子写着雪拿华达,是多瑙河旁小镇的名字。最后,我们进入围上铁丝刺网的门,旁边屹立着高高的守望塔。探射灯不断向一排一排的营房木屋照射。

 

8.惶恐初入运河营

 

我们一组人走进最后排其中一间小屋,屋里聚集的人突然传来招呼声。

“韦尼亚!亲爱的韦尼亚!”

一名女子立刻走上前拥抱和欢迎。

韦尼亚是个大约二十六岁的吉普赛少女,又是个威名远播的小偷。许多吉普赛人都偷窃,但韦尼亚偷的最出名。一入营,她立刻受到一名吉普赛领袖的照顾,领袖是个年长的妇人,长着可爱的勾鼻,头发乌黑卷曲。她们给她找到一张床,又送上食物,七嘴八舌地说个不停。

我不认识任何人,没有人认识我,也没有人看我。那是星期六晚,时候不早,经过整天辛勤工作,她们都懒散地在房子四处伸足张手。我四周张望,找寻地方落脚,但房子在我们到达前已经是床少人多。所以我只有坐在地上,旁边床上的女人立刻开始跟我搭讪谈起她的女儿。她不知道自己的女儿是否被捕,抑或被人摒弃街头。

“但这里有一样好处,我们可以希望得到特准令(准许亲友探访)。我们甚至可以请他们带衣服来!”

这个可能与米海见面的消息,使我感到兴奋,整夜睡不着。我把消息在脑子反复思想。快到天亮,我才打盹。醒来时我的心房猛跳,在黑暗中传来尖叫的声音,有东西疾跑而过。

“野兽!”我旁边的女人喘道:“它跳上我的床!”

我认出那动物的辛辣气味,是老鼠!

一个受过教育的声音稍后温柔地说:“其实,感到讨厌的不该是我们,应该是老鼠才对。他们比我们先到这地方,早许多代。”

另一人得意洋洋地说:“你应该给它们留点面包以免它们肚子饿咬你。”

星期天的早上,经过躺在地上的一夜,我十分渴望得到休息,亦希望修洗衣服。但希望只是希望。

整个女性囚营,是由一名犯案累累的女犯人管理。“温顺”的瑞娜被营司令选中,因为她对政治犯恨之入骨。当刑事犯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时,政治犯则手膝并用,爬在地上擦地板。

“所有新人到外面集合,参观浴室。”她喊到。

我们列队,在武装守卫的率领下,踏上冰封的泥土。

妇女当中,有受过教育的,有家境富裕的,有年青的,也有一小撮妓女。妓女用猥亵的言语,吱喳尖叫,你一言,我一语,互不相让。

守卫见状大笑,踏着此靴。瑞娜用着色头巾裹头,她的小鼻子就像猪鼻露在外面,不断发出咯咯的啼声,催促囚犯前进。

突然,我感到天旋地转,头撞向湿滑的混凝土地板。路途的疲惫、饥饿和耻辱使我不支晕倒。我被抬回屋里,放在床上。

随后有件怪事发生。有人把一件外套和代形裙抛给我,裙子颜色脏灰,有白色条纹。我的长袜已经千疮百孔,但我仍然穿着饥辣乏修女送给我的百褶裙。我的黑发和犹太面孔,必定给人一种异族的印象。

政治犯向我打量一番,认为我与她们同类。吉普赛人也有同样的想法,认为我是她们其中的一份子。

我说:“我向你们保证,我不是吉普赛人。因为我不能说你们的语言。”

勾鼻老妇现出聪明的模样,拍拍我的手臂说:“我们知道,亲爱的,我们知道。”她们深信,因着某种原因,我设法隐藏自己的族籍。从进入雪拿华达开始,我便成了一名被认养的吉普赛人。

吉普赛人无论到那里,他们的生活方式都与社会隔离。东欧的罗马尼亚是她们最喜欢的国家。他们带着篷车漫游,男的长着抹油的长发,女的裙长及地,上身加上多件衬裙。她们长相冶艳,衣着夺目,凡手到之处,东西往往不翼而飞。

共产党把成千上万的吉普赛人送进监牢或劳改营,在那里她们仍然恶习难除,不停偷窃。要挂起一块旧布或一件衣服也不可能。任何东西,所有的东西,都会在这些宽阔的衬裙下消失。

在运河的政治犯中,吉普赛人大量逃离纳粹营,我和理察曾帮过他们。现在我得到回报。

她们对我预言说,我要走过许多海洋陆地才能寻得快乐,才能与我的丈夫儿子团聚。但我没想到要等十五年。

吉普赛人算命的生意很好。女人用面包当作相金,求问自己是否快要获释,或她们的家人会不会发达。在营内,吉普赛人没有纸牌,她们占卜的方法是使用传统古法,办法可追溯至他们在帖木儿和成吉思汗统治下的时期。他们将殺粒抛在地上,然后从子粒构成的图样找出预兆。

吉普赛人本身是游牧民族,他们四处为家,习惯群体生活。甚至在监狱,他们也像个大家庭。后来,狱方准许寄出信件或名信片,我便充当她们的文书,因为她们没有一个能读能写。她们的每封信都必须是:“向所有的吉普赛同胞问安!”

她们中间有时亦会发生激烈的争执。吉普赛女人有时会用自己的婴孩子作木棍彼此殴斗,直至双方孩子身亡,这类事并非传说。之后,他们会疯狂地跳舞和歌唱,试图把自己和自己所作的忘掉 。

时间久了,我认识了屋内的每个人,包括那些街头女朗。她们有些品性纯良,当她们听见耶稣的呼召,便竭力的爬出泥泞,离开她们被扔进的深坑。

第二天早晨风们离营。冷风从黑海参吹过平原。等候出发的守卫在擦掌取暖。要他们清早离开温暖的被窝,令他们既恼且恨。要是我们稍一骚动,他们便给我们破口大骂,或挥以老拳泻愤。

在经过门口的铁塔守望台时,守卫队长喊道:“带走二千罪犯和反革命分子!”每天出入,他们都要点名报数。

刺骨的寒风打在我们的脸上,也撕毁我们的衣服。队伍似乎没完没尽。我向前望,只见一排的囚犯,旁边贴着武装的守卫。有时我大胆的向后望(这是禁止的),看见行列向后远远的伸展,像一条巨虫,有它生命的实体。是一条瞎眼、无望的虫,身上长着无数的臂和腿,漫无目的地劳苦爬行,直至倒下身亡。我想到古时的奴隶,我在埃及地的祖先,也曾在法老的手下受尽奴役之苦。

我们的工作是建造堤坝,男女一起。

我的工作是把泥装入独轮手推车,然后男人把车推到二百码外的地方,再猛力赶上斜坡,送到堤坝的一道敌墙上,把泥倒进去,然后再回来。男人的工作比女人辛苦,但装满几车之后,我也感到蹒跚,很吃力才能把泥倒进车里。

每小队都有一名“队目”,带领几名手下,负责点算工作成绩。每日“正常”的要求,是要筑八立方公尺。如果经过一番努力,我们能达到正常的标准,第二天的要求便会增加若干手推车次。如果办不到的便会受罚。

“队目”是受委任的囚犯。他们享有特别的配给,甚至有少许薪金。队目不用做苦工,她们掌管生杀之权。瑞娜是队目之一,她更把自己的权力用尽。

工作时严禁说话,甚至禁止任何的人性接触,可是我冒险在倒泥的时候给我的伙伴说几句鼓励话,又节录几节经文。伙伴望着我,样子显得惊慌(他是个中年男子,像个农民),他抓起独轮车慌忙地走了。另一个人来,又另一车。一车又一车。

后来,第四名推车的来说:“罗高司伯爵,谢谢你的美丽说话,他想知道你是谁。”

那个“农夫”原来是个从德兰斯温利亚来的匈牙利贵族,德兰斯是罗马尼亚的一个省份,多个世纪受哈斯堡管辖,那里住了很多匈牙利人。我感到十分惊奇,停下了铲子。

“快些醒来!”是瑞娜的声音她站在二十码以外。“你想在加撒过夜吗?”

我立刻疯狂地铲泥,那男人也提起他的轮车飞快地走了。

“加撒”的意思是冰血,是一个高六尺深二尺宽半尺的箱子,也是运河营的一种普遍刑罚。一天工作完毕,受罚的人要站在箱内整夜不动。第二天他再回去工作,因为工作又过慢,他很有可能会再次受罚。

我们有一磅面包、一点汤和麦片作为午餐,比饥辣乏好一点儿,但离我们的期望很远。靠着这顿饭,我们要一直做到入夜。

我向四周憔悴的队员观望,无怪乎我认不出伯爵来。囚犯个个一样,难以辨别。每人都衣敞履穿,面上都是木无表情,只带惧色。可是其中不乏大学要人和编辑,也有祭司、商人和政府重要官员。他们跟身旁的盗贼、淫媒、扒手难以区别。

我们再工作四小时,天色开始转暗,各人纷纷集队返回营。途中有几个囚犯倒下,有一个在我身旁晕倒:没有人说话,两个较强壮的男丁扶起他,用肩搀着他的双臂,继续前行。一名老妇被人背着,双腿僵直露在多孔的长袜外。队伍前头发生一阵骚乱。一名男子倒下,昏迷不醒。他被拖到路旁,在昏暗中被举到三名喃喃怨言的囚犯的肩头上。风不停地刮着。

在闸口,前行的守卫再次喊叫:“回来二千名强盗。”

天色已黑,但在西边仍然发出昏红。

“清爽的凉风!”一名守卫高兴地叫,把自己包在大衣内。

寒气刺骨,我的手脚起了水泡。每条肌肉都酸痛,我感觉头好像不是自己的。明天,又寒流将至。

到了闸口我们还需等候,一团密麻黑影在风中拥挤,当队伍挤进闸口,其他队伍也同时从不同的工作点回来,造成很长的耽搁。

最后我们入到营屋,一声争吵爆发。一名街头女郎发现床褥下的东西不翼而飞。

“偷东西的吉普赛人,”她喊道:“虽然我是娼妓,但我不会拿别人的东西!”

一名吉普赛女子立刻反驳,说:“我或许会偷,但至少我只跟我自己的男人睡。”

一个摩尔达维亚人丽莎尖叫:“跟谁睡?你的哥哥?”随后为自己的笑话咯咯地笑。吉普赛人的习惯,往往是丈夫、妻子、母亲、岳母、姑母、姨母同睡一室,也有些同睡一床。

丽莎是个杀人犯。她因为妒忌而用枪杀了她好色的丈夫。

“不用教我怎样做人!”坦妮亚喊叫:“如果我喜欢,我可以把我拿去的还你。但你取了人的性命,你可以归还吗?”

我设法塞上耳朵,不听这些高道德水准的争辩。经过几番喧嚷,坦妮亚高视阔步走回贼人的角落。同伴以欢呼迎接,她亦报以得意的微笑。

坦妮亚个子高高,样子美丽,头发乌黑发光,受到同伴高度的尊重和畏惧。她冒险的作风替自己赚来黑手坦妮亚的美誉。凡开罪她的都会有被逐出圈外的危险。欺骗她的人都免不了受加撒之苦,对敌人她毫不留情,不惜以揭发或诬告置对方于死地。可是,她对朋友却绝对忠心、感人,她对自己的偷窃伎俩更引以为荣。坦妮亚常述说自己的辉煌往事,她曾偷去半间服装店的衣服等等,这往事常使少女们捧腹大笑。她选出女孩子中最精灵的,给她们个别教授,显示她慧眼识人。

女孩子对她的能力几乎是倾心仰慕。她们说,坦妮亚在监外时常阅读,有一次她趁屋主外出,入室爆窃,发现自己置身书本中。她便开始阅读,全神贯注,但不久竟然在安乐椅上手里拿着书睡着了,屋主看戏回来时发现了坦妮亚。但坦妮亚却不承认自己懂字,恐怕对她的英名有损。

我很快便学会分辨小偷、妓女、黑手党等等。多年犯同样的罪,在她们心灵上留下深深的烙印。从她们说话的特征和表现,你可以立刻知道你是跟谁说话。但坦妮亚却独有自己的性格,她并不缺乏高贵的气质。

坦妮亚会对我开玩笑,说:“不要以为我们做窃贼的,是毫无道德。站在道义的立场上,我无疑是反对其他贼党偷窃的。”

我小心翼翼地尝试敲她的心门。想更了解她。我问她,许多犹太人和难民都离开罗马尼亚的共产政权,她是否也喜欢离开。

“我没有这种鬼念头!”她藐视地望着我说:“我所等待的,是离开这垃圾堆,再与我的男朋友重聚。他们是无法抓到他的——我要给这些什么共产党看看我们的颜色。”

她毫不忌讳地谈到这位奇才的地下经历,又聊到他的相貌和种种的才干。

她的父母?

“啊,我的父母!”就好像谈到一些破旧的家私一样。“他们无用。我母亲样子像个女孩子,所以她有男人,后来她有了我。事后老头丢下她!我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最后她与一个肮脏老酒鬼同住,这个家伙每晚都殴打她,还打其他的孩子。”

坦妮亚在说话中加上许多猥亵的形容词,时间久了你会不觉得一回事。她就好像习惯了一种紊乱语言。我可怜她,期望能触到她的心弦,听到她里面的回音。我讨厌看到她败坏其他人,更憎恶她若无其事。

我后来才发现,那位大情人就是她的姐夫。那个妓女的讥笑几乎中的。在家中她们要六个同房,更要与姐姐和她的丈夫同床。事情就是这样发生,当时她才十二岁。可是从十五岁开始,她已经学会偷东西。

有一天,她突然说:

“我知道‘不可偷窃’。警察揍我时经常这样说,那些XXX。我告诉他们,你们就是那XX强盗。你们偷窃所有土地,全部房屋整个XXX国家。竟然教训我?坐在这肥大的XXX办公室。你应该尝试到布加勒斯特的桥底睡一夜,感受夏天的滋味,然后来告诉我不可偷窃。”她粗鲁地笑。“后来他们打我,我前排牙都掉了。现在的是假牙。”她拿出来给我看。

她的眼睛闪灿。几名崇拜她的人在旁边同情地点头。

“坦妮亚,你真有种。换上是我,便没有这个胆子,”琼娜说,她是一个头发蓬松的女子,也是布加勒斯特一名匪徒的情妇。警察来的时候,她的情郎把她撇下,现在在巴黎逍遥法外。

女子们望着我,等着我发出赞赏,但我说:

“坦妮亚,你的勇气可嘉,要是你好好利用你的精力和才智,你能给自己创造一番事业。你父母不中用,并不等于你也不中用。很多伟人的父母都是失败者,有些伟人出生就无父母。要是你立定志向,踏入正轨,很可能你也会成为伟人。”

“我,成名?做什么成名?”她提出一些污秽的行业。“请不要误会。我喜欢偷窃,偷窃是我的生命,也是我人生在世的目的!”

我冒险说出一个例子。“有个非常伟大的人物起初他亦勒索、欺骗。他叫马太。后来他遇上主耶稣,他大受感动,被他的良善吸引,他撇下一切所有的成为耶稣的门徒一名盗贼成为圣徒,他的罪蒙 神赦免,他至今仍被世人爱戴。他为教会殉道,又写了马太福音,为全世界的人所乐读。”

“门徒、圣徒、殉道者!她从什么地方找来这些名词?”坦妮亚嘲笑道。

刑事犯和政治犯(所有因宗教理由被捕的也被列为政治犯)的鸿沟很难填补。当上检察员或官长的,往往是罪犯妇女,使那些从前是中产阶级或上流社会的吃尽苦头。窃贼们常嘲讽她们为“夫人”,又千方百计向她们报复。政治犯既不愿意也没有设法与邻舍建立关系。我站在两者这间——一个吉普赛犹太基督徒,向全屋最顽劣的罪犯谈爱心,责备上流社会女士的罪,我自然没有讨好任何一方。

雪拿华达有很多风云人物。结她们所作所为应设有专栏报导。其中一则:“今晨轮候厕所,一名旁人听见X女伯爵与前候任男爵夫人谈话,内容关于最近的厨房谣言:掘开所有社会败类的坟墓,把黄金珠宝陪葬品归于国有。”

我们又看见很多其他奇怪的组合!

有一个由法西斯妇女组成的工作小组。她们的首领是郭迪安鲁太太,是铁卫领袖的妻子,他以前曾协助失去罗马尼亚与纳粹党联盟。他又曾经在书中夸口,他从没有跟犹太人握过手,也没有进过犹太人店铺。

现在郭迪安鲁太太受到共产党奴役,与犹太妇人一起,她的偏见丝毫不改。

“那罪犯邱吉尔!”她怒骂:“是个锡安主义者,也是个犹太人的傀儡!至于罗斯福,他肯定是个犹太人!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都是拜他所赐。”

守卫对这些妇女毫不留情。同囚的又袭击她们。可是她们有勇气,不易让步。由于我设法想让她们明白同情和爱心,其中一人对我说:“我和朋友决定,当所有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被铲除,你和你的家人将得到辜惜。”

她见我对她的恩惠反应冷淡,感到十分惊奇。

其他政治人物的妻子和曾经参政的妇女,花很长时间讨论如何治世。有一个对我说:“我整夜没睡,想出一个将来的大计划——你想听吗?”

我没有选择的余地。

“首先,必须有一个完整的军事改革,所有制服必须改为贵族蓝色,军帽要宽大------”我说:“十分多谢——不必再说了。如果所有的制服是蓝色,已经足够了。”

有时候有些人看来愚蠢又罪大恶极,可是我从她们身上也学到功课,有个东正教的姊妹,在我们屋子里发咒起誓、说些低贱的故事,又象吉普赛人一样的偷窃。

我问她:“你想想,你怎样得救?”

她笑道:“有个僧人教过我如何得救。我只要守好两条诫命,忠心不渝。第一,我永不论断别人;第二,我又时常宽恕那些得罪我的人。那么 神也没法子不宽恕我。”

虽然这不是最好的神学,但我难得听见。因为她实在有她所说的那种美德。

一九五一年,愈来愈多共产党妇女在狱中出现。在雪拿华达,我遇见马利奥拿-德根尼斯古,她曾被旧政权囚禁,罪名是反革命。现在她被送往强迫劳改,送她入狱的人是她以前与她共同进退的同志。

可是,她却不断为共产党理想而斗争,她相信伟大的马克斯社会必会出现,指日可待。在米里的女性大监狱中,她还带着她两个月大的婴孩子,后来孩子被带走,放进国家孤儿院。她不知道能否跟他再见。

她与佐治-乐司达斯古同病相怜,他是党的创立人之一,为着社会主义的缘故,他在一九零七年第一次入狱。他亦曾经是共产党第一总书记。现在七十二岁的他,要与我们一起在田园工作从早到晚,不论风吹雨打或下雪,毫不间断。

有时我把泥倒在他的车上,他拉的很吃力,好像牲畜拉车,因为拉车上斜坡比推车容易。我记起理察被捕之前的一句话,于是向他重复:“在独裁统治之下,监狱是一处最荣誉的地方。”

他脸上亮起微笑。一名守卫向他呼喝,他拉着车子,匆忙离去。第二天,当我们再度在一起,我向他低声说:“对不起,我的说话给你带来麻烦。”

“没有麻烦,请多说!我许多没有听过这种说话,对我来说,就好像音乐。我实在渴望听到一把温柔的声音就好像见过许多灰色以后,我渴望看见颜色一样。”

后来,他告诉我他的感觉。“他们所实行的共产主义,并非我所受苦争取的理想。我觉得,要是我不提出抗议我便是个不诚不实的人。”

有信仰的人,会发现自己是何等的富足。最年幼最软弱的基督徒所拥有的,比起最富有的绅士淑女和最出色的知识分子还多。

那些脑筋灵活、教育高深、才智过人的人,当他们失去了书本和音乐后,往往会变得枯槁,就象遇上严风的温室植物一样。心思意念变得一片空白。

从吉列来的一位教授妻子内勒古太太,一天她对我说:“你能够思想,又不停地祷告,你必定很快乐!我却不能。我设法想起一首诗,到头来只想起守卫的呼喝。无论何时,我的思想随时走回这个永远的营狱。我无法集中精神,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

“社会名流”的妇女往往是最可怜的。生活对她们来说,比任何人更困难。在物质方面她们失去最多,可是她们里头却没有什么来填补空间。从前的游戏:桥牌、帽子、宾馆、第一夜、失去的周末和情人,就像一堆碎石,在她们的脑子里打转,又像车尾箱内的一堆废物。她们的纤纤玉手,跟她们的神经在监狱的压力下相继不支。

工作完了,妇女走到宗教的囚犯那里请求,甚至乞求我们,讲些我们记得的圣经故事给她们听,说些带给她们盼望、安慰、生命的说话。

我们没有圣经,我们自己对圣经的渴求,过于需要食物。我真希望我从前曾背诵更多的圣经!每天我们重复那些我们所认识的经文,而晚上,当我儆醒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在外面的基督徒也是一样,努力背诵经文,他们知道不久将来,自己亦将会被捕。到时候,他们便可以把财富一并带进去,当屋内其他人打架争吵时,我们躺在席上用圣经来祈祷和默想,在漫长的夜里,我们把经文在心里反复思想。我们用心学习新人所带来的,又把我们所知道的教导她们。就是这样,一本无字的圣经就在罗马尼亚的监狱诞生了。

默想愈来愈深。在最初阶段,你所默想的并非你的真我,乃是你误认的自己——就是你从报纸、书籍、电影得来的集成物。在你里面的“你”是十分细小的。在第二阶段,你必须愈来愈多地放下那些不是“你”,那些借来的东西,好使你到达在“你”里面最后的真景。当你再次成为“你”自己,你便相对地容易与你所爱的人交通。按笔者的经验,在某些时候,一个意念会在她的思想中变成一幅图画,就是你所默想的人。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 神”,但不单止是 神。

很多时候,我透过这种途径与理察谈话,尤其是在那些被囚禁的孤单日子更是如此。他把信息传来给我。我里面常常的确定,我与他是保持着联络的,他还在人世。我亦十分肯定,他收到我的信息。在整整十四年囚室生涯中,这些时刻重复发生。在我获释之后有一段时间,这种情形仍然存在。我在我的圣经中,用铅笔记下一个日期;一九五三年,是获释多月之后,下面写着:理察今天来看我;他弯下腰来,那时我正在阅读。

我时常害怕,他也被送到奴役营去。他怎能受得起这种工作呢!单是写作和传道已用尽他所有的精力,何况这种非人的奴役呢!可是,当有个女人来告诉我他的死讯,我却没有相信。

我曾经问过运河的每一个人,有没有理察的消息,每次我都怕收到错误的回答,可是没有人知道他的消息。后来,来了三名来自域加勒斯特一座病人监狱的妇女。每个新人就好像邮差来到,我们都向她们问同样的问题,希望得到狱中亲友的消息。但没有人听过理察的名字。

几日后,那三名妇女其中一人来找我。

“每一次你谈到 神,我就想起域加勒斯特,”她说:“我只在那里逗留了很短的时间,但我们那里也有一个传道人。”

域加勒斯特从前是修道院,僧侣房间的墙壁给打通了,变成较大的囚室。但是留下几个房间是给特别囚犯隔离用的。

“我们在梯台轮候洗手间,”女人说:“从后面锁着的房间传来男人说话的声音他说:“要爱耶稣,信靠 神的慈爱。”我们非常诧异。每个在狱中的人都问他是谁。但他是个谜,当然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现在她遇见我,她肯定那人是理察。理察似乎病得很重,几天后他停止传道,听闻他已经死了。

我暗中留了很多眼泪,痛苦抓住我,使我肝肠寸断。悲痛之后,我的希望又大增。我继续祈祷,求主加添生命的年日和健康给这忠心仆人,甚至在隔离的囚室仍至终不渝的人。

我担心米海也被抓来,送到运河。他十二岁,在运河的男孩子也年纪相仿的。每天我都见到一个男孩子,名叫马伦,与米海同龄,跟他十四岁的姐姐在一起。他们父亲是个前铁卫领袖。他内心混合着反犹太主义和根深蒂固的东正教信仰。西班牙内战期间,无政府分子亵渎教堂,他说:“他们向基督脸上开枪,我无法再容忍。”后来他去了西班牙,为那未来的独裁者法兰高打仗,死在那里。

人心实在矛盾!竟离弃基督的美约,去替自己寻求出路。“基督应许过,地狱的权势不能胜过他的教会,可是人却仰仗武力,为教会争战。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基督徒要是不尽本分及不遵本份,应许是不能实现的。”这话说得真对! 

现在他的妻子入狱,都因为与他有关。莫特沙有个梦想:“当共产主义被推翻,我的儿子马连将成为罗马尼亚的国王,因为米高王已经被逐,永远不会再回国。”

整个铁卫运动都充满着内部的矛盾。运动的发起人郭迪安鲁,残杀无辜,不单是犹太人,连非犹太人也不放过。他有句遗言:“人怎样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复活。”

他最后是被对头勒死的。

在雪拿华达营,我们收到一些名信片,听说可以写信邀请家人在某个星期天来探望,我怀疑那是个阴谋。他们要我们说出亲友的名字和地址,然后派秘密警察跟踪监视,所以我踌躇了好几天,问自己:许多人已经被捕,我可以写信给谁?他们还在吗?

我四周的人都在写名信片,每人都在问,不知道家中还有人没有。要是家还在,孩子也必定失掉信心,或已经被捕,丈夫入狱或与别的女人同居。我对前面的憧憬感到悲伤。

可是,当那大日子一到,并没有什么的悲剧;因为我们的亲友真的来了,可是我们不准与他们见面。

那星期天我醒来很早,五时晨号未响我已起床。室内的灯还亮着(灯是不准熄掉的),而外面仍是黑漆一片,玻璃窗上结了一层冰,我期待着早晨的来到。

最后早晨终于来临。我跑出屋外希望看见在闸口外等待的亲友。闸口与营相离很远,其中有三道铁丝网篱笆和一个外围地带相隔——任何人不得进入这无人之地。

我希望见自己的儿子,长高了、瘦了很多、穿着破烂的衣服。我认得他旁边的男人,他是我们教会的牧师。(悲剧发生后,他与我们之间产生了很大的距离。但我们记得他和太太在困难时期给我们的帮助,也十分感谢他们。如果他现在恨我们,我们亦不会停止爱他。”
     
我用力的挥手,但他们看不见,因为挤在铁丝网的妇女很多,我匆忙跑回屋内,告诉我邻床的女士。

她望着我,又看看我污渍斑斑、破烂不堪的裙子,那双奇形怪状的鞋子,那件夏天外套的残余,和腰间缠着作带子的绳子。

“如果你带着这副模样出去见他,你会吓坏那可怜的孩子的,”她说:“借我的上衫吧,起码是件完整的。”

坦妮亚借我一条鲜色的吉普赛长裙,韦尼亚给我戴上白色的头巾,还有长袜,甚至一条肮脏的手帕。当我正在欣赏我的雅物,房内突然发生骚动。

瑞娜置身骚乱当中,耀武扬威地啼叫着。她宣布我们要接受惩罚,因为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很多人的工作表现未如理想,故此探访被取消了。

探望的人从布加勒斯特整夜赶路,花光了他们身上唯一的积蓄,竟然一无所获。我们无从抗辩,甚至亲友带来的衣服食物也无法收到。

一群亲友,约三十人,整天在闸外等候,希望司令官会回心转意。可是,她没有改变主意,我们也再没有机会多看一眼,或多挥一次手。在日间,守卫把我们赶离铁丝网。瞭望台上的枪枝对准我们。有机会经过铁丝网的妇女,一次又一次的,回来报告:“他们还在那里!”但到晚上,他们已经离去。

如果官方坚持每个人都要完成正常的工作,似乎我不可能有机会再见米海。饥辣乏来了一大群囚犯,饥饿和疾病把他们弄得软弱无力,更谈不上完成不断增加的工作要求。

不过,我们可以再次写信,那是第二轮的名信片。

几个星期后,米海又再次来到雪拿华达。今次没有惩罚,但探访是按英文字母的顺序,而我的名字排在最后,恐怕还没有轮到我,已经天黑了。

妇女一个一个地借衣服。

“我怎么样?”

“十分美丽!”

他们大多数人整夜没睡,想着要说些什么,她们把说话重复多次的练习。但到真的见面时,她们往往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要是你想问及亲戚朋友,你会立刻受到守卫制止。亲友送来的衣服,狱方本来答应可以收到的,现在都用种种的借口拒绝。见面带给很多人悲伤过于喜乐。她们赶回囚室,归还借物,下一位抢着穿上而去。

其他人伤心地望着,或者,下次探期,两个月后,希望会轮到自己。

我们被带到另外一间接近闸口的营房,当然不是像他们在饥辣乏所承诺的“整天与家人团聚”。见面时间只有十五分钟,访者与被访者站在同一房间,相隔十码,守卫听着每句说话。

当我看见自己的儿子,我已把自己的身份忘记,亦忘记了我的样貌和所处的地方,我用眼睛拥抱他。他很瘦,神色凝重!我凝视着他,他凝视着我,眨眼间十五分钟已经过去。我们的情感把时间扫净,我们还没有说过一句话。但在那个环境要说半句知心话也是不可能的。

我记得交向那分隔我们的空间大声说:“米海,要全心相信耶稣!”把我能够给他最好的忠告说完了;从我在狱中的经验,我知道只有基督能赐希望,能光照最黑暗的地方。许多人不论是老是幼都有过这种经历。

米海被遗下就好像千万男女孩子一样,缺乏父母照顾教导。共产党因此乘虚得利。就好像发生在浪子比喻中的浪子,当他耗尽一切之后,便去投靠一个养猪的,那人便打发浪子去养猪,叫他靠猪的食物为生。我说:“相信耶稣”,我知道只有耶稣有永生之道,对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来说,这是最好不过的忠告。

米海在我眼中十分漂亮:其实每个孩子在母亲的眼中都是英俊的。这次见面十分重要,其花朵日后可见,就如小小种子要待长成树后才见其类。他怎样接受我的说话,这是我获释后才晓得。

守卫粗鲁地推我的肩膀,将我带走。回到营房,每个人都围了过来,问我米海说了些什么,他怎么样。我只顾摇头。多个小时过去,我说不出话来。我往别处去了,我不在监狱。

晚上,很多人还在等候那些不会来的人。她们躺在草席上,大声痛哭。

 

9.痛不欲生加撒夜

 

晚上,每所营房都有一个女人不准睡觉,要起来充当守卫。至于要防范什么她们却没有说清楚(我想是为了防止自杀),当守卫的需要整夜站着巡逻,打盹睡觉的所接受的刑罚至为残酷。

光秃的灯泡吊在房间中央,在通风窗设备前摆动。一排排的女人辗转反侧,有些大声的打鼾,有些在恶梦大叫。各人脸上都刻着痛苦和恐惧的记号。时间漫长的,外面的风声荒凉地哮叫着,风好像把所有这些陌生人吹在一起:老的、少的、名流仕女、桥底流氓。她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痛苦。

小的时候我不喜欢黑夜,现在我却渴望黑夜来临,因为能从残酷的工作得到舒缓。但当黑暗来到,我却睡不着。我会起来替房中妇女祷告,亦为在西方得以安然睡觉的基督徒祷告,为那些我想他们也为我们祷告的人祷告。

有一次,我因为睡不着,便建议代替值勤。当值的是坦妮亚,她什么时候都可以睡着。可是她粗率地拒绝我的请求。

她说:“你自己睡吧。”她的意思是不想麻烦我。

后来,她见我还醒着,便走过来坐在我的床边。我们低声说话。她告诉我一个偷窃的故事。有一次她被关进一座容纳四千妇女的监狱,在囚犯当中,有一人是那监狱从前的狱长。

“战时她在共产党囚犯面前作威作福,”坦妮亚说:“现在她自己入狱,可谓应有此报。她不单做假账骗取犯人的膳食费(这是个惯例),但这婆娘竟把最醒目的女孩子放走,几天之后又把她们抓回,然后瓜分她们偷窃得来的。”

我想着办法向坦妮亚谈及 神,但坦妮亚回答:“你未到 神的面前,那圣人已把你宰掉!”

这是罗马尼亚的一句谚语。那些圣人道貌岸然,样子十分敬虔,但很少人知道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我告诉她,圣人是帮助我们,为我们代祷的,他们真的能领我们到 神那里,圣人不会杀任何人。

我说:“有两个世界存在,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物质的,但只在物质世界中, 神的诫命向人说:“不可偷窃”。在属灵的世界中,定律是你能够偷多少就偷多少。无论是知识也好、礼貌也好、聪明也好,你能偷多少就偷多少。在物质世界你若偷我的东西,我便会有损失。但在属灵的世界我不会有任何损失。我不是针对你是个小偷。问题是你不懂得偷什么。因为你今天取去的,你将会失掉,若不是在明天失掉,便是在死时。但 神的智慧和知识,当你一得着,便永远拥有。

或者我对她讲话并没有白费。在我们里面,埋藏着一种深厚的道德基准:“不可偷窃”,可是在属灵世界中这准则例外,这也是宇宙定律之一。在我们里面有声音说:“不可贪图别人的财物,要洁身自爱。不单是在他人的物质,更是在他人的圣物上。” 神把人指派在不同岗位,就像天上的星星,彼此保持一定的距离。他赐给我们羞怯、廉耻、尊严、畏惧作为篱笆,把人围上,别人不得越过篱笆。各人好像颗原子,不得用武力刺破,否则原子瓦解,便散发出一种毁坏性和革命性的能量,可能将世界毁灭。

在营中我们虽然常常挨饥抵饿,但坦妮亚并没有忘记窗外的飞鸟。每个囚犯都是在自己床上吃配给得来的面包,小心翼翼的收拾零碎。每点每滴都十分珍贵:这是我们唯一得着的固体食物。可是坦妮亚却把她的积蓄零碎带到窗前,把食物散放在窗台上,给麻雀吃用。

有一次她对同囚的说:“你算得什么基督徒!你只说话,我从不见你喂鸟儿。”

见到她这样的女孩子,竟然肯舍得用珍贵的零碎喂鸟儿,使我相信没有人是完全邪恶的。当人性自由发展时,竟显示出如此良善,起码在喂饲雀鸟的事上是这样。

在窃贼的身上竟看到西藏人的民族性,实使我铭感于心。西藏人几千年来,对大自然的习性很有强烈感。薛可丁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我们在欧洲喂饲家畜,以便日后食用,西藏人把小饼放在石上让野鸟啄食,岂不有类似的意义吗?当薛可丁走迷路,他亦靠此饼为生。

在女谋杀和刑事犯身上,你都可以找到一点无私的良善。在雪拿华达,每星期天我们要忍受洗脑课。本来我们希望能在星期天好好休息。下午,室长把我们押到礼堂,听一名女讲员训话。开始时,她告诉我们她亦曾想过关于 神的事,对这方面她说的不多,然后她警告我们,任何谈论 神的人都会遭受处分。

“在外面现在是每个人都是共产党员,”她解释说:“只是你们还执迷不悟想着这些愚昧的宗教,我们的目的是要教育你们,脱离错误。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党所认识的是最好的。你们在这里不是坐牢,我极不愿意听见那个字!你们是在一所再教育的机构。你们将替自己建筑未来的快乐!替后代而工作!只要你能达到正常的工作要求,你很快便会重获自由,成为一名康复的国民。”

然后来了一支宣传队。我们中间也有酒吧歌女和过去的演员,有些来自德国的少数民族。她们要唱共产党歌曲去奚落德国,歌颂苏维埃英雄。我感到她们受辱的痛苦,有时似乎小事,但永烙心上。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耶稣说到“被嘲笑和钉十字架”。以前我不明白为什么耶稣把两件事相提并论。现在我才认识嘲笑的杀伤力,其痛苦是不断的。

一名德国妇女站在礼堂末端的舞台上,是个中年妇人,曾经是个丰满的美人儿。她唱歌时可怜兮兮地握着双手,歌声唱至高音时变得沙哑。

前排的长官捧腹大笑。有什么能比得上一个自我挖苦的过期小姐更可笑呢?她一边颤抖,一边流着眼泪。

之后又来了一名女子,尚年青,她朗读一首诗歌,感激苏维埃拯救我们脱离纳粹党:“我的母亲俄罗斯,谢谢你!你今天所作的一切!那荣耀的红军已领我们获得胜利------”等等。

这首打油诗竟获得所有在座的人的热烈掌声,是由室长率先带领的。任何人的表现若缺乏热忱都会惹上麻烦。告密的人紧密地监视,要看谁是社会的腐败分子。

对于参与这些闹剧的女人,我无法定她们的罪。她们被困苦蚕食,以至不似人形。对我们最难堪的事,对他人来说可能是稍和片刻的舒缓。人人都是这样的识时务:罗马尼亚最著名的宗教作曲家奥劳岂不是一样吗?他后来也改变作风,改写共产党的赞歌。他现在也是运河囚犯。

很少人会抗拒。反抗的人会在星期天的洗脑大会上受到尖刻的批评,他们向你扣上的垃圾罪名,有些是会把你胶着的。

集会时我无法鼓掌。人人都说:“装假吧,有何相干呢?挨揍值得吗?”但当我听见人毁谤 神和先祖的地土,看见美丽被践踏在泥泞中,我便无法鼓掌。礼堂后边常站满人,我把自己藏在人群中。

但我没有逃脱。有人把我举报,晚上我被押到司令的办公室。她的眼睛在尖顶嘴帽下盯着我好一段时间。

“我接到消息,说你今天下午在再造课上没有鼓掌。”她说了一大堆术语,然后舔舔自己的嘴唇。“我们一直都善待你,现在我们得改变方式。”

当晚我不得回囚房,被押到守卫室,关进加撒里。加撒是个狭窄的橱柜,在墙内建造,你只能在里面站立。那片铁门只有几个小孔让空气透进,食物是从一道裂缝送进来。

每所监狱都有加撒,是用来迫供的。这是运河普遍的刑罚。

几小时后,我感到双脚焚烧,我的太阳穴以缓慢、痛楚的节拍跳动。她们要把我困在这里多久?我能在这种情况再熬多少时间?我想:这种邪恶正向全世界伸展,千万人将受到它的折磨,无一幸免。这是通往疯颠的道路,我知道很多人在这些箱子里被弄得神经错乱。他们被种种的恐怖思想征服了。但怎样才能逃脱呢?

理察告诉我有关雅科士山僧侣的事,他们遇到危急便不断重复“心中的祷告”。他们每心跳一次,便说:“ 神的儿子主耶稣求你怜悯我。”我自己也用过这种祷告。

之后,我又想起理察用了多个晚上,向我解释圣经中数目和字母的奥秘。希伯来和希腊的数字就是字母。圣经中的字母同时亦是数字(A等于一,B等于二,如此类推),而每个数字都有一个象征的意义。因此我开始尝试数数目。

箱顶有水点滴下,声音孤凄。我用数水点来打发时间。

一: 神只有一位。

二:两块诫命的石版。

三:三位一体的 神。

四:基督将从地的四角召聚他的选民。

五:摩西的五经。

六:启示录中兽的数字六六六。

七:是个神圣的数字。

水滴声继续,当我数到十五、十六,数目没有什么意义时,我又从头再数:一、二、三、四。

我不知道数了多久,但在那个时间我干脆大喊以免陷于绝望。

“一、二、三、四,”我喊叫,又再次的大喊,“一、二、三、四------”过了一段时间,说话变得口齿不清,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的思想进入休眠状态,脑里一片黑暗,然而我的灵还不断地向 神说话。

关于这点,我应该再进一步解释。这是狱中求生的一个要诀。所忍受的忧伤和痛苦往往令你不愿再想。你竭力设法逃脱,但不断有可怕的念头追猎你,缠着你,使你的精神受更深的困扰。就好像断脚需要打石膏,好使它休息,同样,受折磨的思想、有病的思想、被懊悔苦缠的思想工作,如果希望得到康复,也必需要休息。

在早期的教会,曾经有过一种现象叫说方言。宗教不能单以说话表达,故此初期也有用音乐、舞蹈和绘画来表达宗教思想。语言是一种不完全的工具:当我说,我爱苹果馅饼,我爱我的妻子,和我爱 神,我是用同一字表达三种完全不同的感情,在爱与恨之间还有许多感受上细微的差别,是不能用说话演绎的。一位母亲对自己的感情往往不能用说话来完全表达,但她往往亦不用说话,她只要说些婴孩语或一些什么的,孩子就很喜欢听。

(注)*这种方言的现象也是一样,是一种口齿不清的语言。发自内心的深处,在一个忘形或极之痛苦的时刻发出来的心声,向神表达的爱意,也向人表达,所用的字是没有在字典里出现过的。是思想断电,正如圣经所说的“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

在加撒,这种思想断电,从潜意识的深处发出不能理喻的声音,这种情形使我神智得以保全。经过一两小时之后,我的思想恢复,精神饱满。我亦发现,用这些难以理解的方言有一重大益处,就是你不会说谎,不会欺骗任何人。

     这事以后的第二天,艾邦上校到来视察,给运河营一次官式巡回访问。访问既短且精,他在雪拿华达四处走了一趟,没说半句话,用蔑视的目光扫一扫这班幽灵似的女人便离去。他快要离去时,有一个吉普赛女子跑到他面前,她很快便把心中的说话表达出来。她曾经与一名国家安全警察偷偷约会,现在有了身孕。

结果,艾邦向布加勒斯特报告,当局作出调查。调查结果也同时发现很多同类事件。因此,所有妇女都被调离雪拿华达,去到另一处劳改犯的侨居地,运河下游数里以外的地方。这是“公里四”囚营。

   (注)*作者所说的情况与今天的灵恩运动大相径庭,她所经历的乃是神在极度痛苦所施的怜悯,使她得到舒缓。

 

10.龙蛇混杂公里四

 

清早我们离开营舍,去到多瑙河浅滩工作,我们的工作是在河底铺上一层石块。从早晨到晚上我们把沉重的大石搬上驳船,然后驳船驶到河中间,我们再将大石从船边放入河内。工作时水花四溅,我们开始工作后不到十多分钟,各人已经全身湿透。从巴华根平原吹来的寒风不久也把我们的衣服凝结,我们就好像包在铁甲里一样。我的手指由于冰冷和被大石压挤,都开始爆裂和肿胀。

晚上我们回到营房,也只能穿着湿衣服上床。因为没有地方晾干,即使有地方挂,天亮也必定会不翼而飞。我夜间用湿裙作枕,早上把它穿上,但裙仍是湿的。在往工作地方途中,袜子慢慢吹干,但工作一开始,又再次弄湿。我十分盼望有点阳光,在驳船上我只有在风中瑟缩着。我已经骨瘦如柴,风又好像把我吹透似的。

第二个星期,我被派到装放石头的工作单位。我把石块搬上手推车,其他的女人把车推上驳船,然后扔进多瑙河。我喜欢这新工作,因为起码能保持一身干爽。但石头锋利,不断割破我的双手。我的手指关节很痛,我的指甲又破裂流血。真正的筋疲力尽减轻了我的痛楚,但我感觉得好像离地浮游,自己好像在梦中。

拾起石头、举起弯腰走二百码,把石块送到石块堆。拾石、举石------我不知道我的腰能否再直起来了?

下午,有一辆汽车在守卫腰带的水平线显现。妇女很快便发觉,且显得十分惊惶。没有人说话,甚至守卫亦感到害怕。车前的灯光闪耀着,是一辆擦得光亮的新车。只有一个可能,是秘密警察,有囚犯要被带去问话。

每个妇女都在默祷,不要再回到囚室,受那长夜的折磨!

守卫立刻开始喊叫,那些标准检察员比她们的主人更奴性,四处疾跑重复她们的命令。

等到真相会大白,各人才如释重负。原来,他们不是来把人带走,乃是把一名女子交给守卫。那女子身量瘦削,棉质裙被吹得紧贴她瘦弱的身躯。她面色灰白,眼睛露出外面,就好像戴上嘉年华会中的死亡面具。

守卫推她前行,我见她赤着脚。她开始工作情景实在堪怜。她把石头拖了数寸,双脚无力地跪下,双膝被石头割破。她挣扎起来,再拖数寸。她脸上那死人般的苍白,说明她曾长期在地下囚室度过。

当天下午,我无法跟她谈话,但她总算支撑得住,能走回营舍。我们经过守望台,守卫报告:“三百五十名歹徒回营。”

夜深十分,当我用两小时在厨房削完马铃薯后,回到房间见到她躺在床上,那张床是我和另一张床中间新添的。白灰还留在她的脸上,只是泪水给它开了两道小沟。我弄点水来帮她清洁。她眨眨眼睛凝视我,她的视力像有问题。

当她心神稍定,其他的人也围了过来。

“可怜的东西,她最多不过三十岁!”

“她长得不错啊!”

“我们一定要替她双脚找点东西穿。”

“那件裙简直是块烂布。”

一名德国女赏嘉娜在她的包袱里找到一件旧皱裙,另一名妇女送上一双凉鞋这些财富,如此慷慨的赠送,又把新的眼泪带到她的眼里。慢慢地她开始把触目惊心的身世告诉我们。

她被囚在内政事务部的单独囚室中已有两年。在布加勒斯特的审讯期间,她曾被连续盘问,十日十夜不得睡眠。强烈的灯光日以继夜地照在她的脸上,损害了她的视力,现在她只能看见二尺以内的东西。

但她似乎对这些伤害不大关心,她只问我们一个问题。

“这里是不是真的可以看见自己的孩子?我有一子一女,我两年没有与他们见面,也得不到他们的消息,我把他们留给母亲,但她差不多七十岁,身体又不太好。这里有没有办法打探到消息?”

她的要求就好像乞丐的碗,向我们伸了过来。我们设法安慰她。我告诉她我曾与米海会面,后来我才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你的意思是你们见面时,相隔一间房间的距离,但我不能看得那么远啊!”

她开始饮泣,把脸伏在那灰色的枕头上。

以后几天,有些妇女设法查询其他的事,但她却筑起围墙,守口如瓶。她的身体实在太弱,在石矿场工作时,我们尽量的帮助她。我把我的面包分给她吃,又与她谈话。

“现在我们知道,基督为何在最后晚餐拿起饼,然后拿起杯来祝谢。通常我们谢饭只是一次。但我学到两件事都各有意义。这里的人要是同时有点面包与汤同吃的话,没有人会说:“我有豆汤。”她们会说:“我有豆汤,又有面包。”她们会为每点美食而感谢。

说话间她突然伏在我的肩上哭泣。

过了一会,她安静下来。

“我母亲也像你一样虔诚。我真的希望现在就能见到她!或者触到她。她很有力量,是我一家人所依靠的支柱。我真笨,如果我早听她的话就不至到此田地。”

她把身世告诉我,又是一个忠心共产党员的悲剧收场,这种情形愈来愈司空见惯。在一九五一年,愈来愈多的党员被捕入狱,都是被从前的同志拘捕的。她们的心情混乱可想而知。法西斯主义者能藐能恨,他们曾经有过他们光荣的日子。基督徒能够爱,因他们荣耀的日子将到。但那些共产党员妇女却是失落的,她们曾信党如 神,但现在却好像被屠杀的无辜者。她们所受的苦比我还甚。我是愿意接受任何环境的,从一开始我就见过不同政权的统治。

可怜的海伦娜!她曾在教育部担任要职。丈夫是名鞠躬尽瘁的党员,在政府中当份好差事。海伦娜忘我地替共产党工作,“无产阶级精神”就是她的口号。两名孩子自小接受共产思想的熏陶,是忠心的小党员。

“我可以诚实的说,我愿意替共产主义牺牲一切,”她说:“我相信党掌权的时候,会把罗马尼亚变成天堂。”

后来她另外爱上了一名雕刻家。

“要是你从他每周所雕出的斯大林半身像来衡量,他算是颇成功。”

雕刻家后来厌倦她,离开她。海伦娜对这段恋情十分认真,心中感到怨恨。当她没有提防的时候,她竟对朋友说了句错话:“那雕匠就是那种会帮助山上游击队的怪人,而我竟把自己浪费在这反革命分子身上。”

那位朋友是个共产党狂热分子,她立刻向秘密警察举报,使雕刻家受到凶残的虐待,最后变成疯子。

事后海伦娜亦被捕。因为她与这人有染,罪名是知情不报,现在她必须向党说明底蕴!虽然她坚持自己是因一时之气,又证明自己是个忠心的党员,但却无法挽回大局。她的两年恶梦就此开始。

最后她被带到法庭,雕刻家也在那里,审讯历时十分钟,罪名裁定十年徒刑。那男子即时疯了,他没有望她,整个审讯中亦没有说话。

最后的事情是,她的丈夫亦在场,带着她的两名孩子。秘密警察当然不会放过他们。她丈夫已失去工作,孩子也被开除学校,在街上玩耍的时候亦受到其他孩子杯葛。

“我每晚都梦见那种情景,甚至白天我亦有幻觉,看见格高尼。我看见他在法庭中,面色灰白,两眼无神。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我们要相识?”

我又想起理察的说话:地狱是孤单地坐在黑暗中回忆过往的罪。昔日的记忆如炎焚烧,没有防卫的能力:没有书籍、没有收音机、没有干扰、也没有地方逃避,记忆就好像蜂群的追着你。在这里自欺无法得逞,关于新道德观念的理论亦无从帮助。在这里你认识到,新的道德观就是昔日的放纵私欲。海伦娜的懊悔令她感到十分痛苦,我明白她的感受。

在监狱中差不多每个女人都感受到类似如焚的懊悔。

差不多每个人在某程度上都有自己的信仰。大张嘴的无神论者诧异自己竟然在绝望中呼救 神。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祷告蒙垂听。

可是,她们祷告错误,就好像祈祷二加二却希望不要得四。因为累积罪恶只会带来忧愁和懊悔。令她们最后悔最沉痛的是在性方面的罪行,如奸淫、背信、堕胎等。女人渴望用倾诉去舒缓痛苦。我记得犯过同样罪的大卫曾说:“得遮盖其罪的,这人便为有福。”罪既然已被 神遮盖,就无须在人面前揭露。

我们营舍中有位仁度太太,她是布加勒斯特一个富商的妻室,战前她是社会上的风云人物。辛理达-仁度的老朋友以前曾妒忌她的帽子和巴黎袜子和珠宝的,现在相信无法再认得她了。

从那枯槁的容颜发出来的时髦语调,听起来令人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

晚上我们坐在草席上,她见我四下观望,观察一群不寻常的人物:刑事犯、妓女、修女、农妇和教授。

“你的意下如何?”她问,把肥腻的头发向后一擦,带着她昔日的风采。“为什么你都见过,你认为怎样?至于我,我只有一个想法:如果我能自由出去,我不求什么荣华富贵,只愿过些快乐的日子。”

许多像她一样的人,对于自己浪费前半生有很深的罪疚。有时候她说话吞吞吐吐,想要将内心某些痛苦吐露,她坐在我的床上,或是从房间另一边凝视着我。我时常报以同情的微笑。

几星期后,她终于把困难告诉我。当共产党得势时,她是个有孩子的寡妇。当时的她,欢乐时光已过,钱财花尽,华容消逝。

回忆时,她一边饮泣一边说:“我所有宝贵的东西都被夺去。我必须工作我双手惨被糟蹋。我所有的老朋友都避开我。后来,我找到一个再结婚的机会。”

又是用那种姿势整理自己不整齐的头发。

“可是,男人问题不想要其他男人的孩子。我知道我可怜的珍妮——那时她只有三岁——是一个障碍。而我-----

她额上冒汗,内心挣扎着。我握着她的手,她很快又继续:

“我开始冷落她。我没有好好的给她吃,我不是刻意这样做。她就是------哭得太多,我常骂她:‘讨厌的东西,闭嘴!’她愈来愈瘦弱,但我没有理会她。”

说出心事好像几乎要她的命。她紧握着我的手,扭着,有如难产的痛苦,要是她隐瞒半句,痛苦就不能平息。

那干涸的声音重复:“我不在乎。我把她单独留下。外出寻开心!与他一起!我以为他就是我的救星。”

“后来,在寒冬的晚上,当她睡着以后,我会打开窗户。希望她掀掉被盖,令自己着凉。现在我知道自己用心。但那时候我只对自己说:‘空气新鲜对孩子有益,吃得过量有害。’我不会杀死她,但我要她死于疏忽照顾。”

她终于说出心底的话来。并没有其他人听见,房内混杂着五十个女人的声音,有埋怨的、有争吵的、有忆述往事的、有粗言秽语的、有唱淫猥曲子的。

“我从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知道我罪无可恕。”

我设法说服她和鼓励她。我说,在福音书上的希腊原文,基督CHRISTOS差不多与满有恩惠CHRESTOS的意义完全一样。他实在是满有恩惠的,恩典和赦免就在他的名字内。

她说:‘假如我能够出去,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做好事——因为在这儿我眼所见的都是坏事。”

我回答:“其实没有真正的好人。因此使徒告诉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说谎,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耶稣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辛里达把自己的身世说完。原来她预期的丈夫是个玩弄女性的能手,她只成为他的情妇,按月收到一点儿的生活费,使她不用再到工厂工作。这件事加上昔日的资产阶级地位,成了她唯一的“控罪”。她是被一名嫉妒她的邻居举报,说她出身于“腐败的社会阶层”,不经审讯便判的两年的“行政刑期”。

从不同的囚室和监狱中,我遇过很多荒废怪诞的罪名。在公里四囚营中有名老妇,人人都称她为使徒婆婆,她的罪行是对疯子过度仁慈。

那疯子是名年老的冶金匠,他造了一些小铜币,上面铸着“罗马尼亚帝王尼哥拉”。当然,他就是尼哥拉,他最喜欢把这些钱币送给别人。他会这样向人解释:“留着这个,因为登基的时候,拥有这铜币的人便可以成为我的宰相。”

秘密警察把这名可怜的“帝王”拘捕,又向他所有相识的朋友进行调查。警察若找到铜币,那人就大难难逃,有被判上十五的,也有二十年徒刑的呢!

那忠心的党工作海伦娜喊着说:“真丢脸!你不能证明自己是无辜吗?”

“证明无辜一点不难,可是我能够向谁证明呢?正如小时候听见他们所说的,‘山高皇帝远, 神隔万重人’,现在仍是一样。对那帮人你能做点什么?他们不是无知,就是恐惧。”

使徒婆婆是个精明的老家伙,虽然她一生只作庸人,但她独具慧眼,能洞悉真假。

问题不是出在我们新政府的无知,乃是出于他们以无知自视。在秘密警察中,由信差摇身一变成为长官的大有人在。而这种擢升庸才的情况,在政府各部门比比皆是,上至前铁路工作德乔治,他现在跃升为党的头头。当时曾经发生一个这样的笑话:德乔治向戴高乐夸口,他已经在罗马尼亚境内扫除文盲。他问戴高乐:“贵国仍有文盲吗?”将军回答:“有,但不是在政府内。”

运河的长官架子很高,绝不会与那些衣襟褴褛、蓬头垢面的女人说话。但在迫不得已时,他们只会重复又重复党的标语口号,是鹦鹉式的。她们曾告诉过我不知多少次:“人类产生了四大天才:马克斯、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但如果你问她们认识不认识柏拉图或柏格森或爱迪生,她们便无话可说,因为这些名字她们连听也没听过。

当权者的愚昧加上不辨是非的官僚主义,造成了一大群无辜善良的百姓入狱。

一名女医生入狱的原因,是因为闲聊时说,她喜欢用西方的体温计,西方的体温计比苏联的易读。她因反革命罪名入狱不久,跟随她工作的护士也入狱,罪名是知情不报,对党不忠。

另外两名娱乐界的女子,她们的遭遇亦相映成趣。一个是加路尔王的情妇,另一名是共产党内相佐治斯古的情妇,两人都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夸耀她们昔日的光荣。皇室情妇的罪名自然是与贵族有染,被指为坏分子。而佐治斯古的情妇是因揭露太多新内相的奢华生活,他的五十套西装、香槟和鱼子酱。内相把她拘捕,稍后他本人也入狱,是被自己的同志关起来的。

在营内我遇过数以百计的宗教人士,她们都是拒绝附和的,其中有基督科学会的、有东正教信徒、有耶和华见证人的。

小安妮叫道:“今天星期六,她们必定在毒打那些复临会的人!”

逢星期六,这派别的妇女都被遣到外面工作。但每次她们都拒绝参加,结果受到凶残的对待,可是什么也不能使她们摇动。正统教、天主教和复原派的信徒会在星期天工作免得被揍,但安息日会的却宁死不屈。

有很多妇女入狱是因为承认见过童贞马利亚的异象。事情发生在布加勒斯特的一条主要街道,有人指着教堂的玻璃窗喊道:“看呀!童女马利亚!”立刻引来数百看异象的人围观。经过神甫的警告,警察的拘捕,围观群众,依然不减。

警察以为打碎玻璃窗便可以解决问题,但童女马利亚立刻又在另一个玻璃窗出现。因此整列玻璃窗都被打碎。后来,童女移到胜利街,出现在警察总部的玻璃窗上!

因为警察也亲眼所见(他们大多数都有强烈的正统教的背景),大搜捕才告结束。

德国酒吧女朗嘉娜说:“命运就像抽签。有时抽出来的上面写着‘监牢’,而有时写着‘自由’。”
    
辛里达说:“我想要的是‘西方’。”她转过来问我:“你想要什么?”

我说:“我许久以前已经抽的,上面写着的是‘天堂’。”晚上十一时,营门突然打开,六名守卫操入,大声喝道:

“起床!”

“司令检查!”

外面铁栏杆传来当当的声响。

妇女惊慌、目眩,从灰等待中跳起来战抖着。我们急忙收拾自己所有的东西。可能是转营起行!

我们的方肩司令穿着全副制服,帽子端正,皮靴擦亮,像是军事检阅的。

“所有女人听着!我要所有能说外国语的走前一步。我是说外国语,不是俄语或西伯利亚语。是英语、法语,那类的东西。”

几个妇女踏前一步。教师、新闻工作者、前皇室女士——资产阶级的代表。守卫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记下我们的名字,她们设法表现得体,但总是力不从心,大出洋相,令她们十分气愤。最后登记的是魏恩波太太,能说法、德语。她们离去后,我们已经损失了两小时的睡眠时间,继续又加上另外两个小时的争论。推断事情的意义?

“嘉娜断言说:找‘翻译’员啊!还有什么的?”

“美国人快来到!”

“还有法国人!”

其中一名妓女说:“你们这些幸运的狗娘,就凭懂得几句青蛙语(欧洲人匿称法国人为青蛙),就赚到舒适的工作,真不公平。”

“嘉娜-史托司,你是怎么搞的,你说自己懂得法语?我们都知你是个德国婆娘啊!”

嘉娜作出夸大的笑声:“不会说法国语?我的亲爱的,我的PHEDRE是有名的。OUIPRINCEJE IANGUISJE BRUIE POUR THE SEE’”她将手紧握喉咙,高声朗颂:“Que Dis-je?I nest point mort puisquil respire envaus Toujours devaut mes ye ux------

“噢!请你让我睡一觉, 好吗?”

可是,那些刑事囚犯不断发出一些阴毒和妒忌的说话。待我能入睡时,差不多是黎明时分了,但我睡也睡得心绪不宁。

那天早上我们踏过平原去工作,我内心感到异常的轻松。是真的吗?当翻译?在温暖的办公室工作?不用再受这吹不完的风?是不是有什么国际风云掀起了?我们的石矿场内又谣言飞满天。

那天我在一个名叫洁西嘉的犹太女人旁边工作,在营内我曾经多次注意她。她带着平静、甜蜜的笑容,在这许多和痛苦脸孔中,就像个平安的应许。我一边盯着守卫,一边向她解释昨夜在营舍所发生的事。

她告诉我:“每间营舍都发生过同类的事,每座囚营都是一样。有时他们进来问谁是外国人。德国人和犹太人匆忙报上自己的非罗马尼亚姓名,以为她们将获得移居外地。其实,这些行动没有半点意义,只不过是要让你多受点苦。”

不久,我便发现她说对了。那只不过是另一种把戏,目的在折磨思想和削弱意志。全营舍的人多次在入夜时分,被拖出床铺,忍受这种闹剧。有一次,她们来招募女运动员,传说罗马尼亚缺乏选手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任何能跑能跳能游的,都可能会获得受训!营内大多数人举步难行,然而消息还是像甘露般的被接受。

闹剧使我们更容易接受再教育。一名女歌手现已被招募,正在学习共产歌曲,第一首歌是国际歌:

“全世界饥饿的人民起来------

安妮史坦尼斯古和唱道:“让我们这班饥民先起来!”

有一次一剧名叫“真快乐”的的话剧上演。剧情描述替社会主义建筑运河所带来的真快乐,剧中人背诵押韵的诗句,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百姓的恐怖手段。当我们听到呼吁,要为美国数百万的饥民流泪时,我竟然看见几个妇女流泪。

当破坏运河的恶人深叔叔被剿灭,一名青年共产党员在台上站起来用女高音歌唱,声音就像玻璃互相磨擦的:

“我们的父亲斯大林,我们多么爱你,我们党的欢欣,因你永远不衰------

最令人难过的,是完场时所听见的鼓掌和欢呼。至少,有些人是真心的。在虐待人的和受虐待的之间,能产生一种爱恨的关系。我们对那些毒打我们,嘲讽我们的守卫,常用一些亲切的小名来称呼她们。

“未建房屋,必先清理沼泽,并其中的毒蛇猛兽!”年轻的士兵,深信我们都是“歹类”,把在训练学校学来的术语对着自己重复。在营里我们又学会防备二十多岁表情麻木的女孩子,要是她们所接受的洗脑效应仍然存在,她们可能比任何男人更凶狠。

这些少女后来被派到运河,经过长年累月在囚犯身旁生活,朝夕在沙漠中相对,一起长途跋涉的到石矿场,我们工作时她们在旁监视。久而久之,她们对我们开始改观。虽然与囚犯谈话是绝对禁止的,但她们有时也跟我们说话。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她们看见自己面对的不是什么“毒蛇猛兽”,而是一些单纯的农家女人,她们的出生就像自己的家人。既然土地和牲畜也从地主手上抢回来,现在应该是实施集体生产的时候。但守卫所听见的乃是亲友被捕,家人挨饿的消息,使她们开始感到怀疑。

她们失去工作的光荣感,对党的信任开始动摇。

攻击教会的行动与掠夺教会的财物同时进行,共产主义所作的只带来人对共产主义的厌恶,但这些事情却给一些守卫带来奇妙的改变。

公里四囚营有几个女孩子是因参加爱国学生组织被囚的,其中一名是十五岁的玛利提尼亚,是个漂亮的女孩。奴役苦干似乎只改善的玛利的样貌,她的皮肤变得白中带红,双目更是乌黑明亮,面部的轮廓更显分明。她充满自信,知道得到各人的喜欢和爱慕。

苹果面守卫莲娜,过去曾以仁爱待我,对这位从另一世界细心培育出来的女孩更是悉心照顾。

“真可惜,可怜的女孩。为了什么呢?她只不过是个孩子吧!他们告诉我,我所处理的都是盗贼和凶手,但她确实是个高贵的女士。”

有一天莲娜问我的一名基督徒朋友克莱儿:“你是个修女吗?”

“不是。我丈夫是一名牧师。”

“她们告诉我,你把面包送给别人,又帮助他人。你会把自己弄病的。你听着——一会儿你去厕所,把手伸到右边的窗架上。”

克莱儿去,伸手摸到一些包着的东西,是件三文治。要是莲娜的慷慨被当局发现,她也会被送到劳改营。

克莱儿和我跟她谈过多次。她告诉我们,她还是孩子的时候常常上教会,甚至参加共青团之后仍然去。但去的地方是数里以外的乡村,那里没有人认识她。

“有一次在上完教会回家的途中,我遇上一名青年团的领袖。她不断追问我到哪里去。”今天是星期天------你不要告诉我,你是去参加完教会聚会!”我说我许多年前已经把宗教完全放弃。我真希望我当时有胆量告诉她莫管闲事,但又有什么用呢?回到家中我哭了一场。我觉得自己像彼得否认了基督。”

她曾经痛哭,但莲娜没有像彼得一样的悔改。她让自己与教会分手,随波逐流的参加了自卫队,后来成为一名囚营守卫。现在她收回要建立更完美世界的谗言(其间要把中等阶级的败类扫清)。她曾经奉命殴打和虐待过囚犯。现在她亲眼见到共产主义在乡村所做的一切,自己却感到内疚。

莲娜帮助的不只克莱儿一人,从某些迹象我看得出她与年青的玛利是好朋友。莲娜离去之后,那女学生才把莲娜替她所做的一切全告诉我。

“我父母有点积蓄,当我们的房屋被充公时,有几件东西还能留下,我问莲娜,她能否给我带个平安的口讯。她去了,我父亲答应要是她给我带点东西,一些阿司匹林、巧克力、羊毛套头衫,他会送钓鱼和礼物给她。”

莲娜这样做可能会丧命。但她不顾,把东西偷运进来,拒绝了我父亲的贿赂。到访玛利家给莲娜带来一个启示。美丽的东西,舒适的房子加上提尼亚一家人的仁慈好客,对莲娜来说都是新的经验,使她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又进一步受到摇动。

当我第一次跟她谈话,进展得非常困难。那时,她还像鹦鹉似的重复着从训练学校学回来打倒宗教的口号,她的心是关闭的。当我谈到基督,她说:“但我们共产党就是基督的最好朋友!如果真的有天堂,而基督又是法官,我们将是最得宠的一群。你丈夫是个牧师;你认为他曾经把多少人领到基督那里?数十?数百?但我们共产党人保证每年把数以千计的顾客送到基督那儿,他们死的时候嘴巴还吟着他的名字。我们替他填满他的天堂,他应该感谢我们啊!”

我向她指出,这件事的意义比她所想象的还要重大。恶人曾经把抹大拉的马利亚当作罪人看待,但他们同时是将她预备为圣徒。那把恨基督的意念放在大数人扫罗心里的,也同时替将来的保罗奠下根基。圣经说,罪在那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我相信,共产党捏造把基督徒送上天堂的笑话,必定招来上天的怜悯。这是莲娜归正的一步。

莲娜又再次成为基督徒。这不是一件容易隐藏的事。金腓彼那叛国贼作恶二十年,逍遥法外,不被发现,是因为恶行处处,使他足以躲藏。每块石头下都另有甲虫。但良善是只罕见的蝴蝶,甚至视力不良的眼睛也容易察觉,人人都可以看见,有些人甚至想把它干掉。

一九五一年某日,莲娜突然从公里四囚营失踪。

过了很久,我们还不知她的下落。后来,营里来了三个新人,她们竟然是运河囚营的前守卫,都是因接受囚犯贿赂被判入狱的。莲娜与她们一起受审讯,被判了十年。

可怜的玛利亚感到非常难过。

她哭道:“这完全是我一手造成的。”

我说:“不要太难过。那是她心里愿作的事。她成为囚犯比她当守卫喜乐更大。”

我们经常谈起莲娜。克莱儿说,她知道莲娜的前路,她最后将会成为一名非常坚强的基督徒。受苦会使她得着见证的权柄。但要是她死在狱中,结果,还是好的,因为 神不会忘记奖赏那些把凉水带给受苦的人的。他必定会奖赏她的。那些带着信心死去的人,把大产业留下,必给人带来美好的影响。

 

11.天阴地暗多瑙河

 

晚上雪下得很大,早上在营屋前集队,雪花纷飞。骷髅骨似的守卫塔几乎在白幕后消失,风声停止,每种声音都显得迟钝和死寂。

远处的厨房烟囱喷出阵阵蒸汽,温暖的承诺只加增我们的痛苦,因为很少“政治犯”会派到厨房工作的。洗衣服是第二优差,但工作量并不轻松,每天三十张床单、三十个枕头套,加上衬衣和内衣裤,全部用质素差的肥皂手洗。但至少也是室内工作。

那天早上试图告病假的妇女比平日的多,但营医兼囚犯的安娜的态度却是漠不关心。

她不停地说:“毫无问题!适合工作。”

对那张牢骚嗓子,囚犯讨厌极了,安娜医生用自己的医术换来留存室内工作,免受雨雪之苦。她在医学上还是新丁。可是,她掌握生杀之权。她知道差派某些妇女外出工作,就等于定她们的死罪,有些妇女已软弱无力,甚至听见工作便会晕倒。但她曾从医务署接获命令,如果愈多妇女获得病假,她自己生存或获释的机会便相对减低。

十号营舍有另一位医生,为人正直。营友用尽种种办法把她留在营舍,或只有几天也好。她已六十多岁,不适宜走远路到石矿场,工作更谈不上了,而她对医学的认识远胜安娜。但营司令对自己所选的医生已十分满意,无意要更换。故此十号营舍的医生只好推独轮手推车。

一片阿司匹林、一口暖水、或任何止痛药物,对我们来说只是个梦想,而医牙痛的方法只有忍。因为工作过劳,营内流行着种种的妇科疾病,有一名营舍监狱医生,他确能准确断症,但至于治疗却是另一回事。

当我们走过雪地,克莱儿说:“我们不要再提安娜,其实她应该被人可怜。当我每一次听见她喊叫:“适合工作!”我便想起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女医生。她故意参加了自卫队,为着基督的缘故她穿起那件令人憎恶的制服,假扮共产党员,她的目的只为了帮助人。在她未被人揭发之前,曾造福了很多病人。现在她也坐牢了。

“真可怜,她必定是个圣人。”

我们在阴沉的天空下颠簸地走过白雪平原,在这抑郁的宁静中,矿场中的争执声显得分外萧条。

早上工作的时候,我的手指被夹在两块大石之间,有一名年长的妇人,是新来的,看见我有麻烦便来帮我。后来她问我有没有认识一名叫芬尼马莲勒斯古的女子。

我说:“认识,还很相熟呢。我曾经在饥辣乏教她学法文,我们成为好朋友。”

“她现在怎样?”

我说:“她已归天家,是患癌症而死,没有得到及时诊治。”

女人饮泣起来,从她的反应我知道她是芬尼的母亲。

附近有一名守卫,我们不便谈话。一个人死了孩子也不得不工作。她跌跌碰碰的四外瞎走,伸手去抓大石头,泪流满面。看见这种情景,不单我们的手流血伤痛,我们的心也同样伤痛。

直至第二天我才有机会向她说几句安慰的话。中午小息我们等食物的时候。

我对女人说:“芬尼现在天堂,她虽然死了,但她已相信了那赐人永远生命的救赎主。”

“在天堂!说得轻松,要是死的是你的女儿------你会怎样?”

我把自己家人被纳粹党屠杀,和我的孤儿孩子坐船往以色列途中遇害的事告诉她。

“虽然如此,人也不必因此痛不欲生。我们在这世上都是过客——但我们可以与 神共度永远。这是我们的安慰。”

我们坐在一起。替自己的手指疗伤,等候那肥汤午餐。我们的腿和臂都因过倦而颤抖。她告诉我她的名字,她叫歌利尼亚。

我说:“你的女儿曾帮助许多沮丧的囚犯,鼓励她们,告诉她们永生的事。我帮过人,你又帮过我搬开大石头,而我们最大的帮助是从天而来的,因为 神关心失丧的人。”

她似乎得了点安慰。

一个晚上她来到我的营舍。寒夜里,守卫大多各自休息取暖,她偷偷的走了过来。

我感觉有人在我床边坐下,碰我的手臂。我睁开眼睛,坐起来。

歌利尼亚发抖地微笑,“让我坐在这里一会,在你身旁,魔鬼似乎是无法得逞。”

基督徒在受苦的时刻,多少反映出主的荣光,使其他人能看见。

歌利尼亚说:“我们全屋的人都受罚,这个星期每晚都要洗擦地板。因此我无法外出。”

她擦着旧毛衣里的瘦臂取暖。

“但我不是来这里埋怨,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件我有生之年不会对人说的事。”

那精致的面孔显得通透,她的苦难已变成喜乐。

“昨天晚上我没有换衣服便睡着了。突然我出现在一片大原野上,跟我们工作的巴华根平原那么阔。我眼所见的都是鲜花,空气充满着浓郁的香气,就像谷中的百合花,而我感觉到我的女儿在那里。虽然地方广阔,但我感受到在家之感我从未见过这么多的花草,蜜蜂嗡嗡,蝴蝶如云,四处飞舞,闪烁着不同的颜色,它们向我飞来。我感到心灵平静,觉得地上所有美丽和威严都聚在一处。”

“我独自站在一角,看见一个女人向我走来。她眼睛的神情温柔,好像能看透人心,她手上拿着束白色的谷中百合花。啊!香气扑鼻!到现在我还嗅到它的气味。从田园的中央,我所见一个男子的声音,雄劲有力,清楚说着所罗门雅歌的说话:“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

“我后来睡醒,发现自己仍在运河。那些可怕的疯子守卫正等着我。当五点敲铁轨的闹钟响起,我便起床出到石矿场,但这时候我好像在草地上跳舞,与我的良人一同喜乐。”

“我仍然见到那田野,嗅到花儿的香味,又听到那声音。至于那位女士,我更永远不会忘记。”

记忆活在她的心内,她用新的眼光去看千千万万的事物,仁爱、美丽、神迹、奇事,都是他存在的明证。

我们从苦难谷取回来的纪念石是十分精美宝贵的。

数日后,雪开始溶化。屋檐滴下的水声把我吵醒。钢铁般的地面变成泥泞。一堆堆的黑色积雪仍然抱着砖墙不放,雪水下滴,可是终于被和风所胜,雪块落在地面。这些岁月里,我们都渴望着脱离严冬的魔爪。

甚至守卫也变得活崩乱跳,她们向我们呼喝乱吠,就好像淘气的小狗。从南方吹来的一阵微风,带来一种难以分辨的气味。似是海洋,或是春天。

我又再回到驳船工作。我们又再次出到平静、黑色的多瑙河,把大石扔到水中,溅起阵阵的浪花,浪花又化成水气。大块黑冰流过,我感到我的手脚麻木、蓝紫。天空中的白云,出现一道道温柔的蓝色空隙。

男性守卫时常穿梭于工作队和营舍之间,他们是这些女人见到的唯一男性,间中有人会说些下游的笑话。可是今天她们说得特别多。

泼辣的小妓女安妮史坦尼斯古时常挑引这类话题。

“你真够胆!”辛里达说:“彼得的手掌有如猩猩,背上长满黑毛!我肯定他由头到脚都长满毛。”

“这里有些女人也有!”安妮露出满嘴金牙,说话引得哄堂大笑。

“哎哟!”辛里达装作十分震惊的。

辛里达说:“我们身上有什么吸引他们的地方呢?我实在想不到。你能幻想一班比我们更令人反胃、更缺乏性感的女人吗?你不知我们每个都恶臭难闻吗?”

安妮的反驳又再次搏得她朋友欢呼高叫。猥亵的说话你来我往,她们无法停下来。

“我们的小圣人不喜欢淫猥的说话!”安妮大喊:“她会认为我们是十恶不赦。”我们工作时,守卫无所事事,抽烟打发时间。这时候他们望着我咧嘴。

我保持缄默,发出无声的责备。安妮的任性说话虽并无恶意,却已给我铸成大祸。

一天工作完毕,我信集队回营,人人都筋疲力尽、周身酸痛。

守卫呼喝道:“集队!集队!”我们从工地步操到集合地点,等候货车回程。

沿河的小径满是泥泞,我注意到那男守卫彼得的眼睛,他不停地望着我,作出丑陋的狞笑。彼得用手肘碰碰他的同伴,那是个样子蠢笨、塌鼻的青年。然后他伸出一只靴来把我绊倒,使我跌进稀泥浆里。

那些女守卫见状捧腹大笑。后来有只手伸过来把我拖起,我全身都是湿滑泥泞。我大吵大叫用力挣扎推开彼得。

“我的女士,你现在需要的,”他大声说:“是洗个澡。”

“扔她入河!”有个女人尖叫。

我感觉被另一些男人的魔掌抓住,一个捉住我的手腕,另一个捉住我脚跟。我被抽离地面,仍向河里。我落在浅水石滩时水花四溅。这一摔把我体内的呼吸几乎全迫出来。我感到晕眩,但仍然清醒。冰冷的河水漫过我,水流很急,急流把我拖过石块,又在我四周旋转。岸上传来呼喊声,但我听不见他们喊的是什么。每次我设法站起来,水流都把我冲跌。我试图踢水前进,却是一筹莫展,只换来被石头割破的伤处。

有两只手抓着我的腋下,把我拖过浅滩。拉我出水的人也被乱石绊倒,跌坐在水中。过了一会我发现自己躺在岸上。

有人用力拍我的背,要迫我坐起来。那时我才初次感到肋旁的刺痛。晕眩使我再次倒下。晕眩过后,我躺了一阵子,听着水声——怀疑着这是流经乐园的生命水吗?然后我望上天空,仍见黑漆的颓木丛林,知道自己未归天家。

“她没事。起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她站在上面向下望我:“快走,否则你会被冻僵的。”

带着农夫面孔的年青守卫帮助我坐起来。毛人彼得已经不见踪影。我设法扭干自己的长裙。

“快些!快些!”

她们拉我起来。我不停战抖,是因受惊过于着冷,队伍已经在我们前头数百码外。我一拐一拐地跟着,女守卫在旁边行边推。

当我们与大伙会合,女囚犯都向我寄予同情的目光。我们在那儿等货车。

毛人彼得喊道:“现在干净多了。冷水浴血奋战不错吧!”

我的衣服冰冷黏身,我的鞋扁了。我抱着自己肋旁的伤处,可是痛楚加剧,货车不停摆使我更感到晕眩。

“彼得那畜生!”辛里达愤愤地咕哝。我们的组长也在货车上,她是个刑事犯。她们把我开完玩笑后,得把我捞回来,因为回营时她们必须报到一样的人数。要知道少一个奴工国家就等于多一项损失。

我们终于回到营舍,我把自己的湿东西拧干。我的肋旁痛得十分厉害,手脚的皮肤也被割开。手一提高我便感到十分痛楚。我整夜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因为无论是转到什么位置,伤痛仍然十分剧烈。

早上我去见格斯安鲁医生。我的肋旁浮现一大片黄紫瘀伤,状似非洲地图。手无法抬高过腰。

她竟然宣布:“适合工作!”

我跟其他人一同集队。

“你不舒服吗?”女监督望着我。也许我当时摇摇欲坠。

“我感到眩晕,”我说:“我今天不能工作。我十分疼痛,我想我的肋骨断了。”

但毛人彼得没有放过我。他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拉出队伍。“她没有半点不适,问题是她没有完成昨天的工作指标。继续完成吧!”

他把我一转,一脚栽在我后面。助着这一脚之力,我被送回妇女的队伍。

那天我回去工作,以后每日都回去工作。当时我断了两根肋骨(获释后医生给我证明),但 神医治了我。在监狱中我们见过许多的神迹医治。

 

12.陋恶败坏显人心

 

春天来到,往石矿场路旁的枯草开始变得一片青绿。若午膳汤是温水小甜草,便是上菜美味。可是在那贫瘠的平原,虽然雨水下完又下,但可供食用的草本食物却少之又少。在这种环境下,强风不断,只有较粗生的植物能够生存。风不但吹走可食用的植物,也吹掉送到嘴里的汤。

营内是禁止吃草的,因为当局用尽千方百计去防止政治囚犯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当守卫没看见时,我们还是像牲畜的偷吃。我们同时要防备告密的,她们甚至在这事上也不会放过。告密的相信,这样做能替自己赚得早日获释。

青蛙也是我们狩猎的对象,生青蛙肉被视为上等佳肴。但狩猎行动相当困难。有时石矿场内会跑来一肉只不速之蛙,立刻便会受到就地正法。

在河边的生活的青蛙很多,晚上你可听见它们的啼声,连续不断的相传多里。我记起圣经说过“蛙状污灵”,在过去我常感到这说话难明,现在我明白了。共党来到时,他们带着没完没了的蛙叫口号。“共产党万岁!咯咯!人民共和国万岁!咯咯咯!打倒贫贱的帝国主义,咯!”

蛇没有那么受人欢迎。可是绿色肥壮的草蛇类也不例外地被送进肚子里。但工地发出的噪音往往把它们吓跑清光。那些清理矮丛林和植草护土的工人,偶尔也会捉到几条。有一次,一只野猫跑过工地,口里叼着一条草蛇,女囚犯立刻瞄准,发射石块、泥铲。野猫拚命逃跑,但没有放弃口中猎物。

汤餐造成我们对肉类和蛋白质的渴求。所谓的马铃薯、豆、椰菜,没有一样是新鲜和富营养的。缺乏维生素所引起的疾病司空见惯。差不多每个人都经常闹肚子。贫血和神秘的皮肤问题又经常发生。感染的毒素运行全身,起了麻醉作用,使我们不感到完全的力竭。

但我们所受的苦还是比男人少。在半岛狱营,有特为神甫和铁卫队而设的囚室,与其他囚犯隔离。求生的本领要视乎囚犯的机智,或是冷酷无情的伎俩。

任何能动的都被吞进肚子里。

“狗肉不错,”一名从这营中生还的神甫告诉我:“但老鼠我便不敢恭维。”

在米底亚角,那里的劳改犯人主要是老年人,许多已是七十多岁了。他们被束上耕具,像牲畜般的犁地,工作时往往是赤着脚,他们永远无法达到工作要求的定额。可是,如果有人有一次做得到,要求定额便会提高。这种是灭绝政策。

那些剩下死不去的,当他们倒下去时,往往都会被人打死。有人告诉我们:“在半岛监狱的坟场,面积是监狱的两倍。”

这种工作标准并非共产党发明的。圣经也记载在埃及的犹太人,他们曾作奴隶,也要达到不断提升的工作标准。最初他们造砖是有草供应的,后来要自己外出找草,然而他们所造的砖数量仍照常。

法老与红色政权的分别是,法老没有把自己的剥削行为标谤为建造地上的乐园。

消息都来自新人,新囚犯源源不绝,因此消息来源也不缺。一天晚上,挤迫房间的房门打开,再收进二十名妇女。她们都是妓女,从街上被抓的,在警察的搜捕行动中被拖出自己的屋子。这就是“共产主义式的清理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就像其他的事情一样,愈是清理社会便愈变得脏。那些新人来自同一监狱她们是一些我们还没有遇过的最卑劣的女人。或者,主要是因她们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太久了。

她们拳打脚踢、尖叫大骂、粗言秽语,替自己开辟了一个地头,一小群修女被她们粗暴地推到一角。修女走到房间另一端,到政治犯那儿避难。政治犯不知好歹,设法与这些新人理论。那些娼妓反唇相讥,尖声大笑,又模仿政治犯的语气。普通犯人只作旁观,带着阴沉的奸笑。至于吉普赛人,对修女的问题则漠不关心。就是她们自己内哄,很多时候她们也是置之不理。

许多妓女嘴上都长了梅毒蚧疮,想到我们将与她们共用碗筷碟,我便感到不寒而栗。她们聚集的地方,空气也似乎比较恶臭。令人难过的是,有些妓女,她们的心灵与她们的身体一样病入膏肓。

那些削发修女在光秃的灯泡下拥作一团,像群雏鸟围绕母亲。玛利修女年纪最大,她那副禁欲主义的外貌和那颗静止的心灵,使我时常想起保禄皮尔司十二世。她那令人困窘的雕塑面孔,尖鼻子、圆形钢架眼镜(在营内眼镜能保存得信实在是个神迹),使人望而生畏。而她那快乐的笑容,像孩子童般的天真,本身就是一种财富。

“希望她能停止说教关于肉体的事!”辛里达埋怨道:“就好像她没有这类问题的。”

玛利修女竭力奋斗,要确保她的小群坚守信念。而每个晚上,那些娼妓都转过来要分裂她们。玛利修女给修女们讲了一个有关克莱渥斯城圣百勒的故事,有一次,他一不小心望着一个女人。他为自己做的感到非常惊惧,罚自己整夜站在水深及颈的冰冷湖中,去治死肉体。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什么?”那些娼妓听东西常听一半:“是不是为了寻求刺激?”

她们咯咯地笑,你碰我,我推你,有时还周身搔痒。

老修女警告她那些年青的姐妹,甚至连望男守卫都不可------有些守卫年青英俊------这事与生命攸关------甚至连想也不可------要仰望古时圣人,效法他们的榜样------

“奇怪有些人就是如此幸运,这些圣人我每个都见过。虽然我全见过了,人还是玩这些把戏。你们还记得主教吗?”

对那个主教的事情修女心知肚明,她们红胀了脸。

说话的女人叫维多利亚,外表看来是个鸨母。

堕落的维多利亚不知怎样的,把她的监狱裙子变得上身宽松起皱边,下身紧贴得像树皮。这样的装扮究竟是她自己改的,还是她骇人的个性造成的,这就不得而知。

“当我去接受每周例行检查时(娼妓是由国家控制的),那位警官时常把我从队中选出来。虽然你们现在或者会笑我,但我不是等闲之辈啊!那警察会把我带到主教官邸过一个晚上。去陪那黑胡子的老头!去的时候我要穿上裤子,扮成男子的模样。”

大家感受得到,对那无赖主教的行为,修女们知道是千真万确的。

老修女继续说,她一只枯干的手耐性地轻扫着旁边的修女,“贞洁就像一面镜子。甚至口中的气也能在它的表面留下瑕疵。万不可让罪恶的思想玷污你的灵魂------

玛利修女虽然是用韧木雕成,正因她是坚韧不屈才招致多方攻击。

“你们都不认识你们的神甫,是吗?”其中一名较年轻的女子加入嘲笑的行列。“我亦曾被带到一些神甫那里。噢,他们对女人完全认识。他们对妓女的灵魂却并不太关心。真是一面镜子!”

“圣多马曾大大的得到贞洁的恩赐,甚至天使应许他不会再次失掉,他不用再次受试探。虽然如此,他仍然避免望见妇女,免得罪恶有机可乘。”

娼妓们捧腹大笑,倒作一团,对老修女所说的作出尖叫大笑的奚落。

“可怜的老东西!美丽的应许!这不是多马祈祷要得着的东西!”维多利亚发出呻吟的声音,一只手按着自己不受约束的肚皮。

她们又再次尖叫。维多利亚把泪水抹掉。

“啊!我们看透你!”

到底谁被看透,玛利修女不去理会。她把说教提高到一个更静止的层次。

“让我们一起背诵玫瑰经。”

她们一起喃喃背诵:“万福马利亚------

而所有的妓女亦一起画十字,她们嘲笑每样神圣的事物。但画十字的仪式和动作使她们安静下来,或者是开始给她们带来尊敬。

背诵要花一段时间,而她们竟让修女念完。可是,她们没有就此罢休。

一名较年轻的女子(她红色头发卷起像铁线的波浪型),又开始嘲讽。但今次是一些亵渎童贞女的说话。

可是,这番说话却引起房里的另一个住客作出强烈的喝骂和抗议,使那群受惊的妓女立刻戒备,把红头发亵渎者围起来。

“我们已经受够了!”安妮史坦尼斯古喝道,一掌掴在红发的脸上。史坦妮斯古告诉红发自己的身份,是从何来,将往哪里去。

“有些女人,”她再加一句:“就是贱。”

妓女们疑惑地想着自己低贱的程度,被这杀气腾腾的女人吓得缩作一团。当我道这名泼辣货的背景,原来是同行,她们更是大惑不解。

安妮并非一个让宗教干涉她“行业”的女人,也不是一个熟悉福音或认识 神的人,可是她不容许任何人在她面前侮辱童女马利亚。据她所明白和敬畏的圣洁童女,像是一位会保护她的亲生母亲。

为什么这位童女如此深入民心,而人却对 神如此眼瞎?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谈。

娼妓没有什么叫道德;但对修女的观点我也不同意,因为它与生命矛盾。其实在恶里头也有善的存在。

希伯来文的KEDESHA可得沙,此字的字根含有两个意思,或作娼妓或作圣洁。因为圣洁的意义是存着爱意的把自己交给某一位,不分种族和信念;把你灵魂中最好的交出。

抹大拉的马利亚不是可得沙的一个例子。她信主后生命改变了,她不再把自己投进一个又一个男人的怀抱,乃将她灵魂中美善的,白白的送给每一个人。

能够帮助其他人的是真爱,意思是你不顾生死,奋力的帮助别人,使他们得着更高尚的品德。要是附带着一点儿的肉体,像头牛一样,爱便会来得低贱。肉体会腐败,为虫所吃;而属灵的爱是永恒的。

妓女们所嘲讽的主教,我也认识。虽然他一生软弱,但当共产党将他拘捕时,他曾说:“我活的时候虽不像个基督徒,但我死的时候要像基督徒而死。”这些女人所讥讽的罪人,现在是个天上的圣徒。他也是受折磨致死的。

有两名与妓女们同时进营的女子,她们不与妓女一伙。那些街头女士认识她们,但很少与她们说话,两名女子也把床铺搬到房间远处的角落。

她们是姊妹,皮肤黝黑,行为拘谨,说话低声有礼。但据娼妓所说,她们像其他人一样,被扫荡的人抓了来运河服“行政”刑期。

这对姊妹常面带愁容,又有一股神秘的气质,没有人晓得她们的过往,虽然有很多人曾试探打听,但她们却守口如瓶。

当维多利亚用水湿发梳洗时,或在检查静脉曲张的情况时,会这样说:

“有些女孩子就是不懂得怎样结交朋友。我说:我们都同坐失一条船,要是我们不能够把困难告诉朋友,那么朋友有什么用,是吗?”

可是十九岁的戴安娜和十七岁的科妮亚对自己的身世仍旧只字不提,虽然维多利亚也许是出于职责习惯,继续向她们苦苦追查,但她们还是保持缄默。

如此不识抬举的她们,令维多利恶恼怒。至于维多利亚,她习惯横行霸道,践踏弱小,以淫亵的笑话取乐,有时会伤感地吸食香烟,我见过的女人为了争夺守卫弃掉的香烟大打出手;但维多利亚似乎有自己的供应来源。

这对姊妹只顾工作和睡觉,要不是戴安娜听见守卫读我的名字,相信我永远不会认识她们。她们问我认不认识理察魏恩波。我告诉她们我是他的妻子。

“噢!”她说。然后急问我:“你会怎样看我?”

我问她什么意思。她说她父亲是个传道人,他读很多理察的著作,称这些为“属灵食物”。因为信仰,他被关进牢里,留下患病的妻子和六名儿子。戴安娜和科妮亚年纪最大。父亲被捕后,她们两人双双被工厂辞掉。不久,家庭便面临饥饿。

一天晚上,一个叫司域奥的青年人请她去电影院,他告诉她,能替她找个工作证。看完电影,他们一起吃饭。当晚她喝了很多酒,后来男的跟她发生关系。

不久事情又再发生。男的再没有提及工作证的事,他给她送上金钱。为了帮助家里的人她没有拒绝。一星期后,司域奥给她介绍另一位朋友,然后离开。当这个男人想接近她时,她非常愤怒。可是,他用她所急需的金钱来引诱她,说他只不过是照司域奥的说话而已。她后来只得就范。司域奥给她介绍的客人一个接着一个,羞耻之心也渐渐麻木。她开始习惯这种生活,甚至喜欢这工作过于工厂的苦干。

从她说话的态度,我知道戴安娜还有隐瞒。她停下来,观察我的面色。

“我以为你会感到恶心。我是妓女不会令你讨厌我吗?”

我说:“你不是妓女。你是个囚犯。没有人一出生就是妓女或圣人,甚至是厨子或木匠。每个人都是他自己——你所做的东西只属于你的一小部分这些事情是随着时间而改变。而我相信,你把这事告诉我,你已经有了改变。”

说话并没有带给安慰。她坐在窄床上,紧握双手,脸部因痛苦和内疚而紧绷。

“如果只是我,”最后她突然的说:“还不算太坏,但我把妹妹也带坏。司域奥提议,家庭的责任由我一个独自承担太不公平。因此最后我也把她介绍给他们,让他们带她外出。”

“不久,科妮亚亦开始跟我工作。最大的问题是怎样守秘密,我们尤其不愿大弟弟知道,他十分虔诚,对事情又特别敏感,可是没有经历世故。”如戴安娜所描述的:“他不忍见一只苍蝇受苦。”

从两姊妹的新生活方式,赚得的金钱和晚归,不久左邻右舍便心知肚明,他们把事情告知弟弟。弟弟大受打击,后来得了神经病,住进精神病院去。

这事不久,父亲出狱。当他得知真相后,说:“我只求 神一件事,就是把我送回狱中,使我不用目睹这一切事。”

她说到这里,泪水不住地流下来。

“父亲有自己的办法。他开始向儿童传福音,后被警方告发。告密的人后来告诉我,他这样做是要把老家伙除掉,免得妨碍他们的生意他就是司域奥。”

面对这种悲剧,要找到合适的说话来安慰她并不容易。

“你为自己所做的感到羞愧,这是正确的。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中,甚至连 神也被钉十字架,你不能够容不得让他的名字,就是你所背负的基督徒名字,受到玷污。这种痛苦和罪疚的感受将领你为公义发光。请你记着,士兵不是刺伤基督的肋旁,而是把他的肋旁“打开”,好叫罪人能轻易的进入他的心怀,寻得赦免。”

她想了一想,然后慢慢地回答:“羞辱、受苦,是的,这些我都认识。可是我还有些要说的话。我不是时常憎恶我的工作,现在歪念还时刻在脑海里出现。我无法把它们驱除。我要怎样做呢?我能够做点什么吗?”

戴安娜求 神帮助,但痛苦似乎仍缠着她。有人说,灵魂愈完美,感受的痛苦就愈剧烈。看见戴安娜的光景,实在叫人害怕。她盼望找得解脱却被肉欲苦缠,令她感到绝望。有谁能够论断戴安娜呢?她是许多基督徒殉道者的女儿之一。她为了养活家人,不惜付上犯罪的代价。或者,在自由世界里的基督徒,若没有向像她这样的人伸出援手,他们的罪会比她还大呢。

春天,白昼开始延长,黄昏日落在多瑙河的西边照射出金黄橙红的美丽色彩。步操上矿场,变成了一件乐事,沟渠中长出一堆堆的荨麻和珍珠似的芫荽。我们嗅到湿润和青绿的味道。泥土变得乌黑松软,树木茁壮地长出光泽的嫩叶,叫人望而生爱,渴望能亲近它们,可惜它们太幼嫩。

我们各人都受到芳香空气的影响。光线、绿叶、青草、阳光,万事正在改变。我们也无法不受感染,无动于衷。彼此的新友谊也正在萌芽。

玛利坐在早晨的阳光下,替自己编织女学生的辫子。

女教师宝娜韦尔胡素以冷潮苛刻著名,竟帮起玛利亚,给她讲述名著。玛利听得兴致勃勃,不断地发问。

辛里达和嘉娜二人说得投机,彼此忆述战前歌剧表演所穿着的长袍,又谈到参加皇室的宴会,并彼此对帽子裙子的不同看法。

每个人变得更愿意去爱,说话也较客气。可是,一名工作标准检察员竟指控我,令我感到震惊。

“魏恩波只顾自己,不与别人交朋友。”

我说:“这里每个人都是我的朋友啊!”

那个女人发起恶来。

“你真会说话。”

我不知道她的说话是真是假。在囚营内我想尽办法去帮助别人。有些妇女得到我的帮助时,她们的反应还非常夸张,好像我是从天上差派来的。其他人感到莫名其妙,怀疑我别有用心。在罗马尼亚有一种流言,说犹太人密谋渗透,消灭基督教。我是犹太人——可能我与这阴谋有份!

但我的确有一个真正密友。

起初把我们两人联络的不是说话,乃是缄默。甚至当修女叹息埋怨,她还是缄默。她的沉默比邻人的喋喋不休说得更多。当她在夜里修补衣服时,我有时凝视她。她抬起头来望着我,神情表现得十分冷静。当我在石矿场工作时,我会感觉到她十分亲切。我与她之间有一线相连。

她年纪三十多岁,个子小、皮肤黑,包围的眼睛深陷、样貌仁慈。

“我肯定你是个基督徒。”她带着挑战的眼神望着我微笑。

“我也觉得你是自己人。”我笑起来,感到非常快慰。

“你要在这里呆很多年吗?”

“不,只不过十二年吧。”

“只不过!你不觉得这里的日子难熬吗?”

“ 神若要释放我们,他能把我们带出去。但如果他要留我在这里我会留下。”

赞弭太太是一名农夫的妻子。她曾替一个名叫“救救克里米亚”的组织工作。这组织是帮助在纳粹党占领克里为亚时的受苦百姓。她与丈夫先后被捕入狱,罪名是与法西斯扯上关系!

公里四营的司令官有一曾问她入狱的原因,但她没法令对方明白,因为司令官连克里米亚的名字也没有听过。

“你所指的是韩国,一定是!”她说:“你一直帮助那些南韩人!”

赞弭太太来自多瑙河的一个小岛埃达加乐,入狱后她发现自己身边有许多的基督徒,这事似乎没有令她感到惊奇。

囚营里有天主教徒、复临会的、耶和华见证人,也有神智秀明会的,都是为信仰而受苦的人。

有一次神智会试图指出回教的错谬,但赞弭太太并没有参加争论。

“穆罕默德叫AL AMIN‘那信实者’,因此我信任他所说的话,”她回答。可是她不同意主祷文。

“称 神为父带给人一种太柔弱太人性的感觉。对于我们, 神是个主人。”

监狱的环境虽然恶劣,但她所吃的一切必先洗净才吃,要是她怀疑汤是猪油熬的,她便索性不吃。正宗犹太妇女都遵守这规矩。

“迷信的偏见!”宝娜说:“要是二千年前,这做法还情有可原------

但这些妇女的宗教虔诚,替她们赢得尊重。平分食物时,囚犯都是找她们,不找宝娜。

因为不同的派别和宗教,有时我们也不能避免被卷入的漩涡。但从前的恶意,现在绝大部分不再存在,大家已达成了一种新的共识,至少在妇女之间。在外头,世界之大,空间之广,人也无法停止争吵。何况我们在这里共用一所营舍、一个厕所的狭窄空间,争吵是免不了的。但是,我们是姐妹。

 

13.烈日不饶苦干人

 

运河计划出了错误。除非河堤筑高,并种植草木防止泥土被冲蚀,否则较少的灌溉计划将被多瑙河水淹没。因此我们被派到田野去,在炎夏掘泥翻土。

八月,太阳正照射着巴华根的广大平原。我们早上五时起床,匆忙地走到外边报到,镐、铲分发到各个手中(大部分是破旧的)。

随后,长蛇行列出发,路经之处扬起阵阵尘埃,仿如一道火柱。

在我旁边工作的是珍妮达,她是一名前商人的女儿。后来成为我的密友,也是地下教会的同工。(现在她是地下教会的主要成员之一。)珍妮达替我和其他不能工作的人完成工作我们发现大家是同一天生日。生日来临时,我们交换生马铃薯作礼物。

在我们面前伸展着一大块香菜田,时间接近正午,天气愈来愈热。树木在闪烁的空气中颤抖着。没有马车出现,也没有人踪。

只有一排五百名妇女的行列,在田里苦干。

在我们后头,守卫疲惫地吠叫。

“闭嘴!”

“做快点儿!”

“嗨!不是驴叫,是发号施号。动手!”

她们在行列之间上下走动,呱呱乱叫。

珍妮达怨叹:“我们一直所渴望的夏天啊!”

在烈日下我们昏头昏脑地工作,像作白日梦,梦见一班妇女在平原上翻土,没有半点遮荫。

我现在才深深体会约伯的话:“像奴仆切慕黑影。”

女学生玛利提尼亚在我们身旁,用那双被太阳晒黑的瘦臂在尘土中锄地。

“我们赶不上你!”珍妮达喘气道。

“试试我的镐!这个比较好!”

“不用了,只怕弄来另一串水泡。”

“你试试,魏恩波太太。”

我们礼貌地争执着,你推我让,女学生、社会名流和牧师太太。

守卫走过来,喝骂威吓。

她走后,我们继续。玛利要求珍妮达说些她以前的多姿多彩的生活,午餐例会、比赛聚会、慈善舞会等。

“这些东西我现在不再去想了,”珍妮达说:“在那孤独的囚室中,我学会了一件事,仁慈的笑容比那种生活更珍贵。”

我们再多翻一百码,各人汗流浃背,汗水沙尘污垢混杂。维莱尼亚好像戴了一个古董的忧愁面具。

“我独自被囚时,”她说:“我发了个梦。我梦见一名共产党拷问员在我的浴缸沐浴,其余的长官则在门外轮候。我呼喝那光着身子的:‘快滚出去,这里不是你的地方。’她回答:‘我相信你们基督徒的心中,有个像毕士大的池子。人进入的时候虽然污秽,出来时却是洁净。”她离开浴缸时,他的身子变得比雪更白,他的样貌也变得可爱,他不再是那曾拷打我的人。后来,其他人也宽衣入浴。这时候我醒了,我在梦境中得了启示。当人踏进基督徒的生命,甚至是折磨他的人,这人的形象最后会变得清洁、美丽。我们能了解他。对其他人来说,他可能是一名罪犯,但对我来说,他成为一位永远亲爱的弟兄。

故事带给我们很大鼓舞,使我们明白到,在那种地方,对他人怀着希望,是我们圣洁的责任。

在广大的田野中,时间过得很慢。呼吸令我们干涸的喉咙感如刀锉,我们的舌头变成毛毯。但我们仍要继续锄地,像件机器,只执行一个动作。

“你看见没有?”行列另一端传来牢骚声。

“它必定快到了。”

可是,送水车还没有来。

甚至连带着水壶的守卫,也开始焦虑地凝望着地平线。时候不早,守卫因上下巡逻喝骂,声音变得吵哑,对我们也松懈下来。

现在我们才得心伸伸腰背,给自己换换班!

“如果再没有水,我很快便要晕倒。”玛利面色苍白地说。

“不可晕倒。她们会踢你的。”

太阳愈爬愈高。

我一边工作,一边想着米海。我看见他的细小身形、瘦脸和泪痕。共产党喜欢偷年青人,他们会把米海偷去。那些人丝毫不懂得仁慈,他们会把他教成怎么样呢?

运河营内的母亲们,曾为自己的儿女发出多少次急切的祷告啊!

行列的一端突然传来呼叫声,把我带回现实。有一个女人晕倒,守卫打她,迫她站起来。她在守卫中间东倒西歪,就像条死鱼一样。

玛利害怕起来,赶快地锄地。

“玛利,看水车!”

远远出现了一个小黑点,慢慢在路上移动。

渴求的声音嗡声四起。

“闭嘴!继续工作!”守卫喝道。

货车整个上午暴露在太阳下,水来到我们那里,相信也不会太怡神。现在,车子更近,我们看见那匹拉车的老马。

我们留心看着,恐怕它只是海市蜃楼,它可能会在发抖的空气中消失。

“我喜欢一打冰水,”辛里达说:“一片油腻的猪排,和一大堆水果:桔子、提子------

众人都喝令她“住嘴!”

囚犯时常离队,在守卫监视下走到田边蹲踞。营内痢疾猖獗,苍蝇和绿头苍蝇令传染病蔓延得更加迅速。许多妇女都得了病,她们骨瘦如柴,皮肤颜色灰黄。

从黎明至今,我们没有吃喝。现在已过正午,我们在这火炉般的平原已呆了八小时。

一名守卫走到车道,向货车走过去。他停了一会,后又折回。

“是食物车,”辛里达哀鸣。妇女们开始愤愤不平。

刑事犯工作地点最接近车路,她们把工具扔在地上开始大叫大嚷。

守卫拔出枪戒备。

要是这群尖叫的女人对她们造成危险,自动机枪一扳,便可以杀死数十人。玛利把她的面埋在我的肩膀下。

对峙局面持续了十分钟,妇女仍然拒绝工作。

“水!水!”她们有节拍地叫着:“我们要水!”

枪支挤向我们肋旁,我们与刑事猎人被赶在一起。守卫用枪支把伊始的群众推向后面。我把玛利抓在旁边。

现在食物车已抵达,可是马夫被叛乱的群众吓得目瞪口呆,一不小心把马车碰到一块石上,他又拉错缰绳,马匹立刻转了方向,车厢拿下。守卫大叫,设法营救,却来不及。

装食物的桶四散。

百多磅重的熟通心粉濡湿地掉在尘土中。

那食物,那些宝贵的食物竟掉进砂土里!

妇女冲破防线,扑向地上的通心粉。

她们抓起黏腻的一把,往嘴里便塞。她们又推又挤又打架。

其他的女人望着这惊心动魄的场面,感到害怕。

珍妮达开始笑,笔得非常恐怖,连她瘦弱的身体也不停地震动。

“吃中午饭了!”她喘息道。

危机已过,守卫稍为放心。

一小时后,哨子声响起,我们又回去工作。

当时没有水来。

下午,再来了两车安全护卫队。

我回去工作的时候,感到眼前一黑一黑的,舌头似乎变得很大。我立刻想起耶稣在十字架所说的话:

“我渴了。”

地狱里是没有水的。

我记起韩德尔神曲的歌词,十架七言中的“我渴了”。韩先生希望带出基督被钉的意境,说基督的嘴唇边感到滴滴的雨点。我十分嫉妒,我连这种幻觉也没有。

接近日落时分,我们集队回营。接近营门不到一里,我们经过一潭泥水。

一个一个的妇女拼手抵足的去舔那潭泥泞的死水。

后来,有一名守卫奉命守在那里,防止别人再喝污水,以免出事。

第二日,营内进行了一项调查。我们的“叛乱”替我们赚来星期天数小时的额外工作。

司令官说:“这儿不是度假中心。”

“朋友们,阶级斗争正到达高潮!”宝娜的演说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在罗马尼亚只剩下两种阶级:乐天派和悲观派。乐天派认为所有的罗马尼亚人将被送到西伯利亚。悲观派说,他们必须步行。”

可是附和笑的人不多。每天都有女人在田里倒下。夜里,在热得令人窒息的营舍中,她们半裸地躺在床上,筋疲力尽。我们好像还未躺下,钢路轨的起床号已经响起。一晚完整的睡眠实在是绝无仅有。

有一次,宝娜来摇醒我。

“他们把戴安娜毒打!快来,她伤得很重。”

女子躺在地上,不省人事,呼吸很重。血从鼻孔流出,她的一束头发被血浆胶着,黏黏的。她的嘴唇肿胀,我们解开她衣服时,发现她的身体受了严重的瘀伤。

“这些守卫究竟在耍什么花样?”

宝娜在战抖着。戴安娜发出呻吟声,身体开始颤动,睁开眼睛。

“没有什么------我没有让他们,”她微声说。

我们给她水喝。情况稍稳定时,她向我们解释:两名妓女引诱她走到一间几名守卫正在等候的小屋,她才十九岁,长得秀美动人,她的纯洁惹动那些暴徒的色心,设计要污辱她。戴安娜宁死不屈。最后,他们只有把她扔入附近的小屋后就跑了。

我们用自己的毛毯包着她,虽然房子闷热,但她仍在发抖。宝娜和我坐在她的旁边,低声倾谈,直到天亮。

“她的样子聪慧,可能是名教师。”宝娜时常找寻同道。她一生只做过学生和教师。

“我梦见自己授课。”她经常说:“我看见一排排的脸孔,期待着我讲话。我看见自己走入校门,又听见学校的各种声音。”

宝娜曾写过故事,因此她曾挤身于作家公会,赚过一席位。在八月二十三日,她与作家们一起步操,参加“解放日”的庆典。她认识一些罗马尼亚有名的作家!如诗人米海便尼奥,还有小说家,都是一些官方批准的作家。他们确保有利“发扬共产主义”。他的作品有曾被用作直接的宣传的,有用作间接性宣传的专题,都是与当今的时事有关。

宝娜同意歌颂斯大林是天才的赞美诗写得愚昧。“但所有赞美 神的诗歌也没有大分别!”

我说:“分别在于,一种是歌颂创造万物的主宰,而另一种是褒奖一名屠杀千万生命的有病造物。”

我问她被捕的原因。

“他们挑选人按着苏联的要求把历史改写,但我在改写历史教科书时写了一句不智的评语。”

“所有的思想都受到束缚,没有自由。”

“可是,作家的待遇优厚。我们享有特权和高薪,又可以享用度假中心------

“但所谓的高薪,只是在罗马尼亚而已——那只不过是用来保障他们,不会读到任何令他们不悦的文章。其实,艺术和宗教同等地受到迫害。它们只能在地下生存------

我们就是这样的整夜辩论。囚犯在睡梦中喃喃自语,脸面发出各种的痛苦表情。她们在梦中喊叫名字,大声喊叫自己的孩子、父亲、爱人、朋友,但最常听见的是“妈妈!”当她们作梦时,没有分年纪和等级,当心灵悲痛时,自然会从内心的深处发出孩童的呼喊。

这种呼喊比孩子喊叫父母的稚童来得更感人,它是呼救要得着属天永恒的女性温柔和母性的关怀,这种存在天上。你记得使徒约翰,主耶稣钉十字架时曾把母亲交托他吗?约翰又看见天上的大异象,见一名女子身披太阳脚踏月亮而来吗?

我被带到副司令的面前,她脸面通红,前臂粗壮黑实、长着美丽的牙齿。她的制服好像邮袋似的把她包着。

“你一直同囚犯传讲 神,这事必须停止!”她警告说。

我说这事我无法依从。她立刻大发雷霆,举起拳头就打。

后来她停下来,望着我。

“你笑什么?”她问我,脸面气得肿胀。

我说:“如果我笑,是因为我在你眼中所看见的。”

“你看见什么?”

“我自己。任何人近看别人的眼睛时都会看见自己在别人的眼中。我以前也像你一样的冲动,经常发怒打人。直到我学到爱的真正意义我才有改变,就是学会为真理牺牲自己。自此以后,我再不摩拳擦掌。”

她的手垂下去。

“如果你望着我的眼睛,你会看见 神所造的你!”

她好像变了块石头似的,静静的说:“你给我滚。”

很多时候我想起彼拉多,如果他没有望见耶稣眼睛中的巡抚,因而妄自尊大;他可能只会看见“犹太人的王”,他的妻子曾称他为无辜和公义的。基督和彼拉多千多年来一直被人一起提及,全世界的基督徒都说:“基督在本丢彼拉多的手下受苦。”

事后,我在囚营中继续向囚犯见证基督,副司令再没有干涉。

当我们在工地翻土,玛利边做边与邻人易位,朝着我走过来。有一次她几乎被守卫发现。最后她来到我身旁,帮助我。

守卫发现我们低声说话,喊道:

“快工作!”

我们立刻用力锄地。但当天早上我感到很不舒服。晕眩使我多次停下来,每次我想挺直腰时,守卫会大叫:

“今晚你要住加撒!”

阵阵黑浪向我冲过来。玛利说话时的声音似乎是来自远方,她不停地说话,设法令我忘记我的感觉。

我尽力支持直到下午,喝了杯水汤,咬了点面包。但在下午我终于晕倒。

烈日似乎在空中猛转,然后我看见玛利的脸在我上边,她的嘴在蠕动,好像从黑井中干喊。

守卫拉我站起来,把水灌入我的喉咙,直灌到我咳醒。

“她没事。”

守卫咒骂玛利:“不要站,快工作!”

之后,她们阔步离去,从震动的空气中跳着离去。

玛利说:“你吓了我一跳!”

我也吓怕了自己。晕倒对信徒来说,有些特别令人害怕的感觉。你里面恢复知觉,但你只见眼前一片漆黑,使你怀疑灵魂究竟有没有存在,这种念头比残废更加可怕。我及时醒觉对自己说这只不过是个无梦的睡眠罢了。为何灵魂要时常自觉,时常对自己说:“我是!”如果一个人要时常不断对自己说自己存在,这种存在实在可怜。

我们回去工作,砍着那些根深的野草。残酷的太阳吸干了我们所有的力量,使我难以举镐。

午后,暴雨云层堆积在水平线上。

当工作完毕的哨子吹响,天空早已压得低低的。已经多个星期没有下雨,我们实在渴望天降甘霖。

工作的地点离营很远,残旧的货车在等着载我们回去。我们拥拥挤挤地上到车上——不能坐下,但至少也不能倒下——这时候,一道闪电划过天空,几滴暖雨触着我们喜悦的脸庞。

随后,雨来了,雨水像一堵墙的在平原走过来。不一会,我们都湿透了。

玛利喊叫:“好雨,好雨!”

可是,好雨继续倾盆而下,好像打倒了巨人的大浴缸。雷声震耳欲聋,闪电像把天空劈开。一道闪电把妇女吓得尖叫乱嚷。

货车突然煞住不动,原来后轮陷入泥泞里。

“各人下车!赶快!”

守卫商量对策。

“找木块来,”她们决定。可是何来木块。

大雨滂沱,水深及膝,我们女人弯腰曲背,用力要推动货车,而那些男人则在旁边观看。

轮子转动,泥浆飞溅。

货车还在原处,辛苦了一小时车子却仍然丝毫不动。后来警察下令,我们才开始步行回去。破靴格吱格吱,衣服黏贴全身,我们在雨中徒步。

守卫在旁殴打倒地的女人。

这灰色幽灵的行列最后终于到达闸门。

“报告司令同志,六十二名土匪回营,”警官喊叫。

全身湿透的土匪挣扎着返回营舍,有些妇女立刻被推到厨房去工作其余的设法把衣服弄干后上床睡觉。

人的思想真是奇怪。我还未睡着,想起理察讲的一个笑话:有一个人认为埋怨无用,决定采取对事乐观。就在那个时候,他的车子松了一个轮子。“没相干,”他说:“马车只有两个轮子,而我有三个。我还多着呢。”之后,第二个轮子又松脱了。“何必愁,独轮车只有一个轮子呢,而我有两个。”后来,第三个轮子脱落了。“雪撬不用轮子,仍然能走动,”他说。最后他连唯一的轮子也脱掉。他竟快乐地高叫:“我一直希望能驾雪撬。”

想到这里,我含笑睡着。

时间好像静止不动。奴役是我们的一生,运河成了我们的世界。我们被摧残至无望地接受命运。外界传来的消息亦是千篇一律:饥饿、人龙和镇压,并那永不来到的消息——“外国人快来了,他们不会让你做奴隶的”。

颓丧影响工作效率,我们的工作水准下跌。当局却耍出怪花样,试图提高工作效率。

集会时,她们挑选了二十名妇女,说她们的工作表现最好,因此获释。

司令官发表演说:

亲爱的同志,我要跟你们在此道别,我也要多谢你们。我们一起奋斗建造共产主义的理想,现在时间到了,是我们分离果子的时候!现在你们自由了!我送给大家每人额外的一磅面包,作为离别的礼物!”

二十位女英雄把身子探出车外,手中挥动着红旗,口里唱着国际歌离开我们。

又是另一次的骗局。车子走了十里便停下来,她们被送进运河下一个劳役站,继续工作。

骗局在公里四营的效果有如触电,工作大有改善。可是,同类花样也在其他营舍发生,所以不久便真相大白。

 

14.惊心动魄火车旅

 

一天早上晨号刚过,守卫突然冲入营舍。“各人作好准备,一小时内起程离营!”

这不是两三小队的事,而是全营都接到同样的警报。数百名妇女准备她们的包袱,又像小鸡似的四窜,四处找朋友,互相拥抱,因为她们可能不会再见。守卫的不安情绪,更加添了营内紧张的气氛。她们与我们一样,也是被蒙在鼓里。

谣言满天,有的说美国人攻破了铁幕!有的说苏联占据了西柏林!又有的说我们要被押去枪毙!

“不是真皮靴!”辛里达用清晰的声音喊叫。外面正派发首批的鞋具。营舍领袖把鞋从木头车上扔下来,没有指定的尺码、大小或用途。我取得一对比我脚大三码的。

当一切就绪,包袱皮箱堆成一堆,妇女排成一行,我们开始等待。我们在等什么?没有人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每个所“知”的各有不同。监狱生涯就是一次等待,而今次我们等到天快黑了才开始上货车。我们被送往会集的地区。

公里四营没有发生暴乱。傍轨只乘下几名铁路工人,他们对这种事已司空见惯。火车是由货运车厢组成,并加上一排又长又黑的囚犯车厢。每个车厢都是独立的,各有一扇学生的滑门,并几个开在高处的小窗,都是用金属网罩着。外面看来,就像辆行李货车。

“上车!每个人都上车!”火车守卫对这类工作特别专长。那些懒人只站着旁观,让公里四营的男守卫把我们推进车厢,上车很花时间,因为车上几乎连站的空间也没有,我们几番辛苦才挤了进去。“这里不能再上了!”

“我的天啊,我们快要窒息了!”

可是,他们继续把妇女推进来,直至那只载四十人的车厢挤满了八十四人。巨大的滑门最后都关上了,又加上门闩,当火车摇晃地开动时,车钩发了叮当的响声,火车的摆也把我们抛在一起。

车厢内有几张长凳,我们后来还发现,有一张是个隐闭的厕所,当然是没水的,也没有纸,却还有一个盖,可是没有人想到埋怨!

晚上妇女总算安顿下来,有此吵架,有些哭泣——为什么,连她们也不知道。我们已习惯公里四营的强风宿舍,它是我们的家。现在前路茫茫,不知去向的心情使我们感到彷徨。那些谣言专家预测我们将接受集体处决,将被机枪射杀,然后掉进自掘的墓穴中。有些头脑简单的妇女喃喃道,这还是不错。

一名从普洛耶会蒂来的妇人带着权威的口吻安慰道:“不是我,我们必定是被送到根司的过渡营,很快便会获释。”她听说鲍安娜的派系已失势,党的路线已被重新整顿。

车厢内立时人声鼎沸,讨论着这种猜度。可恨的鲍安娜终于自食其果,受到报应!真正相信的人不多,可是各人似乎显得高兴了一些。

有人讲了个笑话:“斑马和共产党员之间有何分别?分别在于:斑马,线在身上;共产党,脚下在线上。”

车厢狭窄挤迫,难找到坐的空间,要伸伸手脚更不可能。我们都是打短盹,睡着了往往被煞车器的摩擦声吵醒,担心这又一次的神秘停车,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小窗外只是黑漆一片。

早上,窗外渐渐露出秋天的景象。牛群安静地坐在田原里吃草。经过巴华根的长途、空旷的平原后,这些家畜给我们带来希望树木已经落叶,伸出它们黑色的枝干,好像在向天祈求。后来我们又看见一些农户,是自由的男女他们正把粪肥倒在黑土上。三名小女孩向火车极力的挥手,令数以百计的妇女触景生情,想起儿女,哭泣流泪。

火车喘息着蹒跚地走过罗马尼亚,一直北上。一小时后,它在一个路口停下来。我们听见打开滑门的声音,守卫把几桶水送上车,旁边站着拿机枪的其他守卫。

这些穿着制服、凶神恶煞的农民青年对牲畜供水十分擅长,他们对妇女的喊叫却显得无动于衷。除水以外,再没有其他食物。

当火车继续前进猜测又再度开始。吉普赛女人如常的一知半解地喋喋不休。农家妇女畅快因怀念牲畜和儿女变得多愁善感。

车厢内只有几位旧相识。有那虽遭毒打仍然深信共产主义的女子海伦娜可烈;还有那快乐妓女安妮史坦司,没有使徒婆婆,没有歌利尼亚玛利尼斯古。我甚至不知道她们是否在火车上。

在我身旁的业余政治家正在讨论美国的大选,我们知道选举将于当年冬天举行。杜鲁门的四年任期已届,而艾森豪威尔已当了欧洲的最高统帅有一段很长时间——他必会拯救我们。

“他当然会获选,”消息灵通的普洛耶会蒂妇人大声说:“据我所知,他将获得特别权力释放东欧的被掳国。”

消息耸人听闻!目前只有一个来自根司过渡营的普洛女子因此大家都认为她的消息可信,因而大得安慰。

我想告诉她们,这位艾森豪威尔在战后曾把数以千万从共产主义国家逃亡的难民交回“祖叔叔”,这是罗斯福称呼斯大林的名字,难民中有些自杀、有些被问吊、有些在西伯利亚的劳役营中死掉。但我没有说出来。当人正需要希望的时候,为何要把幻觉驱除呢?

就如口渴的人需要水里,为何要把水倒掉?

超过潮湿的郊区时,火车爬得很慢。它由一站唉哼到另一站,垂头丧气。又停又开,在无名的旁轨上待上很长的时间。妇女轮渡挤在小窗四周,欣赏农舍的景色,观看沉默的农人在户外所生的闷火,品尝秋天空气中的寒气。

迁徙的兴奋心情退却后,恐慌开始挤满这条摇摆不定、举步蹒跚的黑色大虫,车厢内各人显得坐立不安。不久许多妇女都感到不适,甚至感到辛苦。车厢内虽然有几道通风的窗户,我们还是感到奇臭和空气不足。

车里不乏文化人士:有作家、记者、诗人,有出版已知的和其他的文人雅士,有些甚至是小说家。憔悴、黑发的玛莲娜赫宝安鲁曾在吉列教过英国和法国文学,表现出她天赋惊人的说故事本领。她对文学很有心得,对事迹掌握细致入微,很多无心学习的学生曾被她引发学习。说起故事来,在戏剧化的时刻,她那响亮雄壮的声音更慑住车内的每一个人。

在她最受欢迎的故事中,有个名叫“多尼兰格理的肖像”,是韦尔特所著的犯罪小说。一天晚上,我们被搁在旁轨,她花了超过两小时给我们讲这个故事,表演十分精彩。在谋杀的一场,她握拳重复地撞向掌心,就好像多尼兰格理一刀一刀的把死者刺透,令全场观众热烈鼓掌。(奥斯卡韦尔特曾经投诉他那时代的监狱情况。如果他见过这些妇女,接受牲畜般的看待,他会有什么感想呢?)

“教育真奇妙!”农村妇女赞不绝口。“不用看书竟然能说出这么多的说话!”知识分子们也深受感动。可是现在她们开始弹劾可怜的奥斯卡,说他怎样轻浮、怎样势利、以及种种的缺点。在辩论中,珍妮达说,韦尔特在书中藏着寓意,使全书充满浓厚的宗教色彩。在“多尼兰格理”一书中,画师代表基督,他把自己的形象绘画在各人心里。可是多尼兰的纯洁被糟蹋了,基督的形象变得愈来愈歪曲,直至多尼兰目不忍睹,便把形象搁置在一边,就如世人所做的。后来,一天画家叩门,要求看图画。可是多尼兰不忍让人看见自己一手造成的恶果,于是人便于做出多尼兰格理所做的,把画家杀了——把基督杀掉——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同时把自己生命的感觉杀掉。

最大罪案“迪以斯特”也是个寓意,最后,一切都得到赦免和新生。髑髅地所流的血亦拯救了杀害基督的凶手。韦尔特在画家身上的表象在此继续:他知道如果他要求看油画,便会难逃一死;可是他来了,藉着他的牺牲,多尼兰格理的画恢复了它原来的美丽。

现在轮到玛莲娜显得惊愕。“简直强词夺理!”她喊道。“其实作品是韦尔特不知不觉描绘自己的心理状况。他就是那肥胖、丑陋的肖像,而多尼兰格理是代表他的童年。对此他非常渴慕,甚至杀掉自己的天才去把它恢复(画家是代表他的天才)。”

其他人急不可待地把画演绎为阶级斗争(穷人摆脱贫穷的枷锁,把无所事事的富户打下台)。

“它只不过是个比喻,”赫宝安鲁太太说:“就像所有优良的艺术一样,往往是模棱两可和多面化的。但它不是一本十分英式的书籍,其实在某些方面它颇带俄国味道。”

八十个女人,就是这样的在火车上滚动着横过罗马尼亚,暂时忘记行刑的恐惧,从奥斯卡韦尔特身上取乐。

火车到了一个车站,车门被猛地打开,抛进一袋配给。那些黑面包是新鲜出炉的,香气扑鼻;可是得小心地平分。我们领到面包立刻狼吞虎咽地吃掉。因为我们可能随时到达目的地。储藏食物就等于损失——这是监狱生涯的金科玉律。吃东西使妇女们暂时忘记她们的身体疼痛、皮肤痕痒和其他令她们受折磨的事。

火车又停又开,摇摇晃晃地走了两天,经过这地狱的边缘。第三天,停车的时间增长,水和面包的供应停止。直至很晚,门才打开。不修篇幅的长官亲自出现。他喝过酒——相信是罗马尼亚土制的西梅白兰地——带着醉意,一摇一摆地看着粗暴的守卫把一袋面包扔上车。

“你们今晚真走运。”我们带着疑惑的眼神安静地等候宣布。“每人可多得一茶匙的果酱面包。”

可能酒精会令他更加谦虚。

于是玛利大胆地问:“少校先生,请问还要再走多远?”

长官得意地回答:“还有一天。”

“我们的目的地是?”

他打嗝说:“当然是枪毙!”然后哈哈大笑。

滑门轰的一声关上。车厢内再度发生吵耳的争论。那些还没有开始痛哭的,彼此追问:是真的吗?可是,他喝醉了。就是因他喝醉,你才能相信他的话!犹太妇女饮泣,互相拥抱,作最后吻别。她们刚逃出纳粹营,现在又收得如此下场!

火车继续前进速度慢得令人感到痛苦。一小时后又停下来,然后再度前进。

惊魂甫定的赫宝安鲁太太突然问:“萨碧楠——我们都是一个狂人的受害者,究竟这一切有何意义?他们说,他坐在上锁的钢门后面,惶恐地妄下命令,把更多更多的人杀害。当外国大使到访,他从不说话只在一块纸角上用红画完又画。一幅又一幅的,都是女人受虐待的图画。”赫宝太太痉挛性地发抖。“而共产党人却奉他如 神,高声歌颂:‘伟大的天才斯大林!我们的父亲斯大林!’”

我说:“设法坐上 神的宝座自称为社,成为荼毒生灵的独裁者的,他还不是第一个。他们控告 神,抢夺他的地位。当我想起斯大林,我便记起法老,当年的奴隶苦工、集体屠杀、恐怖手段,现在只是历史重演。法老是个试图夺取 神地位的人。你读过法老下令杀尽犹太男婴的历史吗?他把他们扔进尼罗河。而后来法老却抚养了一名如同已出的孩童,孩童长大后执行了 神的计划,起来攻击法老。正应验诗篇的说话, 神嗤笑他们。”(许多年以后,我听到 神再次的笑声!斯大林的生女,在苏联的地下教会信主重主!)

“我知道他不能永远活着,”赫宝安鲁太太说:“但究竟是什么令到一个人成为永远的恶魔?”

“往往是环境,”我说:“环境虽不能给我们全部解释,却给我们解释了很多。”斯大林是名警官的私生子。他母亲原本是警官的佣人,后来从警官怀孕生下斯大林。他的合法父亲是名酒徒,知道孩子不是自己的,于是经常毒打他。后来斯大林进了东正教神学院,在那里的孩子生活有如囚犯。令他个性急剧转坏的还有另一原因,他是个乔治主义的信徒。当时苏联人为了要消灭乔治主义的东正教会,大四迫害。因此斯大林便变成一名革命分子起来反抗。现在我们明白,这类革命分子的成因。

那天晚上是恐怖的一夜。火车每次停站,我们都害怕皮靴的吱咯声会停下来,门会被打开,妇女会被拖出去枪决。可是,两天过后仍没有事情发生。黄昏日落的时分,远山的峰峦点缀着金黄的色彩。黑夜再度来临,妇女已陷入筋疲力尽和过度忧虑所产生的麻木。

“下车!所有人都下车!”

螺栓打开,外面只见一片漆黑。那里没有车站,甚至没有旁轨。天啊,他们真的要把我们全杀掉吗?妇女哀鸣、尖叫、咒骂,跳下或跌下砾石路轨。没有踏梯,我跌得双膝很痛。有几名妇女需要搀扶,守卫当然不会做此好事,他们只站在那里,挥动着手中的机枪,像疯子的呼喝那些惊惶失措的囚犯。守卫有这种心情可能是因为在寒冷潮湿的环境等待太久。但对我们来说,他们就像从地狱而来的魔鬼。

他们拳打掌掴,猛摔乱揍,用枪柄向妇女痛殴。我们一点不知应该怎样做。

“列队,列队!靠警官那边站!”可是,没有半点列队的空间。妇女滑脚跌落在一处泥泞的路基再滚至铁丝网。一名年青守卫以为她们逃走,立刻挥拳相向。赫宝安鲁太太被拳头打个正着,倒在她邻人的身上。

经过一小时的大混乱后,我们几百人被赶到路轨旁的野地里。

“伏下!趴在地上!”

我们被迫在泥泞伏下。一群满口粗言秽语的守卫把我们团团围着。

“噢,天啊!噢天啊!他们要把我们枪毙!”我身旁的女人再三喃喃道。“不要让这事发生,不要------我不再发怨言了。”她不停地祷告和祈求着。我想我们各人都有祈祷。

“走!你这班匪盗,都聋了吗?”

我们在黑暗中急步前进,慑于恐吓和拳头。带着包袱挣扎着,有倒下的、有滑跌的,人人气喘如牛。四天在车中没有活动,各人的腰硬背直,突而其来的震惊,更使我目瞪口呆。

“停止!把她们带到那块田里!各人伏下!”

我们又再次膝脸伏地,有一半的人赶不上,我们需要在那里等。我们走了多远,我不知道。当我们看见新监狱的高墙时已是好几小时,在灯光照射下,只见一片暗淡的空白。那道用重金属和木造的闸门打开,我们零乱地五人一排的走了进去。

在庭院里有说话传开:这是提古讼。新名字,新守卫,程序也依旧。

首先是点名和报上数目。当到达囚室时,午夜已过。

为什么是这儿?为什么是提古讼?各人都问。这里是个守卫森严的监狱囚禁的都是重案罪犯。提古讼的名字在罗马尼亚街知巷闻。事情真是神秘!究竟有何意义?

“他们没有其他监房,”赫宝安鲁太太解释。可是各人心里十分不安。

 

15.谈虎色变提古讼

 

在提古讼我被派到缝纫车间工作。十二小时的轮班,昼夜不停,工作时坐在椅背的凳上。工作是是一所高大的房间,窗口接近天花板,都装上铁枝。

缝纫机上刻有日期,明显是上个世纪的产品,每天起码坏一次。我再不跟理察引“胜家”为荣,就是那发明缝纫机的犹太人。

我们用粗线缝补监狱的褥垫,布料粗糙,我们需要不断的转扭反复,才能缝上。而缝纫机又是脚踏式的。

夜间妇女经常伏在衣车上睡着(因为日间监狱嘈吵,使人无法入睡)。因此视察人员上下巡逻,大施掌掴和拳头。尤其在早上时分,妇女无不认为,运河生活比这儿好。

提古讼囚的是全国最严重的罪犯。杀人犯、强奸犯、骗子、虐待犯——有些还明显是不正常的。

在我旁边的缝纫机,坐着一名歇斯底里的女人她曾用剪刀把一名医生扎死。工作间的剪刀是共用的,她一天借用多次。她剪布时似乎没注意到旁人的紧张目光。她每次在放下剪刀之前,都会凝视一番。

可怜的“疯安娜”活在自己的梦幻世界里。她相信她未杀医生之前曾与他发生亲密的关系。现在她常用针在肥皂上写信,信是刀子幻想情人写给她的,有很多,各有独特的性格。彼得的信夸大,约翰的多情,亨利的朴实。每封信她都大声给她的室友听,令他们感到毛骨悚然。

安娜的歇斯底里哭声间中发作,可是她大部分的时间都快乐地活在自己的梦幻世界里。被囚或自由,对她来说没大分别。

在狱中我见过很多流泪相认的场面:囚室的门打开,所收的人往往是囚犯的母亲或姊妹或表亲。她们都以为对方还在外头,在家中照料孩子。当她们发现真相,悲痛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我亦遇过一些奇怪的会面。一天早上一名新人进来,宣布自己是“从吉列来的哥尼利斯古太太”。

真巧合,我们室内也有一们来自吉列的哥尼利斯古太太。人人都探出头来要看这场对质。似乎两名哥尼利斯古先生都叫艾文,两人同是前铁卫队的成员。第一位哥尼利斯古是个高大、黑实、迷人的男士。第二名哥尼利斯古太太听得变了面色,因为她的艾文也是高大黑实,仪表可爱。

“请等等,”我人邻居说:“可是在三号囚室,我也认识一名哥尼利斯古太太,她的丈夫的相貌亦与此相符!”

我们两位哥尼利斯古太太都不能称得上漂亮。一位身材矮小、相貌阴险、啡色牙齿,另一位高大、憔悴,双脚如柴。两人都是听到男方提出婚事便一口答应。

激烈的辩论开始,第一名哥太太打了对方一记耳光,对方不甘示弱,还手扯她的头发。守卫见状,立刻冲入把两人分开。

“亲爱的,这不是什么新闻,”我的邻居说:“那个男人因为是名前铁卫队,要逃避秘密警察的追捕。他无家可归,没有证明文件,又没有钱。于是只好依靠一个又一个的女人生活,跟她们结婚或答应跟她们结婚。然后,妻子们也被捕在狱中相遇。我还看过一些更可怕的打斗呢。”

也有亲戚在狱中相认的,他们全家因帮助山中的流亡分子而被捕,敌对的领袖亚森尼斯古上校是位受欢迎的人物数以千计的人曾因帮助他的手下而被捕。他的妻子也在狱中,透过线人播散的消息,她获悉自己丈夫已被枪毙:这个谎言目的是要打击亚森尼斯古太太的志气。

我们听说艾森豪将军获选为美国总统,后来又听见,有几名共产党领导人被清算,被开除党籍。暮这是解放的先兆?

“这些傀儡算得什么?”一名女记者苏菲亚说:“苏联控制一切,除非斯大林下台,否则还是一样。”
   
可是罗马尼亚开始付出一个谣言:运河计划将被放弃,好些大劳役中心将被关闭,因为基本计划出了错误。 

谣言变成事实。从公里四营来的一名目击者,她告诉我们,劳役中心正在关闭期间,长官被逮捕,运河的工程人员接受审讯,罪名是“盗窃国家公共财产”。

各人都在心里想:现在这数以万计的囚犯有何用途?国家会释放他们自由吗?

鲍安娜内务部的一名年青女子被送了进来。她心心不忿,经常发表长篇大论,使我们感到不安。她说我们是匪类,但她却是无辜的受害人。司珍妮无法相信自己竟得到如此下场。

“我是个不公平的受害者!”她声明说,一日几次。

一名铁卫长官的妻子易尼斯古太太告诉她:“要知道何谓不公,请读共产主义。”

“党应该早把这种人枪毙。他们待你太仁慈了!”

“我亲爱的女孩子,我在安东尼斯古的时候入狱,出狱几个月后共产党又把我关进来。今年是我在狱中的第六年,你的恐吓对我是起不了作用的。”

易尼斯古太太也是跟珍妮一亲的麻烦,但她对共产党却嗤之以鼻。

“我们必须努力工作超越这些渣滓的工作定额,给她们看看我们卓越的表现。无论在共产主义之下或不在共产主义,我们所做的将使祖国得益。”

她拼命的工作令工作定额上升,可是使各人受累。她的态度既愚蠢又令人讨厌,可是也难使别人不尊重她。因她受过的苦很多,为人又勇气可嘉。

她有个老生常谈的故事,是关于一名女审讯员的,这人素有虐待男囚犯的嗜好。在第一次党的大清算后,这名女子也被送到饥辣乏。“那些妇女、她们的丈夫和儿子在这名女子手中受过苦的,”易尼斯古太太说:“用等待把她的头蒙着,把她打得遍体鳞伤。”

虽然彼此存在如此深仇大恨,但和好仍然是有希望的。 神的话语大有能力。有一次,她们请我领祷,被我拒绝了。我说,如果室内有人还未和好,我是不会领祷的,我节录了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节: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存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

有多少人因为这段话,便把长久的怨恨争吵止息了,他们的生命也大大改变。正如有人曾说:“除非你用爱心看你的弟兄,否则你永远不会快乐。”可是在提古讼却仍然笼罩着深深的恐惧和疑惑。我们没有扣墙的情报网,可是共产党人员设法用这方法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每个囚室都有间谍,她们把假消息扣出去。如果她们从毫无防备的新人口中探得消息,便会用在严刑迫供的过程上。

在狱中的共产党人肯定自己将会被枪毙,因为她们曾对人毫不留情,对那些充满爱心的和那些可爱的也毫不例外。

以下是在饥辣乏发生的事:

一名共产党高干的女儿,是个基督徒,知道自己当夜要面对刽子手。监狱中处决行刑的事经常发生,死罪往往是罪证不足,或借题发挥,真正的目的是报复。

这名女子在未去见“午夜新娘”——这是死刑的别号——之前,她与室友一起吃麦糊的最后晚餐。她冷静地举起盛载食物的瓦器,说:

“不久我将归回尘土,变成这器皿同类的东西。有谁知道这瓦器的出身呢?它可能曾是个年青英俊的男子的身体。不久野草将从我的身上生出。可是,死亡不单包括这些。我们生在地上的目的,是要在我们有生之年,好好的照料我们的灵魂,好像服事帝王一样。”

当女子被带出去的时候,她高声诵读信条,经过圆顶的走廊时,声音撞着四壁,发出回响。那些说话是我们在教堂里所念诵的。但她所念的是一种不同的信条,因为她字字诚心。她出去为那独一的真 神而死,被接到永生里。

数星期后,我们在提古讼一天被点数两次,可是懂数目的守卫不多,因此过程进展很慢。随之而来的是囚室检查。她们用木警棍敲打铁笼,试验铁枝有没有松脱。庭院里的气温很冷,我们经常祷告,希望她们不会错数,免得在外头挨冷。

有一天,点数得特别快。数完后,我们立刻听到那不吉祥的命令:

“收拾所有的东西!”

我们又要起程。

 

16.臭气薰天猪农场

 

我们坐着无篷货车,驶向非尔理路斯的农场,一到便立刻派到田里工作,葡萄园的泥土是没有遮盖的,寒冷直透土中。因此土质如铁,植物因冰冷干涸而生长瘦瘠。田园被荒废太久,下一年将没有葡萄收成。可是没有人关心,事情似乎与他们无关。负责人只顾进行一些无意义的工作,然后把报告呈上便了事。

这葡萄园是罗马尼亚著名的,它的主人现在被囚在狱中,强行集体化的受害人不单包括大地主,小农户和农民亦受害不浅,他们试图反抗这无理的制度,却受到无情的镇压,事后便变得郁郁寡欢和漠不关心。他们设法逃避工作,后来因“对国家未尽义务”而入狱的,数以千计。耕地也从此荒废,从前有“欧洲粮仓”之美誉的罗马尼亚,现在竟面对饥荒。国家的对策是,将囚犯派到集体农场,充当劳力。

四外情况都是一样:囚犯因缺乏耕种经验,收成大降。那些看守我们的守卫往往是农民出身,却对耕种漠不关心。有一个告诉我们,为了叫村民屈服,他曾奉命射杀首名遇见的村民,以示杀鸡儆猴。然后聚集其余村民,邀请他们自愿参加集体工作。

有不愿意的农民,官长便去到他们家里进行搜查。在这些农夫家中,他们经常可以搜出“军火”——都是警察预先栽赃的。

从农妇的口中,我们晓得集体劳动的队伍把所拥有的农村都失去一空,包括牲畜、马车、耕具。

一名在我身边工作的粗壮农妇万旅娜太太,说:“当我们失掉一切时,我丈夫对我说:‘我们的诗歌还在。让我们向主歌唱,为我们在天上所拥有的更美产业感谢他。’”

万旅娜曾拥有一只宠牛,她常用温柔的声音向它说话。她告诉我们,她如何在寒冷的早上拥抱它的颈项,让它的温暖渗透她的全身。

“除非你爱它们,否则牛只不会造出好牛奶,”她说:“它们就如其他的牲畜一样。”

在集体农场里,没有人会凭爱心作事,因此不能从 神那里得着福气。

一天早上在田里工作时,我不支倒地。这种来意剥削的集体劳动已把我赶至极限,使我无力再熬。守卫把我放在临时担架,抬上货车,送我到维克勒斯的监狱医院。途中我的头部发胀,我猜有西瓜般大。

我对这间监狱非常熟悉,从前理察在这里传道。圣诞节时我带着礼物包去,帮助预备圣诞树。本来我应该被送到医疗病房,却被放进一个隔离囚室,里面除了墙角的粪桶外什么都没有。我被丢在赤裸的水泥地上。

第二天早上,我从窗口张望,看见男囚犯在做运动。当他们经过我的窗口,我便问他们有没有听过理察魏恩波的消息。第一第二个的男人都摇头,当时守卫正在打盹。当第三名囚犯听见我的问题时,便说:“魏恩波?那位牧师?”我回答:“是啊,他是我的丈夫。”

他向我弯腰鞠躬好像东正教在教堂里所行的,“我见过他,”他低声道:“我没有因坐牢十年而后悔,这段时间是值得的,因为牧师领我认识基督。而我现在又遇见他的妻子!”说到这里他必须继续运动,可是他没有告诉我理察是否仍然在世。

他绕着院子跑,垂下头,手放在后面。当他再次靠近窗口时,他加上一句:“我在太古奥拿见过他,他住在临终的囚室内。他时常向人谈论基督。”

下一轮他跑回来时,我发现我的新朋友是名学校教师。这时候,守卫在打呵欠,他打盹刚毕,下令囚犯返回囚室。但我知道,理察仍然是理察,他高举基督,赢取灵魂。那人所说的是很久以前的事吗?

这人显然很尊敬理察,这一点我不奇怪。罗马尼亚人往往对领他们信主的人深存敬慕。

我留在囚室再多一天,医生没有来,也没有人给我检查,可是我乐于待在这儿,希望再次见到那位教师。我不相信理察死了,可是我说不出原因。当时圣经的一名说话,在我心中像音乐的响起。是与雅各儿子流便有关的,流便是理察的希伯来名字:“使流便活着,不可让他死亡。”这对我来说是个应许。

过了四十八小时之后,医院当局想起我是急病入院的,便把我放到床上,给我送来床单和毛毯。

病房是由一名穿着清洁外袍的女医生负责。

“你必须吃,我们给你的每样东西都要吃,”她说。她声音慈祥,我感动得流出泪来。

玛利格拉逊医生刚从医学院毕业,她带着勇气和耐性,在这所人手短缺、病人拥挤的维克勒斯特监狱医院服务,深得病人的爱戴。

我患上一种丑陋的皮肤病,是种坏血病,她说是因营养不良所致的。我必须吃,这是唯一的疗法。她给我注射药,病患开始减退。我身上的肿痛和疥癣开始痊愈,大肠炎和痢疾停止,我的视觉甚至变得清晰!缺乏维生素会引起视力不良,许多囚犯都患有夜盲症。

在我的邻床是名富家女子。她对自己入狱并不觉得烦恼。她肯定自己很快便会出狱。“艾森豪不是美国的总统吗?邱吉尔不是英国首相吗?这两国的军队不会容让东欧留在奴隶的轭下。”

“当美国人来到,他们会要求苏联赔偿。按照我以前的收入,每天五千里拉,我已在狱中六个月,那是一百万里拉!我将可以安享晚年。”

我建议她可以要求一天一万里拉,那么她便可以得着二百万的赔偿。

“你的主意很好,”她说:“你们犹太人真聪明!”

其他囚犯称她为“百万富婆”。

我们在病房中玩游戏,完结时往往是悲从中来。游戏是假扮年老耳聋的婆婆,我们试把一句说话从房间一端传到另外一端,每个病人都把话说漏掉或歪曲了些少,最后接到说话的,意思完全异样。可是,笑声和兴奋的情绪反而令我们伤感而哭,房内很多年青的病人,她们见自己的青春快将消逝,游戏会很快变成现实。

维克勒斯特是由一名政治长官担任监管(医学就跟其他的东西一样,要带着阶级斗争的精神去实习才行)。一天晚上,他与一些穿制服的同事来到病房,给我们发表一篇盛大壮观的演辞,低等共产主义所带来的喜乐。“这样完善的医院设备能供人民使用,谁还需要 神呢?”他说道。

我说:“少尉先生,要是地上还有人活着,我们仍是需要 神,我们还是需要耶稣,因为生命和健康是他的赐予。”

他立刻怒火冲天,我竟然斗胆打岔?我们仍然相信这样的东西?

我说:“每个住房子的人都知道房子是建筑师建造的,就好像每个参加宴会的人都知道宴席是厨子预备的。我们都被邀请参加这世界的宴会,其中充满各种美丽事物,如太阳、月亮、星星和雨水,并各式各样的水果;而我们知道预备这一切的就是 神。”

那政治长官经过一场冷嘲热讽后,便与他的朋友走出去,大力地把门关上。

第二天早上,守卫来叫我收拾行李。同一天,我被送回劳役站。

今次是个国家猪场,由五十名妇女照料数百头猪。以前的日子已十分艰苦,但这次是最艰苦的。粮食短缺,接近饥饿。早上五时,我们把自己拖出床,穿着我们睡觉所穿的肮脏衣服,冒着寒冷,摸黑出到外面喂猪。

猪栏的烘溺深及脚踝——那是一种不会凝结的物质。猪棚到处弥漫着一股令人讨厌、作呕的恶臭,屋内无处不臭气薰天。臭味黏着人体,更渗入身体。甚至在我们所喝的稀粥中,我们所用的木匙上都附着这种气味。但我们的情况至少比浪子好,因为我们得着猪所吃的裹腹。

周围事物显得愈来愈没有意义,死亡瞪着眼睛看我。全世界都好像用眼泪和失望堆砌而成,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受,这时候我内心发出呼喊:“我的 神,我的 神,为什么离弃我?”

要清理猪栏就跟清理世界一样难。每天我们得从头开始,各人又湿又饿,饿得半死的,我们用车把堆积如山的秽物,一桶桶的推走。

我晓得自己没有希望,世界也没有希望,我只期待着死亡。

或许在这种心理状况下,我应该不能久活。幸运得很,这种生活只熬了几个星期便完了。我深信主垂听了我的祷告,按着他的计划将我救了出来。他只要我学习一个艰深的功课,给我尝尝杯中苦味而已;现在我感谢 神,使我走出这艰巨的学堂,它教我学会至高的爱,就是对 神的爱,甚至在只有痛苦的时刻。

我坐在开篷货车厢,望着猪农场在我面前慢慢倒退,一堆堆建在白色背景上的小屋渐渐远离。寒风就像只冰冷的钢手,拉着我们的衣服扑拍着,散发出幼细的雪花,在大地飞掠而过。没有人知道我们往哪里去,没有人问,也没有人关心。每个集体农场都完全一样。

出乎意料,我们竟来到根司——两年前在去运河前的过渡营。

“这么大群女人!这地方比以前繁忙多了,”我们等候报到时彼此低声耳语。“究竟发生什么事?”

她们还没有做完登记手续,天色已经晚了,最后我们被带往营屋。麻痹的四肢血液开始得到循环,体内也比较温暖,但愿温暖能渗透全身。拥挤在各个营舍的妇女,乃来自罗马尼亚四方八面的囚营。他们是计划某些大型奴役活动,抑或------

没有人有胆量说出心里的话,我们经历得太多,我们也欺骗自己太多次。

第二天,营中传来一个谣言,说:有十名来自国家安全部的人员,在根司的办公室里处理档案。是我们的档案!他们两天前从布加勒斯特来到这里。真的意味自由吗?

我向营舍四处观望。在那暗淡微光下,分析研究,谈完再谈——心中一直为着将来打算。从食物和身体发出的馊臭味,在空气中形成股毒气一般。营内加装了扬声器,不时发出爆裂的巨响,像放大了的煎蛋声音,吼叫出难以明白的歪曲报导。当讨论的热潮冷却下来,你会看见妇女目无表情地坐着,每次坐上数小时,等候着。她们绝不相信事情就会这样过去,绝对不会。

我在雪拿华达认识的一些吉普赛女子也来到这里。一天我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

“萨碧楠,萨碧楠!”原来是辛里达,是战前的布加勒斯特王后,在公里四囚营也是。她到过不同的集体农场,吃过不少苦头。我们尝试握手,但很快就松开,因为我们每只手指都肿胀,又因冻疮而破裂。

我们开心地笑,告诉对方自己的经历,直至兴尽才停止。她坚持要我接受一条男装长裤,和一件暖夹克,是从某处偷回来的。我只有感激地接受。

“这是差理-卓别林再世!”其他人稍后都走来围观我的新装。“她的皮靴背后还贴着标签!”

过了不久,我们又谈到热门的话题上。

“还有多久?”

“是不是就如我们的想法一样?”

守卫开始如人问话。辛里达属于最早的一批。她告诉我:

“其实就跟以前问话一样,只是今次十分礼貌。他们不问有你的问题,而是问我对他们的想法!”

“就像以前一样,三名穿制服的长官坐在堆满文件桌子的后面,”辛里达说。问几个有关她健康状况的问题;我们在里面过得开心吗?还有亲戚在外面吗?然后话题突然转变。

他们问:对抗建立社会主义,我们可知道犯了大错?你们对狱中的再教育意见如何?你们有没有明白,国家给你们这改造的机会是正确的?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事,能推翻共产主义的浪潮的。

“我告诉他们我享受狱中的每一分钟,这是自然的,”辛里达说:“那个主管真是个傲慢的笨蛋,向我大事宣传国家的成就,说农场怎样的好,囚营如何的美。亲爱的,他竟向我这个在里面度过三年零九个月的人,吹这些废话!”

就像大多数的囚犯,她尽量表现自己知错,令他们有好印象。现在渴望在社会中找到工作。

不到一个月,好几撮的妇女开始离开根司。正如以往,我们不晓得她们将往何处。长官读出一列名字,妇女一班一班的操到营地办公室,然后由货车运走。可是,至少这是一线的希望。

最后,终于轮到我。坐在桌子后面的少校,长得结实红润,像个婴儿,掌肥指短,手指就像小串的香肠。他边说话边清理桌上的东西,好像一会儿便要跳上桌上作收场白。

对宗教囚犯,他们有几个特别的问题要问。

“魏恩波太太(太太!),你必须知道,在这里我比 神更有能力。起码,到今日为止他还未能干预这个办公室的事务。”旁边的两名助手向他作出欣赏的微笑。“可是你有没有真正接受这事?你有没有真正看穿宗教的虚假?你有没有体会,在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里, 神是多余的?你不再需要他?如果你有机会重获自由,你便会因这几年共产主义带来的成就感到惊讶,而这些只不过是个开始!”

他肩章上的金穗带闪闪生辉,他的香肠手指按着一个软皮革档案,满载文件,可能就是关于我的。

我说:“我明白你是有能力的。可能你拥有一些我从未见过的档案资料,能决定我的命运。但是, 神亦有他的记录,如果没有他,你和我都无法生存。所以无论他把我留在这里,或者把我释放,我都认为对我是最好的。”

少校双拳一起打在桌上,就像要泻愤似的,“忘恩负义,魏恩波太太你真忘恩负义!我为你难过,你还没有学好你的功课,我将照实向上级报告。”他装怒大骂了数分钟,便打发我离去。

可是三日后,我的名字被读出。那比少校更高的当局,真的决定我的将来。

我们背着不值钱的包袱,站在办公室外面积雪的操场等候。甚至现在我们仍不完全肯定我们是否重获自由。直至我们走出圈满刺网的闸门,站在路中发抖,守卫开始派发纸张时,我们才醒悟过来。

大风把守卫那吵哑的声音吹走。

“萨碧楠·魏恩波,一九一三年生于雪内堤------住址是------

我拿到获释的文件。抬头写着:“释放证明书”,可是天色太暗看不清楚其他的。我们挤上货车出发时,天色已尽黑。根司离布加勒斯特只有数里,但他们只把我们载至近郊。

我背着那油腻的包袱穿过城郊,差不多三年,我第一次看见人群赶着下班,为家人办货。

我朝着“家”的方向走,不知它是否仍在。

他们还在吗?家人、朋友、亲人——我不晓得他们曾遭遇过什么。米海现在应是十四岁。这些岁月会怎样把他摧残?我怀着战兢的心情,一方面怕面对真相,另一方面渴望见他的面。

灯火使我眼花缭乱,餐馆传出的食物气味令我的嗅觉受到冲击。电车发出的金属刺耳声使我掩上耳朵,从电缆掉下来的蓝色火花令我退怯。人潮若无其事的在我身旁擦过,我内心产生一种无名的恐惧。我寻找七号车站,可能它不再存在了。可是,它还在呢!我镇定地爬上电车,后来才发现没有车资。

我大声说:“哪位好心人,可以替我付车费吗?”

车上的人都转过头来,要看看是谁提出这不寻常的请求。他们一望便晓得原因。十多个人立刻伸手相助,要替我缴付。他们围了过来,眼中充满同情。这种事情现在已是司空见惯。车内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有亲人或朋友坐牢。他们没有问问题——只是提出他们亲人的名字,希望我或者认识。

电车经过胜利街警察局时,勾起我最初被捕的难过回忆。没有什么改变。人类四大天才的巨像——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仍然向下凝视着稀泥般的人群。我在自己所认识的一座建筑物下车,看上楼梯。一名友人来开门。

“萨碧楠!”她捂着嘴向后退了两步:“是真的吗?”我们彼此拥抱。“我感到十分头眩,”她说,然后哭了起来。

有人出去找米海。当他走进门口,我的心好像停了下来。他长高了但面色苍白,身体十分瘦弱。

可是,现在他是个青年人了。

我们互相拥抱,最后我也忍不住,开始下泪。他用手抹掉我的泪水。

“妈,不要哭了。”他说。

那时候,我的一切烦恼好像已成过去,以后我永远不用再哭了。

 

17.守得云开回家去

 

第二天,我们一起直到布加勒斯特的大公园施斯米革去。我需要再次去发现自己的儿子,因为我再不认识他。当米海年幼,有一段时间我们近乎替他害怕。他对宗教的触觉十分强烈,时常提出某些尖锐的问题。米海属于早熟型,五岁时已热心传福音。七岁时,他带领了一位教授信主,教授后来成了我们的会友。

我们不在的时候,共产党人会把的优良品质毁灭了吗?那些人是不懂慈爱的。

我很高兴重新发现他品性的优点。当我们谈及多年被囚和劳改的生涯时,他说:“我们不会因有黑夜和白昼、光明和黑暗,而批评大自然。因此我接受人的劣行,不称他们为畜生。”

我仍然感到犹豫,不知应否向他谈到十字架的道路。可是他留心听,直至眼睛望见树木吐蕾才改了话题。那是个早到的春天,就好像好天气急不及待赶着来的。破冰滴下雪水,风信子渐渐露出微笑。

当我说完后,他说:“爸妈你们也是选择十字架的道路,作为事奉 神的最好方法。我不知道我会不会作出同样的选择。在公园这种地方,我感觉自己已最接近 神,我感受到的是美丽,不是受苦与羞耻。”

米海拥有很少的生活享受,因此他会珍惜现在的每点喜乐。 神所造的百合花,不用花费而能观赏。他说:“为什么不光留在花园,嗅嗅花朵,从这途径去爱 神?”

我回答:“你知道当耶稣钉十字架时,传说附近也有个花园。当你在园中突然听见一个无辜被钉的喊叫,你会有什么反应呢?维克勒斯特和饥辣乏的监狱离开这里不远。当我们欣赏花朵同时,有人在那里受虐待,也有人在车路对面的内政部受苦。”

他静静的问:“妈,里面的人是不是对你很苛刻?”

我说:“米海,我们是希伯来人,是 神的子民。使我受最大压迫的不在肉身方面。我们被迫苦干是因为他们说我活在幻觉之中,要把我们从属灵的事情带走。运河的故事正说明如果没有 神的帮助,人的体力劳苦也只不过是个幻觉。”

运河最后也只化为乌有,罗马帝国如是,希腊共和国如是,最先犹太国如是,埃及和中国的文明也如是。现在毕列颠帝国也快要完蛋。一切都属幻觉的世界。

“因此我们最大的痛苦,是只在幻觉的世界里生活,而不在我们希伯来人的属灵世界里生活,希伯来一词据语源学解释,名字的意思是“那些从对岸来的人”。因此我们是属另一个世界的。

一天晚上,米海来到我的房间,给我读蒲鲁塔克的“名人传”。书中形容暴君沙拿的皇宫有如刑场,被虐待和处死的人多不胜数。书中主角克屠当时只有十四岁,与米海同龄。当他看见有识之士的脑袋被人砍掉抬出,又察见人们为这种情景暗自叹气,克屠便问,为什么不把沙拿杀掉。他的教师告诉他,因为人对他所存惧怕的心过于憎恨之心。然后克屠说:“把剑交给我,好使我能杀掉这人,营救我们的国家。”

读到这里,米海把书放下。

“是真的,我觉得有点这样。我会只喜爱生命,有时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的年青人不起来做点事。就像我一样的男孩,便中心把暴君除掉。旧约也有这类记载,旧约不是从 神来的吗?”

我说,我认为在当今的环境,这样做是于事无补,也不是最好的方法。我们应该杀掉的是暴政,不是暴君。我们应该恨罪,但爱罪人。

米海回答道:“妈,这事我最难做到。”

回家的头几天,我好像一个从死里复生的人。我自由了!在狱中多年以后,任何问题都变得琐碎和次要。我们曾愉快地说过:“要是我能够离开这里,余下的日子若只吃面包和喝白开水,将无怨言。”而我们大部分的人也真的只有面包白开水过活。

现在真正的问题才开始,大大小小的忧虑陆续而来。

四处都有饥荒,物资非常短缺。在探访的人中,很多人几乎一无所有,床上只有破旧的毛毯,没有床单和枕头套,很多时候,他们连买黑面包的费用也无法支付,或没有能力使用一点电力让家人取暖。

“我们必须卖掉所有的东西,”一位朋友解释:“刀叉、抹布、地毯、甚至书本!不要坐那张椅!椅脚断了。”

这位朋友把大部分的金钱花在父亲急需的宝贵药物上,她跟家人一起住在那细小的房间。

“萨碧楠,你要小心对别人所说的话,”她央求道:“四处都是告密的!教会内也充满这种人。”

很多朋友和陌生人来找我,川流不息,他们都是为乞求狱中亲友消息而来,每个人都带着忧伤的心情。我能帮助他们的很少,很多时候我无法回答他们的问题:是大赦吗?是解冻吗?新政策?为何我被释放?他们该向谁申请?”

我很快便学会一切有关官场的申请手续。在政府办公大厦外的人龙比食物店的更长。而买食物需要一张配给证,没有证是无法买到食物的,面包也是一样。一天早上我轮候了四小时,当我走到小窗前,里面的女子问:

“你的工作证在哪儿?没有工作证便拿不到配给证。”

“但我是刚释放的囚犯啊!”

“我也无能为力,没有工作证和号码,便没有配给册。”

因此我需要倚靠别人接济。

有一段短时间,我们与一名女朋友同住一室,但米海现在已是个年青男子。我们不可能挤在一处。我开始四处找寻住处。

我们的故居已被充公,包括屋内所有的东西,家具、床铺、书籍。可是,有些曾在我们房子住过的朋友,给我们介绍了一个细小的阁楼。地方实在细小!一个房间四码乘五码,另一间三乘二。

经过几天的轮候和填表手续,我获准入住这所“居室”。房内唯一的家具是两张摇晃的旧床,弹簧都是断的。没有水,也没有厕所,冬天寒气迫人,夏天热气腾腾。窗户对着的是一堵空白的砖墙。我和米海搬了进去,我们就在这里居住、煮食和睡觉。珍妮达获释后跟我们同住。没有床,所以她睡在沙发上,后来玛利亚达也来了。

一天她来到我们房子门前,站在那里,女孩气的羞怯地笑着,眼睛带着黑圈,身穿一件脏得很的黑色大衣。她送上一个用绳系着的小包裹。

“其实不算什么,”她说:“只是两个法国糕饼。”是她花了两小时轮候买来的,糕饼也不是十分法国式。

玛利亚达是我们会众中的一名旧成员,她品性善良,是个可爱的女孩子,可是不太伶俐。别人都有点怕她,她患有羊痫病。

我很高兴见到她,她有一种纯真的气质,时常令人感到喜悦。

“进来坐,玛利亚达。”我往后站让她进来,因为门被米海的床端卡着不能尽开。“我们搬进来没有多久,地方非常杂乱。”

她挤过通路,在那摇摇晃晃的椅子上坐下。椅背脱了,米海走过去帮忙玛利亚达。

“你这里真舒适!”她边说边四周打量,我正用廉价油在炉上煎马铃薯。

“屋顶就不太好,”米海说:“斜天花出现一块块的水渍,每天都长出黑色的霉菌。因为地方狭窄,当我们其中一人要走动时,屋内所有的人都要起来让路。”

玛利亚达与我们一起分享炸马铃薯。当米海回自己的房间温习,玛利亚达告诉我她没有任何亲人,再过一个星期她便没有地方居住。她现在寄住的家庭已向她发出逐客令,他们的亲友从吉列来,需要她那个床位------

“玛利亚达,你看我们这里并不是什么豪华套房。这儿本来是个杂物房间,用来存放杂物。如果你不介意,我们可以多放一张床,我相信我们可以给你找到床褥的。”

她高兴得不得了。“是真的吗?你肯定米海不会介意?我有几件东西——毛毯、碗碟和刀叉。我很喜欢能跟你们一起!”

玛利亚达就是这样的来到奥特尼街与我们一起住。

我获释后一个星期,感到自由的空气令人精神振奋,电车似乎以更轻快的脚步在路上穿插着。刚过后冬天十分寒冷,是三十年来最冷的。现在那柔软温暖的阳光初现,把冬天的寒气驱散,甚至把我们的心也溶化了。

突然,我们听见教堂钟声响起。我很久没有听过那种声音。人大教堂首先传来庄严的丧钟,然后从圣史必利地,后来再从所有在布加勒斯特的其他教会。

布城有很多钟(在中世纪时,罗马尼亚是基督教对抗土耳其的城堡,全国遍布修道院和教会)。现在钟声齐响,钟声媒是可爱又是令人害怕。街上行人停下来彼此对问。市民没有理会禁止公众集会的法令,一小撮人群到广场四处聚集,低声谈论。

“亲爱的同志和朋友!各位罗马尼亚共和国的工人!至高苏维埃主席团带着沉痛的心情,通知党和所有罗马尼亚的工人,苏联国家主席,兼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于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因病逝世。人民的智慧领袖和导师,列宁的同志和忠心的门生,他的一生已成过去。”然后广播响起军方的丧礼音乐。

钟声对我们不是意味死亡,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预表新希望的曙光。“可是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各人问。尤其当他们听见,这位世界最大无神论组织的主席驾崩(他曾毕其一生之精力去毁灭基督信仰的),将采用宗教仪式的葬礼,更令人感到大惑不解。

谣言传出,说斯大林临终之前,情形非常恐惧。他曾要求临终的宗教仪式和恳求用十字架陪葬。千万受害者的阴影(苏联作家依雅艾去堡后来写道,要是斯大林穷其一生,坐下来只抄写这些受害者的名字,他将没有足够的时间抄完)笼罩他的房间,临终前他曾请求所有的基督徒为他祷告。

店铺和学校关门,米海从学校带回一份号外,是我们唯一的报馆光报发行的,这家报馆是党的喉舌,号外当然只载歌颂的讣文。街上挂满巨大的标语和旗帜,电影院、咖啡室都是播放苏罗友好的歌曲,电台亦是大事吹捧斯大林的生前事迹。

我们冒险收听外国广播,从一个电台,我们听到诵读以赛亚书第十四章—那是可怕的一章,描述欺压者的死亡。他下到地狱,在那里他被嘲笑:

“你也变成软弱,像我们一样么。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么?你的威势,和你琴瑟的声音,都下到阴间。你下铺的是虫,上盖的是蛆。------你这攻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全章充满凯旋和报仇的呼声。

“妈,你认为怎样?”听完后米海问。

我说,我的感受并不一样。在人临终的最后时刻,当死亡迫近,重大的改变是可能发生的。我记得斯大林的母亲是个善良、虔诚的妇人。她必定会为儿子恳切的祷告!圣茉妮卡为自己儿子的罪孽痛哭,一名主教曾论及她说:“ 神不会忘记这些眼泪,必定会救她的儿子。”

我们又听闻斯大林女儿的见证,她虽然一生受父亲的无神教导,但后来却成为基督徒,逃往西方去。至于斯大林临终时的动作有何意义,谁人能知呢?薛兰拿描述说:“他突然举起左手,好像向上指什么似的―――除后他的灵魂扭脱他肉体离去。”教皇曾为斯大林的灵魂举行了一场弭撒。耶稣会比教皇少爱斯大林的灵魂吗?

钱币的另一面刻着是喜乐的开始,新纪元的盼望,劳役的结束和运河之类的计划终止。所有的谣言都一一成真:运河的计划真的被放弃。计划进行了四年,现在被停止了。这些年头,只完成七分之一的工作。超过二十万的男女受尽劳役,没有人知道死亡的数字有多少。国库耗支亿万,所以导致国家经济倒台,但却一无所得。

我们从光报获悉,现在国家的方针,是从大型的社会建设转向生产消费品。人民的生活水准必须提高。但运河计划是个完全的失败,这是个无人争议的事实。计划本来就不会成功。一班工程人员作出最后研究,有些人说,他们发现巴华根平原将会泛滥。其他的说,运河和灌溉计划将无法得着足够的水源供应。

那些主要的工程师和策划人先后被捕,这是肯定的。他们被定的“蓄意破坏经济”的死罪,至少有两人就地正法。另外的三十人各被判二十五年徒刑。

我对自己念逾越节的祷文:“我们从前在法老手下在埃及为奴,然而主用大能的手释放了我们。”祷文再次应验。劳役站和囚营都被关闭,营舍掉被拆掉,杂草从水泥地面生出。那广大空旷的平原恢复昔日的野地。

今天,它是一处荒芜、无人之地。蛇类在草丛中随意走动,没有人再把动物猎作食物。现在也没有人把面包碎留给候鸟,荒废的菜田中可见到生了锈的农具,从黑海吹来的冷风,把以前一度称为世界奇景的最后痕迹侵蚀净尽。

我的健康渐渐复元,体力也与以前差不多。我被扔进多瑙河时折断的肋骨,仍使我感到痛楚。医生说,这是因为还没有痊愈,再多休息便能康复。他认为我仍然能够生存已是个神迹。但我没有遵照他的指示,因为太多工作等着我做。

一天早上我走过奥特尼街,看见一名衣衫褴褛头发希薄的小个子。我们走过的时候,他紧紧凝视着我。后来当我伸手入衣袋,发现一张摺合的小单张,是他在我没有注意时放进去的。

上面写着:“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并人勉强你作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

我读完经文,知道争战仍在进行。或者外表看不见,但神的爱却在我的四周。从面貌上,人不能鉴察什么,但内心,没有斯大林能触摸得到。一阵快乐的新感受流经我的全身,我是地下教会的一分子。

在电话册上你无法找到她的名字,在东欧城市的建筑中也找不到。地下教会没有大教堂,她的祭司所穿的是工人服装。他们没受过神学训练,对宗派的争辩认识很少。地下教会甚至在铁幕背后也没有名字。我只是来到西方才认识这种称呼。要是较早时有人问我,“你们罗马尼亚有没有地下教会?”我不会知道他们问什么。就好像诗人祖丹,他一生出口成诗,却不自知。我们只知尽自己基督徒的责任,对共产党的法律,我们不会听从。我们不需要替自己起任何名字。

在以后的十二年,地下教会就成为我的生命。

最初,我为着参加教会的人遇上的困难感到难过。他们受到警察迫害,又受到告密的侵犯。透过电话、学校、电影院和剧院,他们毫不留情的穷追猛打,要把我们的信念灭绝。年长的虽面对困难和监视,他们仍然坚韧不动,可是年青黄的一代就可能充满不信。

我看见很多以前的朋友,他们怕失去工作不敢走近我的房子。其他人甚至不肯承认曾与我们一起聚会。

经过大学时,我遇见一位教授,是我们熟悉的,我们上前打招呼。当时他正与一名同事站在一起。

“太太,你弄错了,我不认识你。”他把头转了过去,不敢正面望我。

人们虽然“自由”,却十分惶恐。在狱中,甚至在最恶劣的时候,我们会看见 神的手在工作。我们学会了,虽是受苦,他是总不会离开我们的。我们可以信靠他。因此,在我们地下教会的主要工作,是教导人学会这件事。因我有坐牢的背景,更容易赢得信徒们的信任。

我也需要自律。我们的教会现在是由两名年青牧师负责,看见这许多人到我家中寻求指导,或倾诉他们的困难,有时会引起尴尬。为信心受过苦的信徒,容易被其他基督徒视为偶像,受另人信赖,以为他们所说的都是福音。

这种想法非常危险。因为殉道者不会造出真理,但真理却迁出殉道者。我要意志坚定,制止别人给我过分的尊敬。

很多时候要保持缄默并不容易。两位年青的牧师已尽力而为,便他们不能把那些从路德会教师或从其他书籍得来的教导人,这此勃勃生机进在数世纪前写成的,那时的世界跟我们现在是两回事。我对他们的主张已没有以前的尊重。书本上所教导的,不是每样都与我在狱中所学的相符合。

共产党的洗脑化方式新颖,我们如果要得胜必需用新的方法去面对它。而这些方法都可以在地下教会找得到。

“妈,我以后不再上学了。”米海一日很早回家,气忿忿地说。

“不再上学,什么意思?”

“我不回学校去了。”

“但你必须继续学业。”

“不是在那儿!”

后来,他慢慢反事情告诉我。共青团新近成立,每个优秀学生获颁一条红领巾。校方要孩子提名,选出荣获此项殊荣的同学。他们建议米海,但米海拒绝了,他说:“我不会领那条红领巾。那是囚我父亲入狱的记号。”

老师是个犹太女子,对此突然而来的反应感到不知所措,不知说些什么才好。但她必须扮演共产党员的角色,她把米海骂了一顿,赶他回家。

但事实上,大部分的教师都是被迫讨好共产党,对自己要做的事十分讨厌。第二天,米海的老师把他偷偷的送回班内,还给他一次拥抱。

自那天以后,米海便成为校内最受保护的男孩子。无神论的宣传从课室开始,每次米海都会起来跟他的导师辩驳。有时他的争辩落败,因他年纪小跟不上他们的转弯抹角的理论,但米海仍然屹立不动。老师们知道他父亲是个政治囚犯,因此更加疼他。罗马尼亚不是一个共产国家,乃是一个受共产党迫害的国家。

我在狱中的时间,米海得到我们一位老朋友爱丽丝的照顾,她是一名主日学校长。爱丽丝曾当过国家重要部门的主管,但因为她拒绝入党,便被撵了出来。之后,爱丽丝倚靠教法文和训练学生参加考试勉强为生。我被抓去后,米海只好走去他的“爱丽丝阿姨”那里,说:“现在你是我的妈妈。”

爱丽丝生活非常贫困,同时又要照顾年老的父亲。他们三个同住一个房间。她本来希望多照顾其他的孩子,可是没有空间,她只能用多余的零钱来帮助他们一点儿。要不是主内弟兄姊妹的帮助和牺牲他们三个都要挨饿。

我感谢爱丽丝。要不是她的帮助,七岁至十三岁的米海怎能经得起这一切无神论的冲击呢。当我出狱回来时,米海还对我说:“妈,我是与你同一阵线,我是爱主的。”

可是,样内的宣传非常激烈。老师利用电影和讲座,拚命的去证明 神的不存在。因此米海亦经常向我要求证据。

我记得理察说过,没有人会为大自然的存在求证。大自然就在那里,我们是她的一部分。而属灵的事情就跟物质事情一样,是自我证实的。一名天才说,他得到灵感,但灵感又是从何而来呢?就是从一些比他更高的生命而来,从一种属灵的经历,与 神的亲密接触而来。

每所学校都设有一个角落,用作“无神”的宣传,展览各式各样的图片和书籍,来嘲笑圣职人士。米海知道,有些故事是真的。他曾经见过一些行为卑劣的牧师,出卖自己弟兄。

我设法令他明白,教会有神性的一面,也有人性的一面,而每个基督徒都有这双重的天性。

每天回家,米海都把些教会的失败或神甫软弱的例子带回来。

我会对他说:“可是他们不会告诉你,一个牧师犯错时内心懊悔的感受。他们只把罪恶的一面给你看,却把良善的一面隐藏。人人都会犯错,就是当我感到后悔时,我们才看见人里面属 神的一面。”我就是这样的替他释疑,直至下一次的攻击巨浪来到。

每个基督徒母亲都有同样的争战,生命就是战场,每天晚上我们要把日间被共产主义夺去的失地收回。

“我们的教授说,约瑟是个觳物的投机者。”

“为什么大卫王想娶乌利亚的妻子?”

我回答:“圣经不隐藏真相。圣经告诉我们人能犯罪,又会犯错。但当你自己亲自阅读这些故事时,便会发现说谎和歪曲事实的是共产党。”

在这几年争夺战中,共产党似乎占尽优势,拥有各种武器:学校、电台、报章等。但米海时常记得,基督信仰不是纸上谈兵,乃是实际可行的。

年老的米海路韦斯太太,亦是米海的另一位阿姨。我被捕之后,她从自己乡村,从几百里外,把一袋马铃薯带来送给米海,这是她力量能够做到的。她的到方被告密的发现,向上级报告。这些人经常留心政治犯亲属的动态。她回家后,被自卫队传召,痛打一顿,事后她的身体没有复元。

尽管如此,地下教会的成员没有忘记他们对那些被囚的儿女应付的责任。

有时候我们也打败仗。

我记得有一名妇人流着泪来找我。

“我的儿子替秘密警察工作,”她说:“他定时与一名男子会面,男子问他关于探访我的每一个人。我不知该怎么办?”

她不能赶走儿子,也不能容忍他出卖来访的基督徒。于是我建议她暂时与我们停止来往。

有时候,在深夜时分会有男人-通常是他们的妻子,来到我的阁楼,承认他们告密。“我们进退两难,”一个妇人告诉我:“我们爱主,我们也爱你和米海-可是这一切威胁和恐吓,我们熬不了。我们必须把参加聚会的人,和他们说过的话向那些人报告,不然我丈夫便会失去工作,或可能会入狱。我们尽量只告诉他们一些无关重要的情报-可是你必定要小心!”

有些人离开布加勒斯特,由一市镇迁至另一市镇,去躲避秘密警察的每周问话。

在共产主义之下的家庭往往是分裂的。要是他们找不到一名孩子或亲属来问,要知道你买了多少面包,你煮了些什么菜,或谁曾到访,他们往往可从一名邻居或同事得到答案。女孩子会因自己的男朋友而被盘问。每年事都记录在案,用作日后的指控工具。

从这种制度生出了一种怪现象,就是千千万万的秘密基督徒都配上红领巾或戴上党章。这些人中有些甚至身居高位,但他们是属于地下教会的。他们会在晚上请来神甫给孩子受洗,或走到很远的市镇请一位牧师给他们举行秘密婚礼。很多告密的来到我那里,告诉我他们的所作所为,并请求我原谅。

我会对他们说:“告诉我们,你用的是什么方法,证明你悔改的诚意。命令你的人是谁,叫什么名字。告诉我们你何时汇报,又在何处见面。”

如果他们习惯在某街角汇报,我们便派人在附近的咖啡室,暗中拍下有关的秘密警察的活动。然后我们会跟踪他,看他一下次跟谁见面。若他们会面,这事通常发生,我们便严密监视秘密警察的“安全窝”,拍下那些出入人的照片。

这是危险的工作,可是藉这方法,我们认出大多数的告密者,包括薛可鲁上校,他是对付教会的间谍头头。我们严密地监视他,就如他严密监视我们一样。最后我们把他的主要线人都盯紧了。

有些线人我们能成功地领他们悔改,其他的要用较强硬的手段去对付。藉着这些方法,我们给地下教会加上防卫,确保它继续运作。

得着米海我真幸运,我的儿子不只忠心耿耿,还替我们完成最艰巨的工作。米海正逢男孩子的反叛年龄,他除了自己的个人问题外,还须时刻儆醒。他知道他所作出的决定,可能导致我们二人随时入狱。然而我们经常能从他老是被迫所作的荒谬事上,寻得快乐。

玛利亚达来跟我们住了几个月之后的一个晚上,她比平常晚回家,整夜没说半句话。我注意到,在最近的数星期,有几次她都是迟归。她似乎是满怀心事-玛利亚达本来是个开朗活泼的女孩子-现在她变得沉默寡言,性情保守。

突然她说:“有一件事---我不知怎样告诉你---好,让我说吧!我很喜欢一个男孩子。”

男子是她一次往医院探望表亲时认识的,他是个伤残人士,在一次工业意外中,他整个左边的身体都瘫痪了,说话能力也因此受到影响。几个月后他变成哑巴,又要靠轮椅走动。

“但现在他已经康复多了,可以用手杖四处慢慢走动。可是,他的说话能力仍不太好。这点我明白,其他病人最初也是一样。”

第二天晚上,那青年人来见面。他千辛万苦的爬上三道楼梯。正如玛利亚达所说,他很难了解。而当晚我们有几位朋友从别镇来投宿。后来,我们发现彼得也是无家可归,他出院后一直住在别人的地牢里,但现在地牢也没有了。

患羊痫的玛利亚达下嫁跛哑彼得,他也搬进来了。现在除了我们四人外,我们的房子几乎每晚还有其他客人留宿:例如被捕牧师的妻子,和不敢在白天与释放的猎人接触的基督徒等。

信徒中有一外籍青年,是在警察宿舍当厨子的,那里时常食物非常充裕,他经常带给我们亲手做的面包。为此我们感谢不已!

 

18.以攻为守复失地

 

米海回家告诉我一个故事,肯定不是在历史课堂上学的。他说,希特勒、拿破仑和亚历山大,有一天从地狱放假,到莫斯科参观红场的军事检阅。当一列列的坦克走过时,希特勒说:“要是我知道红军军军力如此强大,我便不会攻击苏联。”亚历山大评道:“要是我有一支这样的军队,我便能征服全世界。”而拿破仑,细心阅读一份苏联报章后,抬头说:“要是我有一份像《真理报》那样听话的报纸,全世界休想知道滑铁卢之役。”

米海参喜欢抛售有关共产主义的笑料。他读完小学,再没有机会升学。原因是,所有政治犯的儿女都不能接受更高的教育。因此米海开始找工作。理察有一个老朋友听见米海会弹钢琴,便给他介绍。

“我是在国家剧院负责维修的,”朋友说:“我正需要一名手指修长、耳朵灵敏的学徒。”

为了得着这份工作,米海需要填写一份十六页的问卷。他需要填报在过去的二十年内(而他只有十五岁)他居住过的地方,又每外地方的两名邻居的姓名和地址。

“当秘密警察上门调查,你要作好准备,回答清楚。”调琴师警告说。

接到表格后,米海走到人事部长官那儿,说自己不小心把墨水把表格弄脏了。请求另发一份。然后他填了一式两份,把其中一份保留,以便日后参照。因为拳头的资料会存档,许多年后仍可翻查,要是其中有什么偏差,便会惹来麻烦。

在问卷中有一项问:“你的父亲曾否被捕?”米海只填上“没有”,他对自己说:“父亲是在街上被绑架的,他没有被捕。”他有说错吗?

他得到了工作,每月薪金八镑。对我们来说是个大数目。他又获得配给证,准许他购买食物。

调琴师发现米海的耳朵绝顶敏锐,能轻易分辨各种高低音调。“我做了这行有四十年,可是他比我还强。”调琴师夸奖说。

米海成为修理各种乐器的专家。后来在他工作了十八个月后,有人发现他原来是名政治囚犯的儿子,他立即被剧院解雇。但他在布城的音乐圈中,已认识了自己的一撮顾客。虽然失掉工作,他仍然能赚点小钱,替自己买些自修的书籍。

为了维持生计,我也做过各种不同的奇怪工作。

首先是一种养蚕抽丝的工作,是替一所国家合作社饲养的。

玛利亚达在杂志中读到的,“养蚕帮补收入,帮助建设社会主义。

米海笑道:“玛利亚达幻想自己穿上娇艳的蚕丝晚礼服,都是从她养家蚕来的。”

“不,我是认真的,”玛利亚达说:“蚕丝十分值钱。”

米海取过杂志来。“呀!”但你要把产品交到国家合作社。你以为他们会给你多少?不管怎样,我们哪有地方呢?如果你认为我会对着一箱箱肮脏丝蚕吃饭,我相信你弄错了。”

“你可以放在你的床底。”

“放在我的床底。”

“丝蚕吃的是什么?”

“傻人,是桑叶啊,人人都知!”

“米海,记得你与爱丽丝阿姨同住时,街口是一间医院,医院对面是个坟场,是吗?”

“是的,我常到那里玩。”

“那坟场种满桑树,足够用来喂这些丝蚕。”

因此我们用纸箱设立工厂,养了百条幼虫,又从养蚕合作社取来了养蚕指引。

米海大声读出说明:“当蚕儿准备变成蚕蛾,它会吐出物质把自己包裹,成为茧。”我说,我从来不知道它们会变成蛾的。“妈,你要小心。有一天当你打开箱盖,它们会飞掉。”他再继续说明。“把茧解开,便可得到数百码长的丝线。那不是将会有点儿不雅观,是吗?”

我们窥看纸盒,米海参在上面已开了气孔。那些蚕虫并不十分俊美,全身颜色灰白,约长三寸。它们的食量惊人,蚕虫的一生似乎就像一顿长饭,最后用自己吐出来的丝,把自己卷着,成为蚕茧,把自己了结。从蚕茧你可以抽丝卷成丝筒。

最初,米海可以到坟场随便采叶,但不久他被那个仵工发现,把他赶走。

“现在我们得来个晚间突袭!”米海说。

第二晚,他带着纸袋,越过围栏,回来时满载桑叶,足够数天的供应。

“死人不吃桑叶,”米海说。

我想起启示录的说话,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有生命树的叶子,是作治病用的。

“我很高兴,”玛利亚达说,“因为那证明了,患重病的灵魂都可以得到医治。”

蚕的幼虫经过四千年的人工培养,它们变得非常讲究。蚕儿不喜欢高过华氏七十八度和低过六十二度的气温,它们喜欢光,但适可而止。当它们蜕变,这现象几天发生一次,必不能受到骚扰。

“嘘!”米海低声,继续读出说明书:“幼虫在每期蜕变,必须不受声音骚扰!”一个月后,经过数次突袭坟场,我们得到一百年小茧。我们把茧带到合作社,收到的报酬足够买两天的食物。两天的食物也不错啊!我们再把另一批刚出生的幼虫带回家。

“噢,又来了!”米海在唉哼。

我们的蚕丝农场生意兴旺了几个月。

直至有一天,我发现幼虫苍白臃肿,好像快要爆裂。米海用口哨吹出一首丧礼的调子,走到图书馆去翻查有关饲蚕的参考书。

他回来报告:“这种现象颇为普遍——称为臃肿,是受风吹着凉所致。”

我说:“但臃肿不是指肥胖吗?”

“对了,书里说——‘是一种水肿病’。”

耶稣曾医好一名患水肿的妇人,但显然神迹不会再次发生在我的蚕儿身上。我们只有把它们扔掉。

我改行发展另一种家庭工业,缝补内衣。我赚得一点钱再加上米海所赚的,我们的生计也赖以维持。

那一个是国际青年节的成立,年青的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人士,从世界不同的角落来到布加勒斯特;青年节开始前的三个月,店铺内一无所有。每处都是轮候面包和食品的人龙。经过无了期的轮候,你偶尔可买到一片半片的牛油,或是几安士的面粉。

当青年节一到,店铺内便塞满了各式各样的货品。在那三个星期内,我们看见自战前以来在罗马尼亚内没有见过的货品。主海回来告诉我们:“我在国营杂货店见到一盒盒的枣!还有用金纸包裹的巧克力!”

青年节过后的几个月,粮食短缺比以前更为严重。原因是政府倾尽所有储备,浪费在这次挥霍的节日中,去欺骗外国游客。

米海说,这些外地来的年青共产党员跟要地的不相伯仲,他们也是告密能手。许多罗马尼亚人因对这些从法国或意大利来的年青人,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被告到秘密警察那里。米海的一个朋友也就是这样被逮捕了。

我听到这种事情,感到非常气愤,恨透这种又错又假又丑陋的邪恶制度,它毁灭了世界三分之一的高尚思想和生活。农民被迫偷取以前属于自己的东西,工人受尽欺凌惶恐,丧失了工厂里种种权利。国营大商店的经理,乃是黑市市场的头头,他们从百姓身上刮来的民脂,数以百万。贪污的风气,由上至下,无孔不入。我们的生命遇着的都是谎话和特务。可是,教导别人不可憎恨共产党员的,往往是那些吃过最多苦头的人,是那些以前坐过牢的。我们知道,只有藉着了解和爱心才能得胜。

米海说过一个故事,说明共产党员惹来人 神共愤。

两个朋友在公共汽车相遇。一个低声的问另一人:“你认为德乔治总理怎样?”他的朋友把手指放在嘴唇,低声道:“你疯了吗?别人会听见的。”他们下了车,走过一个公园。“是真的,”头一个人继续问“你有什么意见?”有些陌生人坐在五百码外。“嘘,”朋友说:“他们可能听见的。”最后他们到达一处非常偏僻的地方,绝无人迹。“好了,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对德乔治的意见了,”第一个人说。邻人回答:“我对他十分尊重。”

我们生活艰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鼓励支持弟兄姊妹,要他们有祷告信靠之心,尤其是被囚信徒的妻儿子女更需要鼓励。这是理察在狱中时,珍妮达和我所做的真正工作。

愈来愈多诚实善良的牧师被捕,建立地下教会的重伤都落到他们妻子的肩头上。我们很多人都成为自学的“牧师”,透过与人交谈,我们学会了传道。

来自国内不同地方的妇女,到布加勒斯特来,听取工作策略,又报告她们教会的状况。不久我们发现,我们所有时间差不多都用在这工作上。

在西欧人还在争论究竟应否按立妇女作牧师时,在东欧这个问题已得到答案。因为无论在哪里,在共产主义统治之上,当教牧长执被捕,他们的妻子便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受耶稣钉痕之手按立。

地下教会在城内有无数的秘密聚会点,往往是一些地牢,或像我们的阁楼。在黑夜时分,一个窗户会照出灯光,信徒偷偷地走上楼梯,用一种特别的信号去敲门。我们挤时间在一处又热又小的究竟,甚至连窗口的灯也得不到足够的空气,灯光减弱,房间暗了一半。

使用共产党的手法去对付共产党,这意见引起格枯的关注,他有时在晚上参加我们的聚会。格枯是个官方允许的教会传道人,他们批准他是因为他有嗜酒的声誉。醉酒教士对共产党宣传十分有帮助。他们却不知道格枯嗜酒是为了保持牧籍,他的酒量适可而止,只是个烟幕而已。

格枯牧师的心与我们一起,给我们的帮助很大。他的秘密事奉,远超国家所指定的范围。许多长执都是一样:在可见的教会和地下教会之间,其实没有划分清晰界线。它们是交错编织而成。

在逼迫之下,宗派的隔膜渐渐消失:我们不说东正教、天主教或路得会,我们谈的只是纯一的信心。地下教会就像第一世纪的教会一样。

格枯牧师经常与我们谈论地下教会的发展策略。珍妮达现在已成了我们教会的重要支柱。我们两人都读过列宁所写的“要办的事”,他在书中定下了征服世界的计划。书是在一九零三年写的,书内有一张布尔什维克者的合照。列宁的一个初步原则,是渗透敌人组织——至少这是个可行守则。当共产党在罗马尼亚得势后,我们发现他们很快便渗透了民间不同的组织,有管理中等阶级事务的,有作反共团体的领袖的。神学院和圣职工作亦被渗透。

现在,我们要把角色颠倒过来。他们现在当权,我们知道除非我们渗透进要把我们置于死地的共产党组织,否则地下教会的工作便无法进行。起初,建议似乎与我们的原则违背。但格枯牧师却这样回答:

“基督称圣殿为贼窝,但当他死而复活之后,使徒却故意在那里工作。在特别的环境下我们要采取不寻常的行动。要擒得贼儿归,必须利用贼儿的过墙梯。”

我们仍然感到犹疑。“许多的弟兄姊妹会有道德顾忌。要是他们参加共产党的团体,党便会要求他们去干许多违背他们良心的事。有教会背景的人必定会露出破绽,他们会很快便被发现铲除。”

格枯牧师说:“信徒中有些人可能有出色演技的。办起事来年青人会比较容易,把他搞进共青团是毫无问题的。然后由共青团进入自卫队,再渗入秘密警察和党。”

我同意我们必须向苏联人学习,把策略从我们的秘密聚会,透过我们的人实施出去。

来参加聚会的人人听到要发展地下教会,大家都反应热烈,渴望能助一臂之力。但当我去到他们中间,在思想上,我可以把他们分为两类。

他们大多数对扮演角色感到退缩,我知道当我建议渗透共产党时,他们会有如何反应。他们会以为,这种欺诈的手段是无法接受。

第二类人为数很少,他们会像伟大布道家圣保罗的想法。保罗曾说,他向犹太人就作犹太人,向希利尼人就作希利尼人,为要得着一些人。甚至在这为数不多的人中,我们能够信任的,也只不过是挑选出来的几个。当他们听了建议后便立即同意。他们都认为只顾明哲保身,而妄顾地下教会的安危,这是万万不能的。只顾个人义行的自私行径,能替无数基督徒入狱的罪行辩护吗?知道行动的人不出会众的百分之一,把计划保密是安全的做法。

格枯牧师担心,倘若儿女要冒险,他们的父母会否同意。

我说:“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们常读到司提反大帝一世的故事。有一次,司帝受了伤,来到他的堡垒门前。他母亲说:‘你是什么人?’他说:‘是你的儿子司提反。’她回答:‘你不会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不会留下他的军队在沙场单独作战,他只会解放事业来争战到底。此外我不认识其他的儿子。’我所认识的许多母亲,都在这种传统之下长大的。”

“她们必定是虔诚的妇女。”

“我晓得她们的感受。要是共产党派人向我证实理察已经死在狱中,我不会单是难过,我同时会感到自豪。这种精神每日不断传开。如果人能为为国捐躯的儿女引以为荣,那么儿子若为基督殉道,屺不更足以自豪吗?”

格枯牧师微笑,过后又带着一阵难过。“死亡至少是个迅速的过程,但殉道还有其他的方式。”

珍妮达说:“是的,还有许多。牺牲个人的名声、自由,甚至生命,岂不是更高尚的殉道?”

格枯站起来要离去,擦掉破旧西装上的面包屑。“活在一个不用牺牲的世界里,我们必定会感到陌生。”

玛利亚达有一个朋友叫翠蒂,是个来自乡镇的漂亮女孩。她十八岁,有一头乌黑蓬松的头发和一双明亮眼睛。她到访几次之后,我说:“在狱中守卫常在毒打前对我们说:‘你想做殉道者,好,你现在便受苦吧!’我们的确受苦,可是我们知道是为着耶稣,因此在最恶劣的时刻我们还是满有喜乐的。像早期的基督徒一样,可是现在我们还要多走一步,翠蒂,你可以帮助我们。”

她用她那双啡色的眼睛望着我。翠蒂是个聪明文静的女孩子,她并没有被任务吓退。她的四肢粗装矫健,一举一动都充满信心,使人深信她是一个不易屈服的人。她是家中的长女,多年来挑起家庭重任,作弟妹的家长监护人,照顾他们。

我解释我一直在观察她,我们正需要女孩子参加共青团。

“最近发生了一件事,也许是个好机会。替秘密警察效力的史要劳上校曾请求他的下属替他找个女子帮佣。他住的是幢大房子,是布城最高级的宿舍。他的妻子颇好挥霍却有点愚笨,可是品性仁慈。要是你透过他们的特殊雇用部门,申请获得工作,相信日后会得到很多资料,可以帮助我们。”

翠蒂没有说话,脸色也没有改变,她的啡色眼睛闪光着。我继续说:“他们不会怀疑,警长叫他的妻子去问她的朋友,她的朋友中有一个是我们聚会的信徒。没有人知道她是个基督徒。”

“我需要做些什么?”

“最初不用做什么。只是熟习屋子的情况,认识屋内的人。我注意到人喜欢把他们的烦恼向你倾诉。记得昨日年老的汤文绍太太吗?她要你察看她曲张的静脉。”

翠蒂笑了一笑。

“她把你当作护士呢!”

她考虑了一会,便接受了。一天晚上格枯牧师来告诉我,他在约翰福音找到一段有趣经文,暗示门徒渗透大祭司的院子。

“经文中提到一个门徒,是认识大祭司该亚法的。他的关系使他能在基督受审的当夜,混进圣殿的刑房,甚至把彼得也带了进去。”

格枯牧师建议,假如有青年人对他们所进行的秘密工作提出疑问,这段经文可以给我们一点解释。可是青年人没有没有疑问。

我派了几位女孩参加共青团,但我没有让格枯牧师知道她们的名字。因为官方教会的圣职人员,不断会受到压力,迫使他们供出会众的事。因此他还是不知为妙。

当局没完没了的特务行动,带来的许多的惨剧,这些是我们见过的。有一次在我们房间,米海的阿姨爱丽丝问:“圣经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 神的人得益处’——我想知道这些告密的带来什么的益处?这些日子我都害怕开口。”

最初我找不着答案。我能够想到的,就是他们所造成的伤害。但这问题困扰着我。晚上我躺在床上,忽然体会其中的属灵意义。告密的叫我们学到,我们不断受到监视。天使也留心观察我们所言所行;可是他们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就不在乎。而这些告密的却提醒我们,我们的行动处处受到监视,使我们行事为人谨慎。

我也有自己的侦察方法。一次,警方派特务装作信徒到我们的房子来,要试探我们。可是立刻被我看穿了。

开始时这名特务在奥特尼街截住我。

“对不起,你是魏恩波的妹妹吗?”

“是的,但我恐怕我记不起在哪里------

他有点儿太紧张,雨衣又是簇新的。他的眼神不定,年纪只有三十多岁。

“在雪拿华达,我是属第四囚室的。在我未被迁往迪亚角之前,每个月我都见你几次。你给我们的帮助很大,没有跟你见过面的人都谈及你,说你有胆色肯为基督作见证。”

他献上一些过度的谄媚。我们一起走的时候,我问他一些有关他在运河的问题。可是他的答案模糊。我肯定他从没有到过那里。但我不便立刻把他拆穿。

他问我住在哪里,做什么工作,如何维生,并诸如此类的问题。

他说:“你知道我是个信徒,我是在狱中得救的。”他说了一个迂回的故事,说运河里的一个基督徒,把他劝醒了,使他返回儿时的信心。

结果他自己要求到我们的房子来坐。我领他走上阴暗的楼梯,说:“欢迎光临。”

他开始问我有关我们的政治感想,又问我的朋友对政治的看法,这些问题几乎使我抑不住自己的怒火。

所以我也问他一个问题。

“你多读圣经吗?”

“当然,当然,经常读的。”

“也许你喜欢给我们读点圣经。”我把圣经递给他,当时房间里有米海、珍妮达、彼得和一名来访的妇人。

他读了一些诗篇,甚至加上几句伪装虔诚的说话。

“现在我们祷告,”我说:“你可以领我们祈祷吗?”

我们围着跪下,等他祷告。

他喃喃地说了几个字,便停下来。他的脸色大变,随后是一段颇长的缄默。他找不到说话,知道自己事败。

最后珍妮达打破缄默。“你所做的非常错!”她忿怒地说:“如果你放弃这种工作,你是替自己做了件好事。”

理察在我得救那年一九三八年送给我一本圣经。圣经页与页之间都留有空白页用来写笔记。早期我们一起读经研究时,我把默想、释义和属灵的经历都写了进去,久而久之,书内满载宝贵的默想和回忆,还记录的国内各处的朋友,有已回天家的,有还在世的。

我很多的笔记都是用速记符号写成,看起来更像件可疑物品。我虽然被捕,米海会尽力挽救它,把它保存下来。当我打开圣经阅读的时候,昔日理察的默想再次显在我眼前,好像他就站在房间与我一起。我的感受非常强烈,他弯下腰严我的背后,鼓励我安慰我。我从自己的速记中回味着这些往事。当我打开圣经,这些年日又再活画眼前。经过三十年的时间,圣经已变得十分破烂,但它时刻与我为伴,它也是我主要的财富。

罗马尼亚非常缺乏圣经,经常有很多人到我们的房子聆听 神的话。我不便到其他的地下教会,因我受到当局严密监视,禁止离城。

但米海却能参加聚会,有秘密的有公开的。聚会是以派对形式举行,来掩人耳目。大约三十名年青人会去到屋子最大的朋友家中,他们先在门外彼此大声恭贺一番,然后播放音乐唱片,播放的都是一些流行音乐,街上的人还能见到他们跳舞。过了一会,他们把唱机关掉,有人会开始传福音,又有人会祈祷。然后他们会再播几张唱片,制造出派对的声音,以混淆邻人的视听。

“艾美尔今年已经有过三次生日,”米海笑道:“而他姐姐也举行过两次结婚周年纪念。下一次欠打算出外旅行。”

星期天他们带同留声机到郊外——后来旅行变成一个祈祷聚会。他们在所有通道派人把风,要是有人走近,他们便会发出警报。

政府当局的迫害令聚会非常紧张。故此每项细节都需预先计划周详:地点、时间、口令。那些参加聚会的知道,自己可能没有机会回家。聚会与自由世界的完全两样。而每个传道的,都有心理准备那次可能是最后的讲章,讲道可能给他们带来监禁或死亡,因此他们的讲道字字满有能力。

我们大部分的牧师是官方教会的成员面对假“宗教自由”的控制,他们冒险进行秘密事奉。地下教会是他们唯一能接触年青人,唯一能自由地传开基督的途径。因为他们在教会中所说的每句话,都必须汇报。

米海告诉我们一个最近发生的笑话!“房屋署下令,所有新建的房屋,墙壁必须特别薄,以便邻居能够互相监视偷听。”

这只是个笑话吗?

聚会的时候,弟兄姊妹经常问我有关运河的事。最初,我无法尽说,因我无法用说话描述。

一点点的,米海跟我细谈。当他知道我们如何被毒打,如何饥不择食,以草为生,他便问:“你如何能够忍受,没有让步和不否认主呢?”

我用希伯来语言中的独特性作了个例子,给他解释,希伯来文十分奇异,有些将来的事情却用完成式的时态去形容。完成式本来是用在说话时动作已经完成和完结的情况下。例如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经文是预言弭赛亚的来临和受苦,但作者却作往事来谈论,而不用将来式。可是这段预言却是在八百年后基督降世才发生。

当耶稣读到有关自己沉重受苦的时候,我的感受就是这样。我设法解释:喜乐是赐给基督徒心灵的永远礼物,我当时是在天上,没有任何人能动摇我。我所经历的痛苦是在何时呢?对我思想里面不可侵犯的部分来说,受苦是属于过去的,这些苦我在许久以前已经受了,然而现今的实况是与主亲近,使我心中欢悦。

这种已经发生的肯定性把我救了。灾难临到我们各人身上,但它们已成过去,已经不在。希伯来文的奇异文化教了我们一课。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乃过去的戏剧。

很多年以后,我跟理察谈及这事时,他告诉我,在单独囚禁的期间,他亦有过完全相同的感受。我不晓得这是我们心灵相通的一个特别例子吗?

经过多次与秘密警察和填写许多的表格后,翠蒂终于被插进史根芳上校的家中。一个月后她送上一个紧急消息。现在她不再到我们的房间,消息是经一处指定屋子传递的。兰杜尔小姐是名教师,消息是由她负责传送的。

那是个坏消息。她偷听到史根芳在电话上提到N牧师的名字,N牧师经常来我们的聚会。史说:“我肯定他会帮忙。”

经过质问后,牧师告诉我们他是被恐吓要受到长期的徒刑,才不得已就范的。他的健康愈来愈差,他不能再面对压力。几日前他才答应与史根芳“合作”,但直至现在还没有做过什么。

N 牧师深感羞愧,事后他离开布城回自己的乡下去了。

之后,翠蒂又把一名女子的名字提供我们,也是史根劳在电话上用同样的口吻提过的。

最初,女子矢口否认,最后我握着她的手说:

“请你诚实的说。我们清楚他们加在你身上的压力,这方面我们十分了解,也十分同情。以前有很多人对我们坦白——都是出于自愿的——承认他们被迫告密。你该让你的真朋友知道所发生的事啊。”

最后她忍不住哭了起来,在我旁边跪下。

“我当时正在街上,”她啜泣道:“一辆汽车突然在我旁边停下,两名男人说:‘我们是警察,上车。’他们没带我去什么地方,只载我在市内兜了几个小时。他们不断要胁我,必须向他们报告到家中聚会的人,和所说的每句话。如果我不报告,他们便会对我的家人不利。”

因此她只有被迫同意。但她向我发誓,没有报告过破坏性太大的资料。而我只能希望她没有。

一次又一次的,翠蒂把珍贵的消息通知我们。可是她最惊人的杰作却是,把上校的家变成了个秘密的避难所,使上校要狩猎的人得以藏身。

上校现在已晋升为共产党的特权阶层,开始享受种种的权利。他与家人常到山上或海边度假。他们信任翠蒂,叫她看护门户。史根劳太太称翠蒂为“我们的小宝贝”。

有一天我们从兰杜尔收到一个消息:“为什么不到史根劳的家来聚会?他们离家几天,这里有一所大房子,又有几个出口。没有人会怀疑的。”

有谁会怀疑基督徒在间谍头头的家中聚会呢?我认为值得一试。在约定的晚上,几个地下教会的领袖战战兢兢的先后到达,翠蒂在门前以微笑欢迎我们。一切事情进行得十分顺利。

自此之后,每当史根劳上校远游,我们便定期的去到他的家里聚集。

翠蒂表现得十分出色,时间过去,我们愈来愈多人学做同类的事。他们要唱红歌歌颂党,但背地里把消息传给我们。他们大多数都做的很成功,有几名甚至晋身高位。

苏联的地下教会,在逼迫之下生存了三十年,我们从他们的经验吸取了不少教训。从贝莎拿比亚来的弟兄姊妹(贝省是苏联人在战时从我们国家偷去的省份),告诉我们他们那里的基督徒怎样面对逼迫,借此我们懂得如何以同样的方法应变。

我们也尝试过失败,这是无可避免的。这种双重生活对一些工作带来过重的压力,有些则过于大胆,因而付上了代价。

有一名同工,他是一所国营书店的经理,书店很大,占用几层楼房。书店当然没有圣经出售,可是无神论的教科书他却有大量存货,而这些书中却藏着许多珍贵的圣经经节。经文是附着一些嘲笑的评语可是大部分的读者只会取笑那些批评。这类书籍的销路很好。

可能是因成功的原故,使那位经理同工的行动变得过度激烈。

八月二十三日是“自由日”,书店橱窗吸引了一批看热热闹的群众。当人群继续聚集,不断微笑,甚至鼓掌,秘密警察便好奇起来。翠蒂后来告诉我们,前来释谜的就是史根劳上校。他在胜利街挤到群众前边,检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巨大肖像,这些图象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橱窗空间,并发现不到什么可笑的地方。后来他注意到在肖像底下有幅海报,宣传法国小说家维克多雨果的平装版本名著的,突出两个黑色大字:LES MISERABLES(悲惨世界)。

他把经理拘捕,送到一座劳改营去剪野草,这显然是国家的另一项计划——在多瑙河口。

 

19.温暖家庭险破碎

     
我获释后几个月,一天在我们潮湿的楼梯,跑来一名内务部的官员。一个声音洪亮,黑头发中央分界的胖子,他带着公事包,里面装满文件,文件挤得连线缝都几乎爆裂。

他质问我:我是母亲吗?我是什么类型的母亲?我根本有没有关心过我的孩子?我不希望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吗?我不想他得到好工作、薪优又有国家退休金和配给证吗?当然我想。但我为何不改姓呢?我竟敢称为自己为母亲!

他咆哮怒骂了好几分钟,我坐在那里静静的望着他。我愈是少说话他会愈早明白。我晓得他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离婚嘛!老跟着我的丈夫有何用?最后他说出来了。去跟一名我永远再见不到的反革命分子?所有懂得常理的聪明女子都会同意要与国家敌人离婚。要是我现在不离,早晚也会的。我究竟要持着这种眼瞎、愚蠢、背叛态度,与国家作对,要到几时呢?

他又欺又哄,又绘画出我们最后命运的令人心碎的图画。爱,他揶揄道,爱!这都是垃圾,是不存在的。我所需要是一个新丈夫,给我的儿子一个新父亲。对反革命分子我们是不谈爱的。

我心里想:你竟斗胆在我家里说这些话。

但我最佳的防守就是保持缄默。

“我嫁丈夫不单是为了快乐。我们乃是为了永远相连。无论如何,我是不会与他离婚的。”

他再三催迫,经过半小时,我没有回答。我知道只要我保持缄默,他便很难对付我。最后那人摇着他的圆头无功而退。

“早晚你会来找我们帮忙,”他说:“她们都是这样,你是知道的。”

我听见他大声的跑下楼梯,往他下个受害者去。下一位,不知他的运气会不会较佳。

他们用尽千方百计去强迫囚犯的妻子签休书。要是他们成功,当囚犯听见自己被妻子摒弃,他会痛不欲生,什么意志也消沉了。两者,离婚有助鼓励妻子们积极参与共产党的生活。当离婚既定,妇女会设法把她们的丈夫忘掉,而最易的方法是囫囵吞枣咽下党的说话和路线。我认识许多离婚妇女,她们像鹦鹉似的喊口号嘲笑政治犯人——就是那些她们曾经爱过,又为他们生过儿女的。最后,无父的孩子既得到国家的怜恤,自小接受爱党的薰陶。

你只需要说一个字,便可成事。你只要在长官面前说“离”,其他的手续他便会给你办妥。

数月后,丈夫会在狱中室友面前接到通知:“你的妻子已决定与你离婚。”

那人便会万念俱灰,想到:“现在还有谁来关心我呢?我真蠢,没有让步,把那些废话文件签了,叫他们满足那时我便已经自由了。”后来也许他真的签了,他也不一定立即得到释放,他可能还要在狱中再待几年,到时候他的妻子已与另一个男人有了孩子,家庭就是这样被拆散,家也被毁灭。这类的例子多得不可胜数,再多几本书也无法记完。

在狱中,我常听到有人说:“以前我们真蠢,常跟丈夫无理争吵。要是我能出去我必定会做一个贤淑的妻子!”

可是出狱后,她们便改唱别个调子。“为什么我不应该跟另一个结婚?这不还是官员要我做的吗?我丈夫可能会终生坐牢,没有配给证我怎能养活孩子呢?我怎能找工作?他没有真的关心------”她便说服自己,往内务部去说“离”。

对于这样的妇女我告诉她们,我们必须爱我们现在的丈夫,我们爱不是因他们成为我们以上中的理想。我劝她们回想他们婚姻生活的美好回忆,用它们去克服试探。

很多时候,我帮不了她们。压力实在太严峻。

但有时我能够用一个简单的笑话去帮助别人,合她们以新的亮光去看婚姻的困扰。我记起一个古老的犹太故事。一名不知所措的丈夫走到拉比面前,投诉妻子在他们婚后三个月便生下孩子。“她一定是骗我!”丈夫说。拉比回答:“一点也不。你已经与妻子住了三个月,她又与你住了三个月,你俩人一起又住了三个月,总共是九个月。每间事情都依着完美的次序。”

我往往需要这样作出些微让步,说些笑话,希望能把一段婚姻挽回。

当妇女到我面前,说要与狱中的丈夫离婚时,我会告诉他们马尔加什人的美丽故事,在马尔加什,若夫妻希望离异,他们要分别到法官那里,法官会详问他们的生活状况。在正式宣布离婚的那天,法官已拟定两份声明,要求离婚的夫妻分别读出。

妻子会读:我亲爱的——在这天我们必须分离之日,我想起我们初次邂逅之时。当时我是何等渴望投在你的怀里,何等渴想你成为我的丈夫!我无法等到下班,好使我能依偎着你!你还记得我们的初吻------“声明继续描述他们共同生活的美好时光。与此同时,丈夫在另一房间读着类似的声明,回顾昔日的婚姻生活,最后为这一切的美好时光说出衷心的感谢。这方法往往凑效,最后使夫妻流下热泪,和好如初。

当你回想昔日发生的美丽情景时,离异或绝交的事便永不会发生。可悲的,是我们太善忘了。

珍妮达和我认识一个富吸引力的年青漂亮妇人慕娜达利,她有两名年幼的孩子,丈夫在狱中,是个政治囚犯。七年内她一直没有丈夫的消息,后来她与另一名男人有染。她的儿女长大后,充满共产党的思想。

最后,从监狱来了一张名信片,她把一个包裹寄到狱中给丈夫。但对她的婚外情却只字未提。

十一年后,丈夫获释,他寻找家人,儿子和女儿当时分别是十二、十三岁。

“我们不认识你,”他们冷酷地说:“爸爸?我们已经有一个爸爸!”

他想尽办法去得回慕娜,可是已经太迟。最后,她与他离婚,嫁了别人。

丈夫受尽打击。有时候我在街上见到他,样子憔悴潦倒。他尽量避开我。几年后,因多年狱中生涯带来的煎熬和失望,他终于死去。

珍妮达说:“在狱中所发生的事,只是悲剧的小缩影。在这个年代和所孕育的下一代,将烙上共产主义种种的伤疤印记。”

有时候我能帮人逃离这些愁苦,因我了解她们.理察入狱的十四年中,我受的这类试探也不只一次。

最严峻的一段时间是我获释的后一年。一个来参加聚会的男子爱上了我。我当时四十三岁,身边是一名正过度青春期需要父亲帮助的儿子。日月飞逝,而理察却杳无音信。

他是个不尽然年龄相仿的王老五,为人诚实稳重,米海又很喜欢他。他是个犹太基督徒,我年老的双亲同住在一个房间。我们交换探访,有时他带米海到电影院,或帮助他功课。现在米海在家中很努力用功。

他为人温文和蔼,懂得怎样逗我发笑。我思想中突然产生这样的意念:他是个女人可以信靠的男人。有时他说话时握着我的手,眼睛带着渴慕的神情望着我,我没有把他的手推开。事情没发展到教会或法律所称的犯奸淫,但在 神的眼中和我的心中,却已经犯了。

幸运的,格枯牧师看见发生的事,并对我说了忠心的话。我希望所有看见人快堕入同样试探的,都能像格枯一样。

“你知道我怎样爱你和欣赏你,”格枯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改变。”

他说话感情真挚,是我少见的。

“我认识你和理察多年。我希望你知道,无论你犯罪与否,无论你是否失掉信心,我仍会同样的关心你。我关心是因为我认识你,不是因为你所做的事。”

“请恕我冒犯,我想问,你和保罗的关系怎样?”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

他继续说:“不要以为我从来没有这种试炼。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他爱上了我。”

“那么你是否也爱上了他?”

“我不知道。也许是。”

他说:“我记得理察常说的一句话:‘任何越轨的情爱在理性面前都站不住脚。要是你不急躁,要是你给自己时间去思想,你便会明白你对丈夫或妻子、儿女所造成的伤害。’我要你作出一个极难的决定,或者是最难的——以后不要再见这个男人。”

我知道他说得对。我克服自己的感情,一个又一个的星期我避免与保罗见面。之后,他停止来找我。

后来我才知道,格枯牧师亦跟他谈过,提醒他在狱中的理察。直至那个时候,我才发现自己险些把这些年来的等待和信任毁于一旦。我跪下来祷告,向 神悔改感谢。

还有其他的试探,十四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有时我几乎就范,有时它只不过是肉体的一阵软弱。性欲是一股不知悔改的驱动力,有时人不能太苛刻自责。我们要了解自己的软弱也要体谅别人的软弱,但自己必定要站稳。

一天早上,我正在教会擦地板,玛利亚达冲进来,手里挥动着一张名信片。

她兴奋和流着眼泪,“我想——我想是从------

她无法继续,只在我旁边的湿地板上跪下来,不断地喘气 。

我转到这廉价小咭的背后,签名是“华司尔佐治斯古”——可是笔迹是理察的笔迹,字体美丽豪放又不规则,千真万确是他的笔迹。我的眼睛突然感到一阵模糊。

我知道政治犯写信,只可写十行,说话还需要接受检查。经过这么多年,又不知妻儿生死存亡,他能够说些什么?于是我细看。

这封多年来望穿秋水的信是这样开始的!“时间与距离把小爱熄灭,却把大爱增强------”他请我在某月某日到监狱医院太古奥拿去探望他,消息很快传遍了地下教会,全国的人都把那句说话记下心下,它成为了一道信念的护符。

在狱中理察的名字已被删除,现在他叫“华司尔佐治斯古”。当局不容许守卫知道他的身份。要是泄漏秘密,海外人士可能会问许多问题。他必须消失得无影无踪,但那是一九四八年所发生的事。

现在赫鲁晓夫正向苏联的至高权力攀爬,有迹象显示政局将会发生重大的改变。斯大林死后,一九五四年一整年,我们期待着西方会替我们出点力,可是没有事情发生。到一九五五年日内瓦高峰会议,罗马尼亚获准加入联合国,消息令我们感到震惊,因为没有人会想到,当千万政治犯还在狱中尚未释放,罗马尼亚竟被接纳成为联合国的成员。

虽然联合国对成员国有宪法约束(国内必须有宗教和政治自由),宪法却往往被人忽视。但高峰会议总算带来点好消息。我们听说监狱的食物改善了,囚犯也可以获得药物治疗。还有外边的满天谣言,说会有大赦。准许探访监狱的次数实在增加了。

理察的名片是我收到的最好消息。可是,虽然我十分渴望与他见面,但我却不能去。每周我需要到警署报到,他们拒绝撤销我离开布城的禁制令。因此米海要代替我去。太古奥拿是个北方小镇,离城很远,是在喀麦隆尔阡山脉的另一边。火车需要绕过山脉,走上数百里的路程,才能到达。我安排了“爱丽丝阿姨”陪米海去,但她也不能与理察见面——因为访客只限于妻室和子女。

我在家中等候,他们已走了两天,我一直忧心忡忡!他们会见到理察吗?(我想起米海从前长途跋涉的来营中探我,后来却被打发失望而回。)理察会收到我送去的几件御寒衣服和食物吗?既然监狱是所疗养院,他必定是病很很重,他能够站起来吗?能够与米海说话吗?

米海与爱丽丝终于在十二月的一个深夜回来了。我们听见他们上楼梯的脚步声。

“我们看见他了!我们看见他了!”爱丽丝未进门口已叫起来。随后又喊:“他还活着,活生生的四处跑!”

进门时雪还在他们衣服上。

“米海!”

“妈妈爸爸精神挺好的,他叫我告诉你,他知道很快就可以回家。他说, 神如果能行一个神迹让我们见面,他必定能行第二个神迹使我们团聚。”

不一会儿我们都高兴得流出眼泪。我给他们弄点热饮,他们边喝边把经过告诉我们。玛利亚达和彼得也在那里,大家都十分快乐。一个又跛又哑、一个患羊痫病、一个是囚犯的妻子、一个是儿子的儿子,可是这些差别却没有妨碍我们的喜乐。爱丽丝说得兴高采烈,脸面通红,她那瘦削的手兴奋得不停摆动。

“我们要冒雪等上许多分钟。后来他们让我们走正门的通道入内,之后我们在一处圈上铁丝刺网的屋子站着再等,屋子与疗养院建筑物相隔一段路程。囚犯需要走过空地才到达接见访客的铁皮屋。他们的样子真令人害怕。惶惶恐恐的,一班班受压幽灵似的人走过洁白耀眼的雪地。在他们当中,我看见理察。他那么高大,你不会走眼的。我像个疯子般挥手,可是他看不到,因为探监的人多,挤在一起,当时个个都在挥手。守卫只准许米海跟他说话。”

当他们最后离开时已很晚,没有火车,便与农民朋友在一小镇投宿。

米海见到父亲后,兴奋心情仍未平伏,最初我无法从他口中听到点什么。我也实在太高兴,并不介意他这样子。我高兴他带去的食物和衣服能够留下。

后来我才知道,对米海来说那次探访是一次打击。他见到自己所敬爱的父亲被关在里头,剃光头发,瘦得像副髓髅,在那弱小心灵发生很大的冲击。

米海立刻把预备好的说话赶快说了:“妈说不用害怕,因为若不见地上再见,我们必将在天上团聚。”这是何等安慰的说话!理察微笑问:“你们食物足够吗?”米海回答:“足够,我们的父亲看顾我们!”监狱的政治长官听见咧嘴而笑,以为我已改嫁。

在这种情形下,父子不能说得太多。理察最后对米海说:“米海,爸爸能够送给你的唯一礼物就是这句话:竭力追求基督徒至高的美德,这是一切事情的正确衡量。”

我把理察寄来的明信片夹在圣经中,偶尔再看,我读过一百次以上。在狱中猎人训练自己成为写精简信的专家。后来理察告诉我,其他人也来找他帮忙,因为他能把很多说话浓缩在很短的篇幅上。他们也会把理察所写的传开,因此理察的说话在狱中变得家喻户晓。结果,数十名囚犯的明信片都用以下的说话开始:“时间与距离把小爱熄灭,却把大爱增强------

一九五六年初,整个共产集团都充满着反叛的情绪。“五年计划”落了空,粮食比以前短缺,薪酬微薄,斯大林逝世后带来的所有希望又烟灭。

后来在二月的共产党第二十届大会上,赫鲁晓夫宣读了他的秘密演说,否定斯大林和他的工作。苏联报章没有报道这件事,可是过了不久,东欧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能感受到从莫斯科吹来的解冻和风。

瓦解斯大林集团的迹象来得愈来愈快。自卫队和秘密警察的庞大势力被大大削弱。政府与西方国家进行谈判,挽救国家经济,签定百万元的贸易合约。集体制度也变得松懈。在好几个共产集体的国家内的主脑人物,为了夺得领导地位,便发生了权力斗争。最令人鼓舞的是,国家颁布大赦,每日有数百名的政治猎人获释。

我不敢奢望理察获释,我们没有收到任何消息,也看不见任何迹象,他还有十二年的刑期。

一九五六年六月的一个可爱早上,我出外探望朋友,当我回到家中,他竟然就在家里,把我紧紧的拥抱。

那天晚上,屋内充满欢笑和眼泪,朋友从布城各处跑来向我们道贺。深夜已过,我们从邻人借来一张褥垫充当床铺,理察太高我们要在床尾再加垫子,他才可以伸脚。

他没睡觉。我和珍妮达都无法入睡。不一会他便起床一次,静静的走到米海床前,望着他一段长时间,就好像要确定他真的在那里。

理察在狱中曾遭受毒打和药物麻醉。在他瘦弱的身体上,有十八处受虐待留下的伤疤,是他后来才提到的。医生发现他的肺部满布痨病病愈后的疤痕。他们无法相信,在毫无治疗的情况下,他竟然活了八年半的时间(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他是被囚在地直的单独囚室)。现在他入住医院上等病房。所有释囚无论去到哪里,都受到人们慷慨仁慈的招待。他们是罗马尼亚最具特权的一族,这种现象令共产党员怒火中烧。

理察需要不停的调换医院,弟兄姊妹从全国不同地方跑来探望他,转院是避免引起秘密警官的注意。

他康复后不久,我们庆祝结婚二十周年。理察没有钱买礼物,但他有一本精美的笔记本,每晚定下圣经经节和写给我的情诗。米海与其他亲密朋友也在里面写了些恭贺的说话。我们结婚周年的那天,他把笔记本送给我,但这份可爱的礼物不久便不属于我的了。

政治解冻的初期,理察获发一个传道的执照。官方的迫害使各教会的关系变得密切,他首先被邀请到在司标的东正教大教堂讲道,那儿的神甫是他的老朋友。

朋友说:“唯一的麻烦是,大主教可能会不满意。因为你需要遵守划十字并诸如此类的仪式。”

理察说:“我会依照东正教的仪式做,只要我能够有机会传十字架。”

我跟他到司标去。他的身体仍然单薄,讲道的时候需要坐下。于是,他们决定抬出大主教的座位让他坐。当有人看见这事,谣言便传开了,说大主教亲临讲道。其实讲道的不是大主教,而是这个犹太人。

理察不单只画十字架,他更传十字架的信息。讲章不含政治成分。可是,当线人把所听的一五一十的汇报,秘密警察却司出另外的意思,他们的领悟力有时比某些基督徒还更胜一筹。

第二次,理察到吉列大学向学生发表一连串的演说,宗教事务科派了一名高级人员到场旁听。后来这人向上级报告,说理察的讲话是一股煽动叛乱的急流。他称之为叛乱,因为理察把马克斯反对宗教的辩证一一驳倒。路得会的主教受到官方的压力,下令剥夺理察在罗马尼亚传道的权利。虽然主教不愿意,但理察还是只获批六个星期的传道权。

拿来在一个路得会牧师会议上,宗教事务科的代表,忿忿地骂道:“魏恩波,他完蛋了,完蛋了!”说完便离去。

数分钟后,门外传来一阵煞车声和巨响,一辆汽车莫明其妙地撞上人行路,把那名代表撞倒夹在墙上。

理察继续秘密传道。他从一处赶到另一外。他在地下教会的小聚会一讲完便离开,以免任何人有充分时间向当地警察告诉。他离家时不会告诉我他会去的地方,而我则不断为他担心。

米海称他为“幽灵传道”,可知道这并不是什么笑语,因为理察可能随时被捕。

还没到年底,波兰和匈牙利的革命爆发,可是瞬息间已被镇压。罗马尼亚的政治解冻也继而寿终正寝。

在理察获释到十月的革命,短短的四个月中,我们也赚得一段缓刑。司标的一所小神学院,获得官方准许训练几名新牧师,而米海决定申请入读。

他当时十八岁,性格坚强,样貌有点像童年的理察。在那个时代,他经历了不少严峻的属灵斗争,又面对过肉身方面的艰苦。可是,种种的怀疑和无神论教导,都无法去掉他对基督的信念。

理察希望能帮助他,巩固增强他的信仰。可是从一开始,他已经对父亲说:“父亲,我爱你又尊敬你,但你是你,我是我,我们在各样事上的想法都不相同,我有我自己的个性。!”

虽然米海十五岁便辍学,但他在所有的中学考试科目都及格。现在他定意要跳上事奉的道路。

理察说:“你肯定你想入读这所神学院?我郑重声明,我不会推荐这学院给任何年青人。”

“为什么?”

“因为今天大多数神学院里所教授的,都是毁坏信心的。他们不会教你爱 神,甚至爱圣经,或怎样跟随以前圣徒的榜样。他们会教你把圣经解剖,把圣经弄得肢离破碎,或排斥 神的话。这些教导会毒害你的灵魂。院内的教授有些无疑是真正的信徒,但其他却远远称不上。”

但米海已下定决心。

当米海回家度圣诞假时,他的表现使我大大的感到震惊。家庭灵修时,理察读了一段福音,经文说到耶稣节录了旧约的说话。读完的米海说:“我不认为意思是那样。无论如何,耶稣没有那种以科学标准来正确解释旧约所需的知识和背景。”

“他没有?”我几乎流出眼泪。“让我们为此感谢。”

我们待米海克服了这青年时期的急躁后,才跟他讨论,最后他决定拒绝他教授的共产默示教导。因此也替自己在校内招来了许多的麻烦。

当时米海的志愿是要到印度当传道人。他研究印度宗教和印度教的习惯风俗。当我看见他按瑜珈的规矩用头倒立时,我便有点害怕。我问:“你不认为 神造脚给我们是站立用的吗?”

为着要写论文,他开始研究英国的非国教传道者,普维谦和司布真等人,一些很少关心正统神学研究的传道人。

共产党让神学院存在,目的是要给西方留个好印象(罗马尼亚刚加入了普世基督教会协会)。但官方尽量把神学院的收生人数减至最少。当政府看见有四百人申请,便感到震惊。于是他们向孩子宣布,要是他们坚持读神学,他们父亲可能会失掉工作。因此很多就“自愿”退出。到一九六五年,在吉列的路得会神学院只留下五名学生,而在布加勒斯特的浸信会神学院则有六名。

米海在标司读了三年,那儿有一所设备完善的图书馆,有些教授还极具名气的。米海在学校寄宿,因此当他父亲第二次被捕时,他不在家。

我们知道事情早晚发生。新的恐怖浪潮在一九五八年开始卷起,现在我们才发现被人愚弄。有很多人真的以为,共产党乐意跟西方达成某种类的协议,改变既往作风。可是,他们一直都在说谎欺骗,甚至现在有些人仍不谎话的深度。

一九五八年七月,当局通过一连串的法令,严厉程度是共产卫星国家前所未见的,轻微罪状也可能招致极刑,法例于秋季执行。搜捕行动再次大举出动,数千人被送到新的劳役中心实践新的劳役计划,如清理多瑙河三角沼泽洲等。所有少年犯人(例如:批评政府的年青人)都被送去“清理芦苇”。

新的清算行动再度展开。所有社会背景有可疑的,在解决时代找到工作的,现在都被解雇。明文规定,这类人和他们的儿女,不许在任何政府部门工作。

他们又重新打击宗教信仰。赫鲁晓夫下令,所有在东欧的教会都要关闭,拘捕所有神职人员。这是七年计划的一部分,目的在“铲除所有迷信痕迹”。

我们阁楼现在更加成为地下教会的中心,引起官方注意,这是早晚的事。每晚理察都祷告:“ 神啊,要是你知道狱中有任何人我能够帮助,请你送我回去。”对这样祷告,我说阿们说得很犹疑。

一九五九年一月的一个星期二晚上,我们教会的一位姊妹流着泪来找我们。一星期前她从理察借去一些讲章的复印本,理察写的讲章有数百篇,经复印后送到全国各地,当然这样做是犯法的。警察突击搜查妇人的住所,把复印本拿了去。

我们从党内的线人口中,知道理察被一名年轻的牧师出卖,此人自称是理察的朋友。他可能受到恐吓,怕入狱才会签下那份揭发书。无论如何,事情既定,我无法审察他的动机。我们喜欢他,我们还是继续爱他比较好。

一月十五日星期三凌晨一时,警察猛力撞门,我们还未赶得及下床,他们已经冲了进来,用手电的强光照着我们。

“你是理察魏恩波吗?进入另一个房间,不要出来。”

在我们细小的房间,这班人翻箱倒柜,纸张撒满地板。在理察写作的桌上,他们找到多页笔记、打字机打成的讲章和破旧的圣经,全部都被他们取去了。

后来他们发现我的结婚纪念礼物,是理察和米海送给我的小笔记本。

“求你们不要拿走这个。它是件私人物品,是份礼物。对你们是无用的。”他们不理,把它拿去。

负责的队长把理察从另一房间带出来,上了手铐。我说:“你们这样对待无辜的人,你们不感到羞耻吗?”

理察想向前与我吻别,便他们把他拉回来。理察警告他们:“除非你让我跟太太道别,否则我会挣扎,不轻易跟你们走。”

“就让他吧。”队长道。

我们跪下祷告,秘密警察站在旁边。然后我们唱了首诗歌,教会唯一根基是耶稣基督。”

一只手搭在理察肩膀上,“快五点了,我们要走了。”队长说。可是他的眼睛带着点泪光,话也说得很平和。

我跟他们下楼,理察转过头来说:“好好的照顾米海,也要爱那个出卖我的牧师。”他们把理察推入小货车。

当车子开动时,我开始喊叫:“理察!理察!”

我追着货车,边喊边哭。最后它转弯消失了。我只好停下来喘着气,感到非常迷惘。

我走回阁楼,门还是开着,我倒在地上哭。

我呼喊说:“主啊,我把我丈夫交在你的手里。我实在无能为力,但你能够打开铜门铁锁,你能够呼召天使环绕他。你能够把他带回来!”

我坐在黑暗中祷告,直至新的一天到来。之后,我开始记起我要做的事。爱丽丝来见我,我告诉他:“他们再次把我的理察偷了去。”

 

20.恐怖浪潮重复至

 

首先,必须通知米海。他已受过许多的悲痛,这件事不容易接受,同时事情不可张扬,让大学里的线人知道,否则米海会立即被开除。我不能亲自到标司,因为那里的人都认识我。

大清早爱丽丝坐火车到标司,走到神学院系附近的小公园等米海。她不敢问其他学生如果他们把她的到访报告校方(知情不报是犯法的),理察被捕的消息便会被人知道。

爱丽丝只能够希望米海会从那儿经过。在公园里,气温很低,寒气逼人。树枝上雪积得厚厚的。将近黄昏时,米海终于出现。

“事情真的发生,”他说:“我知道是早晚的事。告诉妈我立即回来。他们可能也会把她抓去。”

“可是你的学业又怎样?”爱丽丝说:“你干了差不多三年的苦工------

“有什么关系,有时拥有学位的牧师就是那些出卖真正的‘得人渔夫’的工具,又毁灭他们所建造的工作。没有学位不是更更好吗?何况,当他们觉得不合他们心意时,我会随时会扔出来。”

爱丽丝回到阁楼,时间已经很晚,她把事情一五一十的说出来。

理察未再正式入狱以前,我们会多见他一面。那是在审讯的时候,亲属可以出席聆听。自一九四八年刚愎自用的样子后,现在共产党做事变得稍有点形式。他们向世界宣布,我们不会无故抓人下监,我们也有法庭和法官。

主审官一排五人坐在台上,背后高挂着一面画着德乔治的肖像和其他吃得饱满的面孔。

人民公敌从一个门口被带进来,往另一个门口被押出去——案情聆讯、辩方发言、几分钟内作出裁决。神职人员、农民、吉普赛人、记者,一入一出,就像运输带的操作。

一名清道夫酒后失言,大叫“德乔治是白痴。他应该回去开他的‘呼呼’”(德乔治是一名前铁路工人)。法庭把这种侮辱案情反复讨论,直至清道夫的辩方律师请求法庭从轻发落。“二年”,主审官说。清道夫被送走,跟着是轮到理察。随后我没有听进一个字,理察也没有。我们只是彼此相望,可能是最后的一次。

米海事后告诉我,审讯其实是重听一九五一年的秘密审讯。大赦已被取消,恢复原判。理察被押出去的时候,他转过头来,向着我们发出最后的喜悦微笑。

那名法庭书记,力尽筋疲的矮个子,走过来递给我一张纸。上面写着:理察-魏恩波,生于一九零九年等等,被判入狱二十五年,再加五年。

后来我才发现,写着亦包括一项宠大罚款,再加上其他“法律费用”。因此我们所有财产又再度被充公,这种事都发生在每个政治囚犯的家人身上。我们没有钱,两名税务部的官员上门跟我争论。他们离去时带走几件值钱的东西,是我一九五三年获释后所得来的。

官员留下的:有床、柜和两张椅。我认为自己已十分幸运。但以后六年,他们多次造访,要求缴清付款,充公家物。冬去夏来,我经常要跟那班官斗争,才得留下几根柴枝生火。

那个时候人们都活在恐惧中,每天都有朋友被捕。几乎所有的同工都被关回狱中。日以继夜不停有人从各地来,告诉我们一些恐怖的故事,教会被关闭,信徒被绑架之类的事。

正当事情发展得如火如荼,赫鲁晓夫突然打破政治僵局,到访美国,甚至在一九六零年五月在巴黎举行了一次重要的高峰会议。

有一天我们在兰杜尔小姐的房子中讨论有关的前景。

“萨碧楠,你快要看见,”她说:“在这会议以后,你丈夫将重获自由。他们会达成协议,监狱的门户将快打开!”

后来电话响起—邻居来电告诉我们,有警察在我们的阁楼。

“今晚不要回来!他们肯定会拘捕你。他们已把爱丽丝带走了。”

爱丽丝几乎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不自私、最慷慨的人。她有什么就送给人什么。她关心政治犯人的儿女,这些孩子因父母有罪而被赶到街上。爱丽丝的罪名就是收容犯人亲属。

爱丽丝因为拒绝供出朋友,在盘问时遭受毒打。她的牙齿被踢掉,骨头被打断,后来还判了八年。

当晚警察在阁楼内搜索了两小时,除了爱丽丝,他们还逮捕了一名到访的女孩子。

后来我们回到房子,看见衣服和文件四散地面,床铺竖立,床褥被割开。

米海说:“你知道他们拿走了什么?就是汤玛逊太太医治风湿的药方!”

汤玛逊太太从一名德国医生,抄来多页医风湿的奇怪方法。她再三汀嘱,书是借的,必须归还。“亲爱的,这是一本罕有的书。我只能借你用一天。请你无论如何要好好保管,不可失掉。”事后我费尽唇舌向她解释,书是被警察拿走的,但我想她未必完全相信。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设法得到爱丽丝和其他朋友的消息,可是却白费力气。她们已在监狱的无底坑中消失了。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再听到她们的消息(爱丽丝被捕很久之后,我们才知道她的遭遇)。

我们所有的亲密朋友都不见了。

年老的切夫先生,他就像米海的祖父,可以说,米海是在他膝上长大的。他是一名无师自通的诗人,就像诗人戴维斯一样。他只是个乡下人,未受过高深教育,可是他所写的诗词,充满着属天的真纯和深度。他可能已经被捕。

还有内尼斯古,他也许是罗马尼亚宗教作曲家的翘楚。他留下妻儿五口,他们都被赶到街上去。

还有艾美劳牧师,当我把他的故事告诉西方时,西方人士以为我开玩笑。艾美劳被判二十年,因为他用以下的一节圣经传道:“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

“哈哈!”他们说:“为什么不是在左边?这是帝国主义的宣传!”

线人把这次讲道向上级报告,这句话就成为他被捕的借口。

艾美劳牧师留下妻室和四名子女,他们被放逐到巴华根,一处荒芜之地。一天,艾美劳太太来到我们门前,又病又累,我们把她收留。她的来到不但没带给我们麻烦,她任劳任怨的可爱天性,反而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

现在我们的阁楼住了五个人。

我们怀疑一名出卖艾美劳牧师的男子,有一天他来参加地下教会的聚会。

艾美劳太太低声说:“由他吧。他是被迫才这样做的。”她想宽恕他,把事情忘掉。

但我不能抑制自己。我质问他:为何那样做?

可是他还装腔作势。“他们烦了我好几个月。况且,我也没有说谎。我只是按实回报,他实在是这样说过啊,虽然我同意他所说的话;但他确实是反革命啊。据我看来,我只是履行义务而已。”

“那么你就是站在那无法无天的政权那边吧。就是那杀害拘捕无辜人的,又是用无神主义毒害孩子的。”

他不自在地蠕动身体。“噢,不!当然不是。”

“那么,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你也是反对那政权的,却只是指控你的弟兄呢?”

我满怀怨恨。我晓得有些牧师和朋友,甚至有一名主教,都与理察被捕有关。他们爱自己,过于爱他们所传的原则。我与自己争战,无法停止憎恨那些抢走我丈夫的人,他们还抢走许多人的丈夫。我祈祷,但得不到平安。

后来玛利亚达不知从那里剪来一幅意大利作品,一幅基督钉十架的画像。在房间里,我的眼睛往往望见墙上的图画。每一次我都想起他最后的说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他也说过:我渴了。

那些出卖人的,必定渴求得到赦免!这些我愿意给他们,可是怨恨却把我抓紧不放。

当我想到这里,我内心发生改变。我知道甚至圣徒,有时也会爱自己过于爱 神。一个好朋友名叫慕拿,他是一名路得会的主教,常说,那些被别人称为叛徒的, 神却视他为一名软弱的圣徒。他这样说,并没有介怀人对他的看法,或称他为懦弱的主教。最后,我决定去爱,不望回报。

一九六零年的冬天,雪下得早,街道上积得厚厚的,要是非不得已,人们都尽量留在家中。窗口有片玻璃没有了,米海钉上一块旧地毯挡着缺口,可是寒风照样破隙而入,风声在门下发出阵阵啸声。

“我们不如坐在外面,”玛利亚达说:“这里不见得比外头暖。”

地毯日间把阳光挡住,而夜里虽有通风设备,我们五个人在那千疮百孔的小阁楼内,仍然感到非常闷。

当我忙完地下教会的工作后,我便从一个政府办公室串到另一个,希望把加在理察身上的罚款,获得从轻发落。除非能在指定日期缴清罚款,否则他们便来取走我们所剩下的。我在通风的大堂长凳上等候,填写了数十份复杂的表格。

可是,却于事无补。

有一天,两名税务部的官员猛力敲门,米海开门,他们是来找我的,要求缴交罚款。我当然无法缴付。他们把我所有的家具都登记下来并打算搬走。他们说,要是我找到钱便可去赎回。

我说:“我们没有什么东西,你很快便会登记完。”

他记下椅子、柜、刀叉、一个留声机的旧柜,只是个空壳(是米海以前修理乐器时剩下的)。床铺我们可以留下。不管怎样,它们太旧太破,不适宜移动。

“啡色小地毯一块,”第一个说,用手一拉。地毯从窗口脱落,阵刺骨寒风吹了进来。

“不。还是当作窗门的一部分,”他说:“这儿有人睡。”他们把地毯放回原位。

我感谢他们体谅,可是话还没说完,他们又记起自己的职责。

“你还有三天的期限,要不是你们便完蛋。”

说完就走。

第二天早上,我去见有关的单位,最后终于得到接见。官员坐在一间用硬纸皮间成的小房间里。

“你的意思是,你们还没有把你赶走!”那人大怒:“你以后怎样与我没有关系?法庭的指示是清晰的。你要不是立刻清缴;就要封屋。你不能缴付了吗?算了吧。他们明天一早便会来找你。”

我走下梯级,无法忍住泪水。战粟地咳嗽,我在大堂停了一会,预备冲出寒冷的街道。突然有人拍我的肩膀。

一个高大戴眼镜穿深色西装的男人,跟在我后面。我以为他是另一位官员,再来施加威吓。他迅速的四周一望。

“我知道你的情况,”他说:“在这里,拿着吧。”

随后,他便消失了,赶着跑回他来的方向。

我望着纸币,足够拖延官员多个星期!

回家途中我没留意我的鞋浸湿了,我的手冰冷,身体疲倦。我的心充满灼热的平静。那位仁慈慷慨的先生让我看见了 神的爱。究竟他是谁?

米海小心翼翼的明查暗访,知道他是税务署某部门的一名员工,是地下教会中许多朋友的一位。我们不能见面,因为太冒险。但从此以后的每个月,他都从自己微薄的薪酬中抽出部分给我们送来,直至理察获释。

米海当然被神学院开除。我们的朋友慕拿主教曾竭尽所能,希望把他留下完成学业,但却孤掌难鸣,敌不过院方决定。慕拿博士受到路得会很多人的歧视,因为他公开与共产党合作,甚至曾受他们颁发奖章。他们当然不晓得他向地下教会报告一切与政府高层的会谈,也暗中保护和帮助基督徒殉道者的家属。我现在能把秘密公开,因为他已回天家。

米海想办法投考大学的建筑工程系,他当然不获批准,因为他是名政治囚犯的儿子。

“他们迟早都会发现,”他说:“到时候,他们便会把我撵走,我还是找其他事做。”

我在家里工作设法赚点小钱。我找来一部古老缝纫机,制做运动衣和套头衣。麻烦是当我想工作时,缝纫机总是罢工。

送缝纫机给我的朋友不久发现,连自己也送了出去。他是一名机械工人,几乎每天我都要找他来帮忙修理。

最后他说:“轴承坏了。”

“那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们得把它扔掉。因为我无法找到配件。”

“我的天啊!”我的套头衣,虽然有点走样,但销量总算不错。

“我尝试替你找找。或者可以给你弄一部便宜的。”

一星期后,他带着一对较简单的缝纫机来,是织袜的。现在艾美劳和我又忙个不得了。车针是个问题,它们经常折断,在这个新罗马尼亚,又很难找到后备车针。车针只供应付工厂,我们机械工人设法从他工作单位弄几支回来,可是雇员离开时都要搜身,我不能让他为了一支针而冒坐牢的风险。因此袜子往往多日停产。

我们有一个贩卖袜子的黑市场。法例规定未得国家批准,任何人不得售卖(私人造袜子也是非法的,这点稍后再说),我们的朋友把袜子带到工厂闸口出售,或到跳蚤市场,或在公共车站,任何人群聚集的地方都比较安全。

最后,我们放弃袜子生意,在六十年代,罗马尼亚打破了与西方的经济隔膜。罗马尼亚取得西方的机器和技术,当尼龙袜子在市场出现,我的必定要消失。我对事情发生颇感到愉快。

此后,我把自己赚钱的方针转向教授语言。

“是萨碧楠·魏恩波同志吗?”

入夜之后有一个穿深色雨衣的青年人上门来问。

“我就是魏恩波太太。”

“明天上午九时,请到国家内务处报到。你只要把卡片给守卫看,到上面写着的房间便可以。”他冷冷地看我一眼,然后说:“晚安!”便噼啪的走下楼梯。

没有其他传召比这种官方的传召更可怕。到这内务处的访客,往往变成无形咒语的受害人。有人揭发我吗?当晚,我们在阁楼上只见愁云惨雾。

第二天清早,我收拾小包袱,带了厕所用品和寒衣,与他们道别后便出发。

办公室相当堂皇,铺上地毯,挂上窗帘,又有美丽的女秘书。内务处的列宁肖像并其他肖像都是彩色的,装在框架内。在三脚琴一般大小的桌子后面,坐着一名穿平民服装的胖子,约四十岁。

“魏恩波同志,请坐。”他向一张有扶手的椅子一挥。“我们请你来是因为我们关心你的情况,请把你和你家人的背景告诉我,不要担心!谈话会绝对保密。你有一个儿子(他望望桌子上的文件)米海---他的学业进展怎样---?”

我心知肚明,又是另一次离婚游说。硬功不凑效便来软功。

他既温柔又自信,身体向后张开靠在椅子上。

我回答:“我爱我丈夫,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我仍是属于他的。我们永远相连。”

“现在,容我作个小小的建议。你要你的孩子完成学业,要得着工作的权利,过自己的生活吗?这一切你都可以得到,事情十分简单只要你把身份证明交给我,在四十八小时内,我们会派人送回去给你,上面写着你自己的名字。把那些“离婚”的字眼忘掉。这只是国家请求你完成的简单礼节。这不是件合理的事吗?”他停下来,玩弄铅笔。“当然,如果你不合作,我们还有其他办法。当我们要的时候,必定会达到目的------

我直视政治官员的眼睛。

“假如有一天你也入狱,就像许多其它的官员一样,你会希望你的妻子跟你离婚吗?”

最初他为之愕然,坐起来,然后爆发怒火。

“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吗?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竟斗胆问我!”他把铅笔扔到火炉。“你给我滚,滚出去!不要忘记我对你说过的话!明白吗?”

我拿起小包袱,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走到门口。

“明白吗?”

可是他已经明白,因为那次是他们迫我跟理察离婚的最后一次。

他们改变策略,派人来说理察已经死了。

这件事情发生过两次。

第一次,两个形容憔悴的青年男子来到我家门前,说他们是释囚。我相信他们确是释囚。但他们无法直望我的眼睛。当他们开始形容狱中的理察,我立刻认出他们是奸细。

“可怜的魏恩波牧师,”其中一个胆子较大的说:“我们不知道后来事情怎样。他在末期显得十分情绪化,不与人说话。这是我们在加拿监狱听来的。”

“你们想说什么?他自杀?”

“有谁能够肯定。但我们知道他是被抬走的。要是他真的自杀又有谁能够怪他呢?”

他试图施展狡计,却不知自己选上了最蠢的谎话。

“可怜的魏恩波牧师,他真是个圣人。人人都是这样说。”

“请你们走吧。”我找不到其他的话说。

“魏恩波太太我们想告诉你,我们感到非常难过------

“请你们走吧。”

他们看来十分羞耻和内疚。他们这样做可能是为了一张配给证,或得到一份工作。

第二次,理察的死讯是由官方发表,但不是直接通知我。一名便衣警察拜访我的朋友,说他们不想直接将这伤心的消息通知魏太太。他们要求朋友给我转达,告诉我魏恩波几星期前因病逝世,葬在狱中。

我高兴自己不用面对另一次叫人作呕的会谈。

可是,他们并没有就此罢休。理察的名字现在全国街知巷闻,人们暗中谈论。他成为一个传说,孩子睡觉前必先为他的安全祈祷。官方为了平息传说,不惜释放囚犯,去到较大城镇的基督徒家中,说服人们相信理察自杀的事。可是没有人相信他们的话。

米海因为拒绝共产党的教导和作风,于是被逐出校门。现在米海发现,他们对他的一切了如指掌:他的习惯、他的朋友。他们对每个基督徒都设有档案。你要成为一个间谍工作的鉴定家,才能避开这些秘密警察的耳目。我们知道不断有人监视,这是生命无可避免的一部分。但米海说,教会已被渗透得太深了。

“妈,我不喜欢这样说,但你的心肠实在太软。人容让那些人来到我们的房间:他们只要说‘赞美主!’便可以进来。对于这些线人,我们得态度强硬啊。”

我想跟他争论,但他继续:“妈,我怕他们会再次逮捕你和我。他们晓得我是完全投稿你的秘密工作的。我想到的不只是像我们的人。我们起码晓得危险,并知道生命的目的。我想到的是我在标司认识的一班男孩子,他们一星期被抓两次,遭受毒打,直至他们答应当线人。关于巴素夫的孩子,因贪玩的原故,自行组织一个自由党,他们甚至备有会议的议程和记录。可是,共产党人员也喜欢玩,孩子现在现在都被送进监牢,或者已被打死。

我想到爱丽丝,那可爱、温柔的妇人。手脚张开被绑在长凳上,牙齿被人踢掉的情况。理察第一次被捕时,亦受了很多折磨,虽然他从不提起。他现在的情况又会怎样呢?”

我们知道虽然几外地下教会最近被警察查封,而其他聚会则安然无恙,由此可见,这是线人的诡计,使他们可以继续工作现在我们要采取行动对付。

我们的聚会人数愈来愈多,每次有五十至六十人。要是聚会来了一个有地位的人—一名大学教授或一名党员——我们得特别小心。线人会盯着这类人,这时候我们要把聚会的人数减低,减至只几名可信的朋友。

要找出谁是线人,放出假信息是其中的一个办法。我们把说话传到嫌疑人物的耳中,说在某处将举行聚会。要求所指定的地点附近突然出现比平时多的便衣密探,我们知道那人便是线人。

我们会对他提高警惕,把其他消息保密,不让他知道。“对不起,房子是空的,”我们会笑道:“我们在最后一分钟才改变地址,没时间通知你。”

一名已暴露身份的线人非常有用,你可以误导他。要是你把他赶出教会,他会立刻被一个你不认识的人顶替。因此我们的规矩是,保持友善。

有时,我们可从那些被捕的人所提供的资料,追溯到线人是谁。盘问员没有问的问题,比他们问的往往更重要。

我们有一个秘密印刷苏联语福音的成员,可是当他被盘问时警察竟然对印刷只字不提。我们猜到原因——他的印刷同工是个线人。同工是个基督徒——却受困于贿赂和恐吓之间。

他仍然很有爱心,与我们一起工作和祈祷。他打入我们当中,主要是出于恐惧。

事情就是这样继续。一方面我们要跟风雨挣扎,与那收税的和秘密警察纠缠;另一方面,我们要把地下教会联系一起。至于我们的生活虽然危险,却从不乏味。

十一月我到吉列去。那里安排了一次审讯,开审“耶和华军队”的领袖。那是一个被禁止的宗教组织,以前理察曾多方帮助过他们。我听说我们的一位亲密朋友,一名教师,也在受审的人中。

这军队主要由农民组成,开审当天他们来了几百人。他们安静地站在军事法庭门外等候,当时正下着滂沱大雨。

那些人来自罗马尼亚各地,冒着被人认出和被人出卖的危险,要表示他们对那些为着这信念,接受军法审判之人的耿耿忠心。

当囚车到达,人群趋前去看他们所爱的人。这些衽的男女穿着肮脏、粗糙的囚服,被押进法庭去。

妻子和家人呼喊他们的名字,手中拿着预备好的寒衣和食物。

“退后!退后!”自卫队挥动轻机枪。几个比较年轻的士兵,装出预备开枪的姿态,引起人群一时恐慌。

一名军官向着建筑内的人喊叫:“快打电话增援!”守卫用枪杆作为手仗,把人群赶出院子,出到街上,然后把闸门关上。人群中有男有女有孩子。门外的人开始呼喊:我们是他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所相信的跟他们一样,把我们也抓起来吧。

街尾有一辆车突然出现,满载着警察和枪械。人们立刻争相走避,跑进附近的建筑物内。当车辆过后,他们又跑回来,挤在闸门外。

最后,警察(他们对这样的示威毫无准备)同间让一些直系亲属进内聆讯。一小撮的妻子和孩子获准入内。其余的人只能整天在闸外等候他们设法向守卫游说,让他们进去。直至时候不早,门外人群仍是一样,没有散去。

法庭为了避免进一步的麻烦,把所有审讯一起办完。

接近黄昏时分,猎人开始被带出来,送回监仓。这时候有一名官员出来宣布,裁决要待第二天才有结果。那些从别处来的外张人得到一些富有同情心的人家接待,借宿一宵。我们大多数人都流着眼泪。没有一人有机会能跟丈夫道别,也无法把宝贵的包裹交到他们手里。

我被带到一个地下教会成员的家,与六名丈夫被捕的女人一起。当夜,我们决定通宵为被捕的人祷告。

“明天也未必会宣判,”一名妻子叹道:“罪名会不轻呢!”

审讯“耶和华军队”,这不是第一次。一直以来他们都受到追捕。年龄由二十岁至六十岁他们都抓,绝不放过。

第二天早上,我回到法庭。闸上钉上一张名单,闸门却上了锁,一班愁云惨雾的人围观着。我朋友的刑期是八年。

我冒雨走到火车站,在那儿等候坐火车回布加勒斯特。

回到家中,立即有人叫我到一名秘密基督徒的家里。翠蒂在那儿。她不再是昔日笑容满脸、处事从容的翠蒂,她的样子变得颓丧、悲凄。最初我以为她被人发现。

其他人外出的时候,我们开始谈话,我问她:“是什么事?”

事情是关于她的未婚夫,一个与她同龄的年青人。他们还没有足够积蓄建立自己的家庭,而在另一方面翠蒂觉得自己必须坚守她那危险的岗位,起码暂时是这样。现在男子要迫她拿出爱情的证据。“要是你真的爱我,”每次见面他都这样说:“你不会这样的拒绝我。”翠蒂很害怕会失掉他。她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

翠蒂的问题,就如许多少女的问题一样,是与贞洁有关。究竟是伤害它抑或保护它?回顾三十年前,我在巴黎还是少女的时候,亦面对同样的问题。见过许多世事之后,又在狱中,和在等待理察时,思想了这么长的时间,最后我得到答案。

问“为什么要贞洁?”就等如问“为什么要生命?”同样的错误。贞洁乃是一种天生的恩赐。自生命开始,这个理想在世界各地的大宗教上已被确定,在中国、在希腊众 神中,贞洁早已被认定:它是一个贞洁妇人的梦想。福音是从一个童女的故事开始,刚与当时的麦撒怜派相对。圣女贞德若不是个处女就不能拯救法国。略读李斯乌司的圣德肋撒传你便会因这种德行而爱上她。要是斯宾诺沙和贝多芬没有这种德行,他们能写出如此脱颖的作品吗?

问“为什么要贞洁?”就等如问“为什么要诚实?”,试问问自己,你便可以瞥见你的灵魂。

在世界文学中,我最喜欢两位主角:就是在素威格(SOLVEIG)的柏俊达(PEER GYNT)和哥德的浮士德(GOETHES FAUST)中的关迪珍(GRETCHEN)。

柏俊达本来是名恶棍和酒鬼,但他遇上了一个纯洁虔诚的女孩子。柏俊达知道她一定会等他回来。经过数十寒暑,柏俊达的生活愈来愈糜烂,但他心目中,常想着这位贞洁的女子,她的傅影不断留在他的眼前。当柏俊达回到她那里,他已经年纪老迈,可是一直以来她成了他生命的救星。

关迪珍走路上教堂时被浮士德看见,当时她连抬头正面望他也不敢。在一刻的疯狂,她被米非士屠非利斯引诱,与他犯了罪,可是她在狱中(她称这为圣所)赎罪,得回她的贞洁。她渴望天上的浮士德,同时他对她的思念也领他回到救恩之途。

为何女孩子要保守自己贞洁?因为借此途径,她能感化人类,领人性达到更崇高境界。在监狱中我体验贞洁的珍贵,在那里最贞洁的妇人才能给人最大的帮助。

我们活在这世界的地窖里,远离 神。每次我把灵魂向他的光和爱敞开,灵魂应有长进。

但我们也必须同情人性的失败(在我们里面,也在其他人里面)。在犹太人的“他勒目”中曾这样说过, 神宽容每种罪,但不会放过不贞。想出这说话的拉比,对 神并不认识。事实正与此相反,耶稣最容易赦免的就是这种罪。耶稣知道情欲的催迫,几乎是无可抗拒的。因此他没有定犯奸淫妇人的罪。他吩咐我们对这种罪要特别小心提防,可是如果我们不慎犯上,他要我们知道,在他有赦免的恩典。我们今天的失败可能就是我们明天的成功。 神的宽容是没有限制的,没有任何罪是主不能原谅和赦免的。只要人真心的悔改。

对于像翠蒂这类的青年人,我们可以送上一点实际的忠告。当人竭力去摆脱性欲的思念和罪恶的性欲时,结果刚与预期的相反。性欲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力求挣脱只会被绑得更紧。

因此我们要采用间接的方法才能成功。不要试图减少你所憎恶的思念,它们是不会离去的,反而会住下来。要用美纯洁去充满你的思想,把自己全心全意投入有意义及费时需力的工作。在你的工场上背起基督所托付的责任,这样会使你更像基督。

新生命拥有这种强大的推动力,使你为它燃烧。倘若你赶制的跌倒,要记着, 神的赦免是无限的。有谁能三天之内成为圣人呢?圣它东尼不是花了三十年才成吗?

一九六二年,一股暖风从莫斯科吹来,我们小心翼翼地等待着。他们进行了一次新的解冻谈判,我们开始收到更多从外国寄来的信件。谣言传出,罗马尼亚竭力脱离苏联控制的共同市场经互会,也有谣言说,快将有大赦。

人们的玩笑也比较大胆:

赫鲁晓夫说:甘西迪先生,我该怎样做才好?我用过洗脑方法,又用过铁窗政策,但这些愚蠢的基督徒仍然上教会。我要怎样才能够阻止他们呢?

甘西迪回答:把教会内圣象换掉,装上阁下的玉照。

 

21.投奔自由觅援手

 

每当共产党的节日,我们都留心收音机的广播,希望听到有关释放囚犯的消息。在夜间,我每每不能入睡。

一九六二年五一日劳动节,没有。

八月二十三日自由日,没有。

十一月七日苏联革命日,有几百名刑事囚犯获释,却没有政治犯的消息。

然而,良好的迹象陆续增加:例如跟南斯拉夫进行庞大的贸易往来;苏联语的地位续渐衰落,由其他外语取代其地位;一所国营书店“俄罗斯书店”易名为“世界书店”。

一九六三年八月,干扰西方广播的措施取消了。

在八月二十三日,我们屏息坐在收音机旁收听,渴望听到好消息。又是没有。

一九六四年年初,未经宣布,有一小撮的政治囚犯获释,其中有几个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问他们究竟是什么原因。

他们也莫明其妙,解释说:“守卫走进来,读出一列名字,我们就获释了!”多少个名字?约八十个。

八十个!数目不少!我们知道快会有大赦。与一九五六年所发生的十分相似。会不会是五月一日呢?

可是,那天又没有消息。

一天早上,我在阁楼,玛利亚达冲了上来,喘着气地大声说:“艾丽丝回来了!”

爱丽丝终于回来了,足有四年的时间!我们拿起外衣,跑到街上,跳上电车,赶去迎接她。

我们见她身体瘦弱,形容枯槁,但带着可人的微笑。她有很多的话要说!当时她身无长物,只有背上的破烂衣服。

我答应她:“明日我会给你带点东西。”

她说:“但我知道你自己也没有什么。”

米海笑道:“啊,我们的生活奢华,只要到我们的顶楼豪宅一看便知。”

“墙上铺了地毯,”玛利亚达说。

“窗上也是!”

“自来水。”

“直接由天花板引进!”

我心里想,比起许多其他妇女我们还算幸运。我们四周充满爱心,它给我们处处效力,就好像大树中的汁浆,暗中流溢,也流在地下教会的大树中。

我整夜闭不上眼睛。一早起来我们收拾几件东西带给爱丽丝。她睡在表亲的家里。

现在,我们盼望亲人将很快回来。可是,一星期一星期过去,一月又一日,毫无动静。

一个名叫玛西亚的朋友,几个星期便跑来阁楼一次。

“大赦来了!下星期就是!这回是真的。”

不久,她得了一个“大赦姊妹”的小名。玛西亚非常努力替教会工作,她的丈夫是名政府公务员。因此,她所带来的消息也愈来愈受人重视。

可是当真正的大赦来临,我们各人却毫无准备。

那天是六月的一个星期三,天色蔚蓝,气温和暖,我一早起来出外替家人购物。回到家里,发现当天的报纸已在家中,是朋友上班途中带来给我的。

在正版第一页大字标题刊登着“大赦”两个字。

不是每个政治犯都得到大赦。事实上,报章一点没说清楚是给谁大赦。声明中用了许多保护性的字眼包装着。他们无法承认,数以万计的百姓平民,一直以来受到的是一种不公平禁锢,现在将快获释。这样说会使他们看来愚不可及,又加上莫斯科的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得循规蹈矩。

我匆忙地走到朋友的房间去,一小撮人已聚集在那儿讨论这段新闻。

“将会像去年一样。只赦免刑事犯!”兰杜尔小姐说。

可是“大赦姊妹”也在那里。

“不,不!我不是常常告诉你们吗!让我们祈祷感谢 神吧,稍后你们便会明白!”

于是我们祈祷,然后回家。我回到家里约五分钟,一名领导跑来告诉我,一个旧朋友来电,他刚从加拿获释出狱。

“他说你丈夫的名字也在名单上!也是今天被释放的!他看见理察在监狱的院子等候!他该快回来了!”

她离开后,我尽量使自己保持冷静,继续削马铃薯。但我的心跳得非常厉害,需要坐下来休息。时间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叩门声又再响起,是依仁尼斯古先生,他住在楼下,家里装有电话。他站在那儿微笑。

他握着我的手,说:“有人从城外打电话来找你。”

我走到楼下,拿起听筒,电话另一端是理察。当我听见他的声音时,我无法说出话来。我觉得自己往下跌扔声音在我耳边,像海浪怒号的声音,一阵黑暗温到我的身上。

我睁开眼睛时,只见担心的脸孔在上面望着我。

“她没事了。”

“你刚才晕倒!”

他们也把米海叫了下来。米海对着电话又说又笑,理察当时是住在吉列的朋友家中。

“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妻儿,”他说:“我想我还是问问!”他精神很好心情又开朗,打算尽快赶回家。加拿是在西部省份,离家数百里。他将在吉列坐火车,那是最近的车站。但当晚他需要带领他出狱后的第一个地下教会的聚会(弟兄已给他安排了),因此要待第二天才能回家。

在下午,其他朋友从全国各地的监狱陆续回家。我们在阁楼谈话、等候,各人心情既紧张又兴奋。忽然,梯间传来一阵骚乱,是送电报的,我立刻打开。

理察说:他会乘搭通宵火车明早八时半抵达!我们突然听到一声呻吟,“大赦姊妹”倒在地板上,这次晕倒的是她!我们围着她,打她的脸,给她淋冻水。

那天晚上我们自然没睡。每隔一小时,我们听到新的获释消息。十年十五年没见面的男女,一时走进门来,就好像从死里复活的。屋子满了人,彼此问好,畅谈往事,新的打算,说得兴高采烈。有些朋友因危险的原故不便亲自前来,特地请人送来鲜花祝贺。大束大束的夏日玫瑰,花费不菲。

这些人不便到车站,因此我们把他们的鲜花带去,表示他们的爱心。后来我才发觉鲜花数量不少,大赦姊妹满把剑兰,玛利亚达带着玫瑰,艾美劳太太和爱丽丝手里拿着又白又大的雏菊。在阳光照耀下,我们感到清新早晨的可爱。

每班火车都有一大群焦急期待的人等候着。他们没收到消息,但却满怀希望的,等待他们的囚犯亲友出现。

火车终于到达。巨大的柴油车头,隆隆地从我眼前掠过,我的眼睛不断向车厢搜索。扩音器播出刺耳的宣布,等候的人开始蠕动、推挤。

我先见到理察,他靠在窗前,身体瘦弱,脸色苍白,头发刮光。

神终于把他带回来给我。

他的衣服褴褛,靴上没鞋带,也不容许有鞋带,因为靴太大了。他慢慢的走到我面前,个子高大,不断微笑,拖着他的靴子,他把米海和我两人一起拥抱。车站内人声鼎沸,有呼叫的,有问候的。有人带来了相机,叫我们三人拍照。

人们围着理察,问关于他们朋友亲属的消息,就是那些还没有回来的。

那里我才想起,有很多人还没有回来,也许永远不会回来,因他们已经死在狱中。

“不要说话,”理察说:“让我望望你。”

小阁楼整夜都挤满了朋友、陌生人,是人罗马尼亚各地来风理察的。有的站、有的坐、有的挤,门总是开着,各人都想跟理察谈谈。秘密警察没有干涉,因为他们没有机枪,那是他们唯一的伎俩。他们只远远的站着监视和记录。

理察骨瘦如柴,只有约九十八磅。人经过毒打和洗脑的大难,必须进院接受治疗。虽是住院,人们仍不断走到那里拜访,直至院长抱歉地说,他必须转院。秘密警察提出抗议,因理察不断的转院,最后他转到薛内亚的疗养院。薛镇是昔日夏天皇宫的所在地,罗马尼亚最美丽的山镇之一。可是来人仍然络绎不绝,有骑摩托车的、有骑自行车的、有坐公共汽车的。最后秘密警察发出另一警告,而理察也决定回家,因他在那里没有其他事做。

在布加勒斯特,情形非常混乱。成千上万的政治囚犯一下子获释。回来后,他们找工作、找妻子、找儿女,他们满怀希望,但结果往往强差人意。要他们再度溶入袂别十五、二十年的社会,许多人感到难以适应。无论在人的内心、在家庭、在街上,悲剧比比皆是。

对于这一切的混乱,警察束手无策。因此,理察抓紧机会,再暗中传起道来,他走到接受他讲道的都会讲道。我们又能够重新帮助很多的朋友。艾美劳太太的丈夫还未获释,我们鼓励,帮助她到康斯坦察,享受一次黑海假期。

过了不久,理察甚至获发传道执照,但只限于奥素华村的一所教会,会众不得超过三十六人,人数是受官方规定的。

“如果多一个,”秘密警察警告说:“你便有麻烦。我们认识你,我们会监视你的。”

理察对我说:“我认为我不能在那儿传道。当其他人知道我在那儿讲道,他们必定来。这样我们只会伤害奥素华的村民。”

因此我们决定暂时不到那里。另一方面在布加靳斯特地下教会的工作也实在繁忙,我们无暇分身。在不同地方的秘密聚会——因为聚会仍是违法的——理察领了数以百计的人信主。可是,他仍觉得自己所做的不足,希望能为主多发热心。我们替他惧怕,不知道警察什么时候会再来抓他。当我问他对将来的打算时,他说:

“理想是:我欢喜成为一名隐士,像古时的隐士退到荒山,在那里默想、亲近 神。但现在还距离理想很远。” 

理察知道教会所享有的自由非常有限,因里面布满线人——高至主教、低至平民会众,都有线人监视。神职人员告诉他,要是他们不向警察汇报,教会便要关门。另一方面,青年和儿童受无神主义毒害的情形,比以前更甚。

可是,令理察最为不安的,是听到西方对共产主义的天真信任他们不信共产主义会毁灭宗教信仰。

这时期,我开始与一些联合教会的高层权贵接触,至于循什么途径,我不便明说。他们许多都是党的工具。他们曾公开、伤痛地告诉我们,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毫无选择的余地。

有些从铁幕而来的高级神职人士,是党挑选出来扮演共产党所指定角色的。他们被委派出席国际性会议,但事实上这些人是替地下教会工作的。

当他们回国,便把他们所见所闻告诉我们。他们对一些容易受骗的英、美人士感到惊愕,“这些人竟然完全相信我们所说的话,”他们说:“有些甚至比任何真正的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更加热心。”

有补救的办法吗?

地下教会的领袖见面开会,决定理察应该尽办法到西方去。他的工作是要使人们明白真相,使他们听见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也是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

自一九四八年开始,罗马尼亚一直向以色列出售犹太人。我们出国的希望就要看此勾当。千万的犹太人仍然设法离开,自卫队总部外面,聚集了领取申请表的人龙。犹太人回国已经触怒了阿拉伯国家,这情形使政府对事情谨慎处理;但这些官方的顾忌是可以用金钱来克服的。

官方对我们出国申请,作出多次冗长沉闷的研究。而最后的结果是(一名高层官员透露),我们的档案上印了不可出国。可是我们没有放弃。朋友们建议米海先走,当时他的危险似乎是最大。其他人说,理察应该先去,然后筹钱把我们担保出国。

那时候,大量释囚引起的混乱,风波已过,随之而来的是镇压行动。理察到处受到监视。他如要进入某教会,该会牧师必定事先受到官方警告或威吓。

我们从前楼下的教会已被关闭,变成一所卡通电影院。座位和讲坛被拆掉,窗口被封上。一方面,这给我们一个伪装的条件,使我们住的顶层阁楼很难受到密切监视。影院技术人员、音乐师,书记和其他的人,整天来来往往,使警察难以分辨谁是谁非,弟兄姊妹也比较安全。

透过一些秘密渠道,我们通知远在挪威的朋友安劳莎。她立即行动,替我们的赎金筹款。我们在海外的亲人亦尽力帮忙。但我们最后得心出国,主要是安圳莎努力相助的成果。她说服了挪威政府给我签发入境证,又从挪威的以色列差会并希伯来基督徒联合会(我亦仅此向他们致谢)筹集了七千美元,又在另外的地方筹到三千美元,我的家人也在多方面作出贡献和帮忙,他们的爱心关怀,实使我们感激不尽。

我们从西方来的第一对访客,是欧洲基督教布道会会长海瑞恩牧师,和美国的慕约翰牧师,他们在夜间秘密到访,带来第一批给贫苦家庭的救济。米海发现外面有警察。必定是有人报告有陌生人出现。访客唯有留在我们家中直至凌晨一时。那时,警察以为是个虚报,便离去了。第二天,我们到公园里从二人手中收到一些圣经。甚至在哪儿,我们也受到监视。后来有名线人走来,问了一些旁敲侧击的问题。第二天海瑞恩和慕约翰获准在浸信会神学院中送圣经给学生。他们后来从我口中才知道,在他们离开后的第二天,院方立刻迫使学生把圣经交出。

下一批的访客是从天而降,他们是一些美国人和一位瑞士人。这些人没有理察的住址,他们只有走到官方教会组织去查问。魏恩波牧师?他们当然认识魏恩波牧师,甚至派一个人来当向导。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极之乐意帮忙。因此,这人也跟着他们来到阁楼,离去时,就立刻回去报告,把我们所说的,一五一十报告。

可是,这次会面十分有趣。那名导游只懂法文,不懂英语。于是理察用英语跟访客谈话时,我要替这线人充当翻译。

“我丈夫向我们解释这儿的信仰自由现在他谈到旅游业在这里是很有潜质的,现在他又讲到天气------

与此同时,理察像一列全速的火车,把我们的遭遇和教会的真正情况和盘托出。理察言谈生动活泼,他把所遭遇的事用风趣的方式介绍,使他们不断发笑。

后来,一个美国人说:“先生,这些事都十分有趣,但我们的时间有限,在我们未离开以前,我们希望能跟魏恩波牧师谈谈。”

“我就是魏恩波牧师。”

“不可能!”

“但这是真的!”

“如果你说得如此确实,那必定是真的了。可是经过十四年的铁窗生涯,我们以为会遇见一个情绪低落、志气消沉的人。可是我们找到的却是个充满喜乐的人。”

最后,经过西方朋友超过一年的努力和施加压力,官方对我们说:钱已经收到,你们的出境证将办妥。

理察被秘密警察召去作最后面谈,他们对他说:“现在你可以离开。在外国你喜欢怎样传便怎样传。要是你的说话对我们不利——你将会变成哑巴。”

自那次以后,这恐吓的说话一直留在理察心里。我也需要与官员作最后一次的会面。叩门的是名执行官员,手上拿着一份充公特别的单据。“这次绝对是你缴付的最后机会!”他们没放过。

“明天再来,”我说“到时你可以通通拿去。”

弟兄姊妹远道而来,向我们道别。布加勒斯特的朋友也不停的来到,给我们祝福。第二天清早,我们到达机场。

那天是十二月六日,是圣尼哥拉的节日,他是罗马尼亚东正教历法上的囚犯守护神。一层浓雾似乎要把建筑物和跑道上的飞机溶化似的。

我们坐的是一架古老的DC7飞机,机内有六十个乘客,每个都是被贱卖的,几乎全都是犹太人。大家清早已到达机场,彼此不认识,却感受到心连心的温暖感觉,心中不断为快要逃离共产主义而感恩,但同时更为那些仍然留在它魔爪下的人深感难过。那些官员、护照人员、一手持名单穿制服的少女,用妒忌的目光望着我们。我们快到西方生活,到西方去!

他们设法阻止人群在机场聚集,但那些来给我们送行的人群仍是聚集。我们回头望,向着玻璃屏障里面的人挥手,我们超过湿滑、灰色的沥青,烟雾开始消散。

我们登上飞机,米海发现邻座的乘客是机上唯一的外国人,一名意大利商人。意大利人立刻与米海搭讪,兴致勃勃地问米海许多问题。他没想到,罗马尼亚的情况是这样坏,他以前所听所见的比他现在所知道的,有很大分别。他从前的故事是在雅典尼皇宫餐厅吃饭时所听来的(那是布加勒斯特从战前以来最豪华的酒店)。

米海没有作声。

到达罗马机场时他们一起下机。

米海问:“这里真的是罗马吗?不是东柏林或其他地方?”“当然,当然!”商人笑道:“看见那边的广告吗?可口可乐汽水(用意大利文写的)。你是在意大利的土地上。”

“那么,我便是个自由人了。”他哭了起来。

最后米海说:“先生如果你喜欢听,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罗马尼亚的真实情况,但我不知道我能否令你或任何人明白。”

我们边走边谈,走到海关,我的弟弟和弟妇正等着我们。爱心催使他们专程从巴黎赶来迎接我们。

 

尾 语

 

我们从罗马坐飞机到奥斯陆。理察本来要在日内瓦下机,向他们报告罗马尼亚的逼迫情况。但一名路德会世界协会的秘书在电话恳求理察不要去,因为“苏联人会知道此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怕普世基督教协会的苏联人,我们这些曾用在他们权力下生活过的却没有怕他们。

挪威是个美丽的国家,我们在这里得到一个家。我们又与以色列差会的人员见面他们曾替我们付上部分赎金,我们又见过其他教会的长执。但第一个与我们见面的却是安露莎,她为这次团聚努力了十五年。我们没有忘记瑞典以色列差会的会长可登格斯特牧师,他专程从斯德歌尔摩来见我们。这些年来,他一直天天为我们祷告。希伯来基督教联合会,曾替我们付上另外部分赎金,他们立刻查问关心我们的需要。

后来,我们到了英国。在英国我们的朋友侯斯德,给我们打开大学和各宗派教会的大门,让人终于听到地下教会殉道者和得胜的事迹,那时候地下教会是鲜为人知的。英国的基督徒根本不认识个中事实,共产主义的统治,是不会提到我们第三世界的弟兄姊妹所受的逼迫的。大多数的地方都是由外子领会;有此地方,我也参与。演说在毕列颠帝国唤醒了很多的基督徒。

我们使他们认识, 神地下教会的未知世界。我们同时开始认识这地方,还有美国,并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现在我们才明白贵格利大教皇的说话。当他年青作助祭时,在罗马尼亚奴隶市场上,他留意到那些面貌俊美、身体雪白的年青人,被捆着站在那里,他问:“他们是从哪国来的?”人们告诉他,他们是英国人(即拉丁文的盎格鲁。)“是天使英语中AHGLO盎格鲁和ANGLE天使音近),”他说:“不是盎格鲁。他们的脸貌就像天使。他们皇帝叫什么名字?”回答是“哈尔亚。”贵格利说:“哈利路亚在哈尔亚的领土上被歌唱。”当他成为教皇后,他真的把诺言落实。现在我们听见千万“天使”的爱心,向地下教会唱出哈利路亚。致共产世界的第一个差会就是这样成立。

在奥斯陆结识的朋友,司托狄和洛逊牧师,认为我们应该到美国去。于是理察和金又直到美国的教会、见证会、 神学院和妇女协会中演说和讲道。

理察被美国的参议院邀请演说,后来又被立法院邀请去作见证。他演说时我坐在他的旁边。在场的不单有议员,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传媒报界代表。电视摄象机拍下他讲述地下教会受苦的情况。

“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应该得着你们祷告的三分之一,关心的三分之一,奉献的三分之一------在监狱中,我看见带着五十磅脚镣的人,为美国祷告。但在美国,你绝少听见教会替关在监狱中带着锁链的人祷告。

有议员问他,向上有否受虐待留下的记号。他把上身衣服脱掉,把十八处的伤痕指给他们看,“我不以这些夸口,我只把我教会我国家受虐待的身体给大家看。我只是替那些不能替自己说话的英雄和圣徒说话,为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和犹太人说话,就是那些为他们的信仰而受苦和牺牲的人。”

我坐在他的旁边,脸上不停淌下热泪。在我眼前我看见那些农妇、修女、许多年青的女子、那些新教徒、天主教徒、锡安派的妇女,她们受尽新法老的虐待,盼望 神对犹太人的应许早日应验。我想起那些已去世的,我知道错着死亡,她们已到创造百合花和茶花的造物主的手里。可是我仍然忍不住哭。

后来理察说:“你的眼泪所留下的印象,比我所说的话更深广,眼泪能拆毁最坚固的围墙。”

理察写下他第一本书。“今天殉道的教会——为主受苦”。他念给我听,我坐在沙发上,尝试织毛衣。他边读边哭,而我也哭。那是一本非常简单的书,却不是用墨写成,乃是用殉道者的血泪写成。出乎意料,它竟成为几种语言销量最好的书。透过这本书,我们到访过不同的国家和大洲。这本书亦成为在欧、亚、澳、美自由国家中十九个差会的起步点。这些国家的同工努力合作,把地下教会所需的属灵书籍、电台广播和给殉道者家人的赈济,带给他们。

理察传道永不言倦,他的著作一本一本面世。理察不单止说话,且在红军营中创办了有效的秘密工作组织。有些人质疑他的方法是否可行,可是他们的批评往往来得太迟。理察以行动证实他的想法,他不与别人争辩,只让日后的成果来证明。

我们到过不同的国家,遇到不同的民族,得到非常愉快的经验。我们与德国的弟兄姊妹尤其亲切,在德国我们更有在家之感。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曾有血海深仇。 神替犹太人分开的海称为红海,我想也许不是个意外。那些彼此相爱的 神的儿女,甚至血海也无法把他们阻隔。只有那些心存怨恨的才会遭到溺毙。我们与我们的澳大利亚和毛利的弟兄姊妹,有黑肤色的,也有白肤色的,还有在非洲的印弟安的弟兄姊妹,都有很好的交通。我们在南非聚会,嗅不到种族隔离的味道。聚会中虽然渗杂不同种族和肤色的基督徒,但他们都流着眼泪聆听有关地下教会的信息。

我想想米海一次多愁善感的伤心话,是多年前的:“倘若爸爸真的回来,他不会再是我们所认识的人,恐怕他已变成不知什么的样子,再不能服事任何人。”在非洲,新闻纸报导我们的到访,说:“我们受到一股名叫理察的飓风吹袭。”

理察的教导是:要恨恶共产主义,但爱那些共产党员,赢取他们归向基督。这理论受到广大信徒接受。基督徒开始为地下教会祷告,关心他们并给他们积极的帮助。地下教会的敌人都被基督徒的爱所拥抱,虽然对邪恶的斗争仍然继续。在这场斗争中,理察也攻击那些与共产主义妥协的教会领袖,他们都成为共产主义的傀儡。

理察是理察,而我是我。对我看来,他反对这么多人是过分的。我喜欢他安静下来,有时我告诉他:“在雅歌中,基督有时被比作花。花会被折下枯萎,它整个生命只供人欣赏,又给人带来香气。它不会反对那些想要把它杀戮的人。我认为,这是理想的基督徒生命。”

理察回答:“如果我们不与共产主义斗争,任由它渗透众教会,那些欺压人的便会将我们打败。”我不知道他为何操心这些。教会真实不也是在患难中诞生的吗?她在地下墓窖里不是比在君王的宝座上更华美吗?我们地下教会的礼拜与西方大教堂里的不能媲美吗?在西方,当提到主的受苦,没有人流泪,当听到他的复活时也没有人高兴,可是,在地下教会却不然。

这些理论无法把我的丈夫说服。他反问:“在雅歌中,比拟耶稣的是什么花朵?”我莫明其妙回答:“是玫瑰罢。”他立刻说:“对了,玫瑰有刺。不要摸她,她会把你刺伤。”

我已认识他三十年,我改不了他。因此,我选了较文静的工作,负责组织进出共产国家的事务。我负责训练同工,替他们有关教会的资料,给他们提供圣经、书籍、录音带和援助的金钱。

在共产国家的监狱中,仍囚着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在罗马尼亚,许多我们以前的朋友还在那里。从其他地方每次听到人民受苦的消息,都使我想起过去。一九六九年六月,苏联报章夸口国内成功的搜捕行动,一个名叫纳宾淳的人和他的五名儿子被捕。我想到纳宾淳太太的感受,一个人留在一所空房子的滋味实在可怕。在阿尔巴尼亚,神职人员被扔进木桶中,滚到街上去,然后推入大海。在北韩,在一九六九年一日内杀死了四十五名基督徒。这些殉道者的家人,还有无数其他的,仍在挨饥抵饿;不定期有各地饥渴的灵魂,他们正渴慕得到 神的说话。这些消息能叫我们无动于衷吗?

事情都是我亲自从作传送的同工口得来的。有关传送的工作我们采取了许多预防的措施。工作已经进行了四年,感谢 神,我们的工人在这冒险的工作上,没有一次失手被捕。

我不要跟其他人见面。来到自由世界的神职人员,是来参加普世基督教教会会议的,还有来自参加浸信会和东正教会议的。他们是来宣传和欺骗西方,告诉西方人在共产阵营中存在那不存在的宗教自由。他们是特别的品种,这些从红色军营来的官方教会领袖,理察称他们为“叛徒”。我不会这样称呼他们。我是谁呢,岂敢妄下论断。他们都是不快乐的人,是红色的布偶。但他们可有选择的余地吗?他们有些人等了数十年,希望看见自己的国家自由。多位美国总统许下种种承诺,但没有落实。既然不能寄望西方,就只有委屈求存。他们的弟兄姊妹选择了狱中的牺牲,而他们也选择了明知谎话的牺牲,好使几所教会能继续开放,能举行几次的洗礼、婚礼和葬礼。他们旅行到自由世界宣传苏联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希望西方的基督徒,能从他们无可奈何的热心中看得出坏事的真相(英美的基督徒岂曾环游世界,给人强调自己的自由呢?”)。可是西方的教会领袖看不见内心,他们察觉不到悲剧,竟然把他们所听来的大事宣传,说:“共产阵营有自由!”这些不快乐的造物还必须向警察举报那些他们明知是忠心的人。这是共产“道德”的一部分,西方对这方面似乎无法理喻。

我和一些妇女朋友曾与这类的官方教会领袖会面,是在他们酒店房间通常是夜晚。我不再是年轻,那些共产党特务,不停监视这些代表的,以为这些长袍宽袖、于思满面的主教职员工没有其他选择。因此他们对我们的拜访有他们的解释。

我们与他们一起祷告,有些更成为日后的好帮手。谁改变立场,站在我们那边,那些共产党员无法猜到。可能是位主教,可能是名国安会特务,被派来监视他的。又可能是苏联的外使,甚至是读这些报告的官员。地下教会曾赢取了史域兰娜、斯大林、哥司珍太太,并当代最伟大的苏联作家素真尼先,证实了地下教会懂得怎样工作。

我们的个人生活亦有很大改变。理察在狱中多年,受尽轻蔑和嘲笑,也习惯挨打。现在人人却对他阿谀奉承,态度恭维。可是理察是曾蹈汤火的人,他知道赞赏是不属自己的,荣耀只属于 神。无论是名誉或羞辱都应以谦卑去接受。

最后,我对美国四周的富裕感到害怕。虽然我们开始入住的屋子是加州市郊最贫贱的房子,但比起我们在布市的阁楼,简直是宫殿。我们买了点家俱,又收到别人送的一辆汽车。我为着这些“奢侈品”而忧虑。但理察给我节录一名德国神秘语言者米斯特厄克兹的说话:“若你藐视金钱,便要设法致富,因为你将能够好好的利用你的财富。”致富有何不可?圣经说:“耶和华与人同在------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就让我们有吧,但要紧记我们所有的不是我们的,乃是主的。而主容许我不但给别人,也给自己。 神创造蜜蜂只替罪人制造蜂蜜吗?这种愚蠢的主张是何时发明的?圣徒岂不也有权享受可口的食物吗?我们已晓得怎样处卑贱;让我们也学习怎样处丰富。”

我喜欢圣德勒撒的禁欲主义。我又想起在尼内亚他荥拿镇的苏联弟兄姊妹,他们已经毫无间断的禁食了整整一个星期。为着豁免沉重罚款而祷告(为了缴款,他们已把家园、家具和工具卖掉)。当想到他们,食物就不能下咽。理察非常关心,曾多方的帮助。在狱中,有一段时间他曾一星期禁食四天。

可是,我对理察十分了解,在他身上我看见的,就如许多经历多年苦难的人一样。无可避免的反应定律在他身上发生效应。经历生活被剥夺之后,你会甚至对普通的阳光,都产生冲动,希望立刻尝到其中的每点好处。我并不害怕; 神是公义的,他不会忘记以前的牺牲。理察是知道危险的。而每种你察觉到的危险,便不再是一种真正的危险。

我只告诉他这些:“我听到你说你轻看金钱,我非常高兴——我希望提醒你继续这样。”(暂时没有这种危机。)

米海和他年轻的妻子祖迪也参与差会工作。他们给我们的安慰和鼓励不少。在布加勒斯特,他们已经是朋友,当时米海十六岁,而她只有十岁。她父母把她带到以色列,在那里有一名妇人领她信主,这名妇人是理察在三十年前带领信主的。我们到了西方,祖迪来探望我们。第一天米海问她说:“你是不是将永远与我们一起?”她回答:“当然。”事情就是这样发生。

我们有喜乐的日子,也有忧虑的日子。在过去一年,六名从苏联出来的同工,他们在西方与共产主义斗争,不幸先后被杀。四名在德国、一名在意大利和一名在西班牙。一名天主教修道院院长德根路域,从查尔斯特被人绑架,现在被拘留在南斯拉夫的监狱。共产党人伪造文件,说他被捕不是因为信仰,而是因为盗用教会金钱和犯上同性恋。当理察不在我的身边,我都会为他感到害怕。然而作 神的工既是危险,丢下 神的工不是更危险吗?没有人能阻止飓风,我也无法阻止理察揭发愈来愈多的共产残酷罪行,和狡猾的渗透工作。他因此也触怒了共产党的领导,并他们在教会中的爪牙。我只能为他祷告,愿 神差遣天使来保护他。

那些受到理察攻击的人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他们设法阻挠理察的工作。要是他们事先研究理察的性格,便会明白所做的只会徒然。因为障碍愈高,理察会跳得更高。他开始作基督徒的时候,已面对过重重困难,而那些经历给他带来日后的毅力。

差会的工作使我有机会到访以色列,我见过圣地。我有机会与许多以前的会从再见,我的家人和我的表亲,记得在我被捕之日,他们曾说:“尼沙拿克巴别耶路撒冷!(明年在耶路撒冷见!)”。这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以色列,我们是走在圣地上。当你在基督十字架的所在地敬拜时,会有一种合宜的力量阻止你谈说自己的经历。抹大拉的马利亚曾在此地暗暗的哭,当然她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自己的感受。我诚然不能与她相比。但我也宁愿安静。

当我看见教堂的一部分,隶属一个宗派,而另一部分属另一宗派时,我便感到难过。我有自己福音的信念,但我不会与另一种信念的基督徒争论。玫瑰的名字虽然在各地的称呼并不一样,但它们在每个国家散发出同样的香气,基督徒也是一样。

我离开一个自由的以色列,它虽然四面受敌,却是自由的。捷克有一名得力的“朋友”在她附近,可是朋友是带着锁链的。这件事教导我珍惜我们工作上的敌人:因为敌人有催化作用,使工作昌盛。锡安主义人士的梦想已经实现,而我狱中的犹太朋友也没有白白受苦。他们的梦想也是我的梦想——我觉得与他们同心,因为基督信仰曾教导我去爱我的同胞,并为他们争取利益。

这些朋友却不晓得,在另一个国家, 神正使用犹太人施行另外的奇事。保烈斯柏斯仄勒牺牲他的一切,只是他,一个犹太人,把耶稣带回苏联的文学中,他也因此自共产革命后被驱逐出国。但以理和金斯堡也是犹太作家,而李维诺夫又是一名政界雄师,为着苏联的自由,他们也先后入狱。领导与共产主义斗争的是犹太人。两名东正教神甫(都是犹太裔),毅然抗议族长们与苏联政府勾结。罗马尼亚地下教会最伟大的英雄人物也是名犹太人,叫米兰海莫城兹。他经历了七年的监禁和折磨。那时候,我经常与他的妻子茱妮卡整夜谈论大家所失去的丈夫。现在中德会教会为了报答他,让他在西德的一幢教会大楼当管理人员。他是罗马尼亚人心目中最出色的牧师和传道人之一。可是在德国的讲台上,他可能会成为一名危险人物;他可能会揭露共产主义的残暴罪行。因此他不能传。

神把以色列交回犹太人手中,他也地将委身犹太王基督的人赐他们,叫他们起来服事主。现在我回到自己的工作,偷运走私的工作这不是个讨人喜欢的词语,除非所偷运的是圣经。工作帮助了许多基督徒殉道者的家人,和地下教会的长执。工作是与共产主义的毒素斗争,防止它毒害西方的正当年人。

这工作每天也在增长。殉道者的名字现在遍传世界,孩子睡前也没有忘记替他们祷告。这些实告不会蒙垂听吗?

作为牧师的妻子,我曾多次向年青人讲过以下的故事:一个男孩子站在岸上向般只挥手,旁边的成年人说:“别傻。汽船不会因你挥手而改变方向的。”可是,汽船改道,来到岸边,船长还叫孩子上船。上船后,孩子在船上大声说:“先生,我不是傻瓜。船长是我爸爸!”

我们也晓得那驾御宇宙的是我们的父亲,他必垂听我们的祷告。阿们!